在加沙4000年的建城史上，百年只是一瞬。
  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時期，加沙城是位於亞非文明十字路口的通衢之城和商貿重鎮。19世紀的歐洲旅行者說，這裏的美景堪比法國海濱。20世紀90年代奧斯陸談判期間，世界各國的和平推動者說，一個自治、開放的加沙可以建成「中東的新加坡」。
  但最近一百年，加沙留給世人的印象始終如一。20世紀30年代，英國託管地當局鎮壓阿拉伯人起義時，第一代攝影記者在加沙城拍下士兵、戰車、空闊的街道、坍塌的建築，以及哭泣的兒童。
  然後，加沙經歷了1948年猶太複國戰爭、短暫的埃及控制期。1956年，以色列軍隊第一次佔領。1967年以來，以色列長期占wsaRxt4EE+RNoGzfv2mUh1Im+kYqRmb9hTgrVd9njmY=領和封鎖加沙，其間經歷了失敗的和平進程。2007年，哈馬斯奪權。如今，230萬居民蜷縮在365平方公里的狹小空間裏，人員、物資及燃料的流動被完全封鎖。在本輪「被國際社會看到的人道危機」發生前，這裏已經是「世界最大的露天監獄」。
  「加沙沒有一天沒發生人道危機，沒有一個人不是難民。」阿拉伯哲學家、貝魯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研究委員會主席默罕默德·阿裏·哈利迪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新一輪危機發生後，加沙在我心中又有了新的形象：這是一片『混凝土沙漠』」。另一位巴勒斯坦知識份子描述道：「加沙，就是你為過上體面生活所做的一切，都可能突然付諸東流的地方。」
  「十字路口」的第一抹陰影
  西元1663年，阿拉伯學者兼旅行家阿亞希跟隨從麥加到耶路撒冷的朝聖隊伍進入加沙城。他對這座「寬闊城市」的樹林、橘園、豪宅及收藏豐富的圖書館印象深刻，感慨此地物價低廉，水果豐饒。
  但阿亞希很難理解加沙人。他生長於摩洛哥的宗教中心菲斯，這是一座千年古城，自建城開始就是一座穆斯林城市。加沙的歷史完全不同。比阿亞希晚三百年到訪加沙的法國旅行家皮埃爾·洛蒂從基督徒的視角形容道，加沙是「孤獨之地」與「奶與蜜之地」間的致命邊緣。
  當加沙處於大一統王朝的疆域內，它是「亞非文明交匯的十字路口」。一旦帝國崩塌，加沙就是戰亂頻仍的兵家必爭之地。西元前4世紀，亞曆山大在這裏花五個月打完征服埃及的「最後一役」，然後屠城。12世紀到14世紀，加沙被哈裏發汗國、東征十字軍和西征的蒙古鐵騎來回佔領，埋葬先知祖父的清真寺被改成教堂，又被改回清真寺。
  只有在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統治下，加沙得以喘息。羅馬給了這座城市六百年繁榮，並第一次將之納入「巴勒斯坦行省」的疆域。1980年，瑞士日內瓦大教堂地下出土兩件加沙產雙耳細頸瓶，證明了加沙在帝國貿易中的地位。這些瓶子用於盛放葡萄酒。高盧史學家、都爾主教聖額我略在6世紀寫道：彌撒的最佳用酒就是加沙的葡萄酒，「所有主教都應該努力採購它」。
  相比之下，奧斯曼帝國後期的加沙已不那麼平靜。在前往加沙的路上，阿亞希遇到了貝都因人的劫掠。當時，加沙的世襲總督裏德萬家族（Ridwan）最重要的職責，就是保護亞非大陸間的朝聖者和商隊的旅行安全。
  按照帝國的記載，除了貝都因人，加沙還棲居著敘利亞人、阿拉伯人、德魯茲人、努賽裏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科普特人、土耳其人和猶太人。他們的土地和聚居區模糊交錯，因為周邊治安的惡化不斷向加沙城中心聚攏。這促成了更世俗多元的城市生活，也誘發了族群間的摩擦。
  1894年春天，法國軍官皮埃爾·洛蒂抵達加沙。雖然奧斯曼帝國已經到了衰落晚期，但相比阿亞希，洛蒂看到了更繁榮和現代化的都市。他首先注意到道路兩側繁茂的仙人掌、無花果樹、橄欖樹、橘子樹和玫瑰花叢，以及穿著各自民族服飾走過的市民。無處不在的珊瑚項鏈表明這是一座海濱城市。
  街巷裏有數百種貿易和手工藝產業，以及從城市中心向開羅、耶路撒冷鋪去的電話電纜。當伊斯蘭世界的傳媒先驅創辦巴勒斯坦第一份報紙，其訂戶主要來自耶路撒冷、伯利恒和加沙。
  「這裏有安逸且現代的生活，並與世界其他地方保持聯繫。」洛蒂第一眼就下了結論，「這裏就是應許之地。」和阿亞希不同，法國軍官洛蒂顯然認為「應許之地」應當由《聖經》「賜予的對象」來統治。在清真寺裏，他對著十字軍東征時留下的教堂遺址抹淚。
  洛蒂的旅程折射了西方殖民者對加沙的覬覦。1841年，英國人繪製了第一份詳細的加沙地圖，標注了道路、清真寺、果園和農田。洛蒂訪問加沙同期，英國工程師麥克比恩提出問題：如果奧斯曼帝國崩潰，英國該怎麼攫取最大利益？麥克比恩畫下一張「日不落」藍圖：從埃及、巴勒斯坦到印度，修一條亞非大鐵路，未來還可以連通到歐洲，加沙城將擁有一站。
  另一批人同時注意到加沙。1891年，「猶太殖民協會」在德國成立，在南美和中東地區購置土地建立定居點，以幫助東歐地區備受歧視和迫害的猶太人開始新的生活。隨著金融巨鱷埃德蒙·羅斯柴爾德加入，猶太殖民協會將目標聚焦在巴勒斯坦。他們所購的超過12萬英畝土地，成為以色列建國的基礎。
  彼時，巴勒斯坦沒有清晰的土地所有權，只有模糊的習俗和傳統。1858年，奧斯曼帝國頒佈《土地法典》，開始土地登記。但各族農民都不願意向當局提供自己的姓名。主體民族怕徵兵，其他民族怕屠戮。於是，人們許可當地大族將整個村莊的土地登記為個人財產，但在族群中仍將之視為集體財產。當這些土地被輾轉交易到猶太定居者手中時，對土地歸屬的爭議一直延續至今。
  洛蒂抵達加沙時，當地總督正為轄區最北端的小城格德拉的土地糾紛焦頭爛額。第一批猶太人定居點中，只有格德拉建在加沙行政區內，絕大多數定居點都在加沙行政區以北的雅法。羅斯柴爾德的代理人苦心經營了和雅法阿拉伯官員的關係，但對加沙無能為力。格德拉由此成為首批定居點中和本地人衝突最激烈的地方，定居者也沒有深入加沙地帶擴張。在洛蒂離開加沙後半個世紀，加沙由此成為全巴勒斯坦難民的目的地。
  「露天監獄」的雛形
  1948年5月14日，耶路撒冷總督府上的英國國旗降下，近30年的「英國託管巴勒斯坦」時代結束。時年5歲的埃亞德·埃爾-薩拉傑是一位託管政府加沙籍官員的兒子。他很快理解了「結束」意味著什麼。10月，在以色列軍隊進攻阿拉伯城市貝爾謝巴前，埃亞德家和大多數本地居民一樣，匆匆逃往加沙。
  「我還記得母親把縫紉機也裝進了卡車，父親則不屑地擺了擺手。」埃亞德晚年回憶道，「後來，父親告訴我：當時他們確信兩周後就能回家。」事實上，他們在加沙生活了一輩子。
  1917年，英國遠征軍戰勝奧斯曼帝國，背叛對阿拉伯起義盟軍的承諾，和法國瓜分佔領領土，在巴勒斯坦建立佔領當局。1922年，國際聯盟以「託管」名義將殖民「合法化」，直到1948年聯合國出臺分治計畫。
  作為奧斯曼時代的「都市人」，加沙人對「託管」始終不滿。這種情緒在1921年凱末爾拯救土耳其的薩卡裏亞河決戰後表現得淋漓盡致。當凱末爾戰勝歐洲軍隊的消息傳到加沙，全城的商店被裝飾一新，人們點亮尖塔，升起土耳其國旗，並為這個「繼承奧斯曼」的新國家捐款。然後，一群代表從加沙前往伊斯坦布爾，尋求成為新國家的一部分。他們得到的回應是：土耳其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現狀，接受英國「託管」巴勒斯坦。
  此時，加沙已經經歷了英國和奧斯曼間的三次加沙戰爭，開羅、麥加到耶路撒冷的朝聖商路被新的國境線切斷。加沙失去了「十字路口」地位。到1930年，英國規劃師霍利迪撰寫《巴勒斯坦城市規劃》，加沙被列為「需要關注的貧瘠城鎮」。
  今天的歷史學家認為，加沙在19世紀就融入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但託管當局覺得，那是奧斯曼帝國「阿拉伯式」的融入，必須被更「文明」的歐洲方式取代。今天，巴以衝突的許多問題都可以追溯至英國託管當局的改革。
  比如水的計量方式：歐洲人按體積測算，但巴勒斯坦人以時間衡量，由多個家庭以「天」為單位共用。這與當地雨水分佈不均的地理特性有關，並能保證對水源的集體維護。英國官員認為這是「一團混亂」。他們將「水權」變為新興交易商品，讓猶太定居者以金融家手段拿走本地農民的水。
  英國人發現，猶太定居者更能掌握「文明」的方式，因為他們來自歐洲。歷史出現了諷刺的一幕：在歐洲反猶主義橫行的時代，託管地的歐洲官員卻和猶太流亡者形成了統一戰線。
  與佔領當局建立同期，英國發佈《貝爾福宣言》，放棄了一年前支持阿拉伯獨立的承諾，轉而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占人口少數的猶太精英壟斷了託管政府的高級職務，英國人拿出19世紀測繪好的地理數據，支持猶太金融家興起集約化農業建設。加沙本地粗放的農業經濟就此被淘汰，本地農民則直接被剝奪了升級轉型的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巴勒斯坦成為英國在中東的第二大軍事基地。為保證軍事供給，全面配給制在加沙城實施，水泥被禁止民用，導致嚴重的住房短缺。於是，普通巴勒斯坦市民成為託管制結束前的又一個受害群體。
  西方新思潮疊加日益糟糕和邊緣化的生活，催生了加沙的公共運動。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初，託管地阿拉伯報紙數量的增長速度超過人口增速。加沙城的咖啡館文化形成，成為政治言論的集散地。1936年4月，被稱為「巴勒斯坦大起義」的大規模叛亂發生，託管政府面臨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一系列照搬其他殖民地的舉措迅速出臺。《集體懲罰條例》頒佈，允許英國軍隊在無法找到襲擊者時拆除襲擊發生地的村鎮民房。更普遍的行動是搜查和宵禁。搜查意味著將男人和年輕人帶到村外集中監管，往往伴隨酷刑和毆打。宵禁長達22小時乃至全天。
  「這是快速而有效的懲罰形式，也是阿拉伯人所能理解的懲罰方式。房屋廢墟就是懲罰的永久紀念碑。」一位英國官員寫道。此外，當局首次用簽發旅行證的方式將各省民眾隔絕，加沙第一次淪為「露天監獄」。
  「顯然，以色列政府後來的『借鑒』非常直接，」西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家查爾斯·安德森指出，「他們從英國人那兒吸收的最重要經驗是：要將『日常生活』作為『武器』使用的對象。」
  「真正的封鎖，依靠的不是牆」
  埃亞德·埃爾-薩拉傑被吵嚷和槍聲驚醒。推窗望去，清晨的街道上佈滿屍體。隨即，房門被以色列士兵破開，13歲的埃亞德被槍抵住腰部，押到地窖中。他太害怕，尿了褲子。這是1956年，埃亞德一家搬到加沙的第八年，他人生中無數次直面死亡的第一次。
  1948年猶太複國戰爭開始後，加沙比絕大多數巴勒斯坦城市「幸運」。以色列國父本·古裏安闡述了這場戰爭的邏輯：「我們的戰略目標是摧毀城市社區，這是巴勒斯坦人最有組織、最有政治意識的部分。」他隨後列出了一長串「經歷瓦解、混亂和饑餓，最後崩潰」的城市：海法、雅法、提比裏亞、呂達、貝爾謝巴，等等。
  在此背景下，埃及出兵控制的加沙和約旦控制下的安曼，成為絕大多數逃難者的目的地。在安曼，瞬間增長五倍的人口和杯水車薪的救濟，奠定了巴勒斯坦難民和約旦政府的長期緊張關係。在加沙，6萬市民迎來20萬難民。街上擠滿乞討者和走散哭泣的婦孺。1950年，以色列情報部門報告稱：「加沙的難民註定要徹底滅絕，他們帶去的物資正被耗盡。」
  從那時起，以色列政府確定了「基本政策」：封鎖加沙。今天，學界對「封鎖加沙」的目的有多樣解讀。有人認為這是以「最小責任」實現「最大控制」；也有觀點認為這是為了將加沙作為切割巴勒斯坦領土的「試驗飛地」。最知名的闡釋來自哈佛大學研究員薩拉·羅伊，她認為以色列在實施「去發展」政策，為的是確保加沙不斷跌入貧困與絕望的深淵，從而徹底喪失反抗能力。
  不過，最初封鎖的原因可能並不複雜：在加沙無法生存的難民三三兩兩偷越火線，回到世代耕種的農場上收集食物。以色列軍方認為，這意味著巴勒斯坦人行使「回歸權」的願望還未被撲滅。1949年，以軍南方司令部宣佈，加沙邊境「一旦發現陌生人，無須逮捕審訊，即刻槍殺」。
  另一方面，以色列政府深知逃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帶去了怎樣的仇恨。1948年戰爭期間，閱讀了士兵打碎孩子頭骨和奸殺婦女的報告後，時任以色列內閣部長阿哈倫·齊斯林對同事說：「我覺得正在發生的事情傷害了我的靈魂……猶太人表現得像納粹一樣。」他補充道，政府必須調查這些罪行，但「我們必須向公眾隱瞞，我們甚至不應該透露我們正在調查」。
  封鎖是封口的捷徑，也是保護新建立的以色列國民免受復仇怒火攻擊的辦法。中東政策專家塔裏克·巴科尼指出，本質上，「當以色列承諾為其公民提供安全時，它說的其實是要提SYtGrtoHd193g6aRq/meKU0QPtJ3/Yn1pWUh2J+i1II=供暴力」。以色列著名將領阿裏爾·沙龍進一步指出，封鎖的最好辦法就是用軍隊佔領，用猶太定居點分割，同時控制一切生活資源的供給。這成為以色列1967年開始對加沙長期佔領的理論基礎。
  從1967年到1990年，猶太定居點、耕種區及周圍緩衝區逐漸佔據了加沙58％的土地。本地人擁有的農田面積減少一半以上，剩下的田地也幾乎無法耕種，因為最嚴厲的供給和資源限制指向的就是農民。農業是難民湧入後的加沙唯一還沒有崩潰的經濟部門。
  軍事管制令要求加沙人鑽探水井必須獲得特別許可，這種許可幾乎從未被發放。另一方面，猶太定居者鑽井不需要任何手續。美國學者布萊恩·巴伯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道，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他開始定期訪問加沙時，他看到定居者們用水灌溉著小花園裏的玫瑰花，而幾公里外的本地村莊飲用水都需要聯合國援助。沒有水，加沙人最引以為豪的柑橘已經變成稀有產業，種植千年的橄欖樹也被定居者砍伐殆盡。
  阿裏·哈利迪指出，今天談到對加沙的封鎖，人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高科技的隔離牆，以及無人遙控機槍、閉路電視、紅外探測器、電子圍欄，但實際上「真正的封鎖不是通過實體的牆來完成的」。
  「暴力回應暴力」的迴圈
  1970年，以色列全面佔領加沙的第三年，埃亞德·埃爾-薩拉傑在埃及完成了醫學學位，成為加沙希法醫院的兒科醫生。以色列情報人員找到剛上班的埃亞德，讓他提供埃及的阿拉伯學生活動分子資訊。埃亞德拒絕。第二天，他被解雇。
  埃亞德向以色列政府和議會發出抗議信，譴責情報官員將醫院變成「間諜招募所」。希法醫院的醫生集體罷工。幾天後，埃亞德接到通知：可以回去上班了。這是上世紀70年代加沙新精英階層「非暴力抵抗」中的一件小事。
  華盛頓中東研究所創始所長邁克爾·哈德森指出，和許多殖民地的情況一樣，以色列佔領加沙後，城市抵抗精英大多是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教師、工程師和醫生。埃亞德家是加沙城典型的上層家庭，他的父親是原託管政府官員，到加沙後在近東救濟工程處擔任管理職務。
  他們行動頻繁：學生教授罷課，律師抵制軍事法庭，精英群體和約旦河西岸配合發起「不服從運動」，包括拒絕納稅和抵制以色列貨物。他們在國際社會佔有話語權。後來的以色列談判代表阿莫斯·吉奧拉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當巴以雙方就加沙地帶落實《奧斯陸協議》的具體問題談判時，「既不用希伯來語，也不用阿拉伯語，也不需要翻譯，完全用英語對話」。
  但另一方面，抵抗精英和受到宗教、土地等傳統因素驅動的底層反抗者缺乏聯繫。8萬市民和20萬難民被市政府和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分開管理，市中心的罷工和抵制活動從未在難民營引起反響。難民被視為借住者，只能在市長拉沙德·沙瓦開設的果園和工廠承擔低工資的季節性工作。市議會的其他成員控制了以色列資本之外的本地銀行業和輕工業。
  底層抵抗者在貧困和絕望中走向激進。形形色色的遊擊隊藏身於城鎮中心，不僅向以色列軍車投擲手榴彈，也襲擊「象徵統治秩序」的銀行、郵局和市場。他們嘲諷本地精英和「不可靠的國際社會」，指責市長沙瓦「唯一在乎的事情就是保證自己的橘子出口」。
  事實上，隨著以色列對土地和水源的封鎖，沙瓦的橘園產量日益下降。佔領者一邊扼殺本地精英的生意，一邊切斷他們和底層之間的聯結。期望為民眾提供醫療服務的埃亞德·埃爾-薩拉傑一度被以色列政府驅逐出境，大學生們發起的工會組織被以色列軍警解散。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義前夕，一些工會成員在紅十字會辦公室舉行最後一次選舉。他們被沖進來的以色列士兵毆打，然後被投入監獄。
  不分青紅皂白的大規模逮捕，讓世俗青年知識份子在監獄裏接納了「聖戰」的激進觀念。他們開始傳播黎巴嫩武裝分子的神話：據說這些黎巴嫩人持續不斷地進行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讓以色列筋疲力盡，因此在1985年撤軍。
  在激進反抗者和佔領者的兩面夾擊下，本地精英失去了對加沙城的控制。暴力事件開始頻發的1982年，市長沙瓦、市政府高級官員fw/BC7sUkhIVCjfNpUAKog==、市議會議員同時被趕走，以色列軍隊全面接管城市。五年後，改變中東歷史進程的第一次大起義在加沙首先爆發。
  起義發生後，埃亞德開始在希法醫院兼任急診醫生。和起義者進行廣泛對話後，他作出了敏銳但悲觀的判斷：加沙民眾有不屈不撓的毅力、巨大的勇氣，但「暴力的後遺症是有毒的」。向坦克投擲石塊的男孩被奉為「民族英雄」，卻不能掩蓋暴力帶來的心理創傷和不安全感。從心理學的角度，埃亞德預測，以色列的鎮壓和加沙人的反抗都將變得更加冷酷無情。
  一個歷史性誤會加速了悲劇：1987年起義發生後，以色列外長佩雷斯對巴以關係的未來深感憂慮。他提出：是否可以在加沙實現非軍事化，撤走部隊和猶太人定居點，允許巴勒斯坦人自治？佩雷斯的觀點遭到以色列右翼的猛烈攻擊。而另一邊，許多巴勒斯坦人據此認為，暴力可以換來對方的讓步與和平。
  在加沙，激進團體開始被奉為「真正的英雄」。他們往往帶有宗教極端色彩，他們的支持者開始襲擊酒類商店、餐館和電影院。這些店鋪在加沙城存在了百年，突然被視為「異端」。20世紀90年代開始，哈馬斯成為最知名的激進武裝團體。2004年，亞辛遭以色列軍隊暗殺身亡，20萬民眾參加了他的葬禮。
  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前高級官員葉茲德·薩伊格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中東和平進程的失敗，固然有國際格局變化和以色列政府「右轉」的因素，但在和平進程陷入困境時，巴勒斯坦領導人錯誤地允許民眾在2000年第二次大起義中使用暴力，「以為這樣可以讓以色列政府回心轉意」。以色列政府用更大規模的暴力給出了答案。
  此後20年，「暴力回應暴力」的迴圈升級始終持續，敢於公開發聲呼籲非暴力的雙方知名人物越來越少。在加沙，埃亞德堅持非暴力原則，遭到同胞的逮捕和毆打。監牢中，他聽到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審問。「先是平靜的審訊，漸漸地，審訊者的聲音變成喊叫。突然，他開始用希伯來語！」埃亞德驚呆了。
  埃亞德將此視為一個生動的心理學例證：曾經是以色列監獄中受害者的一名巴勒斯坦人，在成為審訊者審訊他的同胞時，在最能表達自身權力的象徵性場景下，下意識地開始使用以色列軍官當年審訊他的語言。這說明，「暴力迴圈」已經慢慢刻進每個人心裏。
  2007年6月，哈馬斯解散法塔赫部隊，驅逐其領導人，取得對加沙地帶的完全控制。2013年12月，埃亞德因罹患白血病去世，終年70歲。不到半年後，以色列軍隊和哈馬斯的又一次大規模衝突在加沙地帶爆發，造成約1500名平民遇難。
  「你無法從加沙人口中聽到『絕望』」
  經歷了百年的戰爭與封鎖，到2023年10月7日前，加沙居民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親歷者的講述以及貝魯特巴勒斯坦研究所發佈的系列回憶文章，可以勾勒出一個大概。
  清晨，如果是被窗外麻雀的叫聲喊醒，而不是被火箭彈的聲音或以色列軍方的電話驚醒，這就是幸福的。人們不必掏出床下放好衣服和證件的應急包，而是可以坐到餐桌前，和在歷次衝突中倖存的家人一起吃早飯。
  在多數人家，桌上通常沒有肉和牛奶——那是受到嚴格管制的進口商品。可能有鷹嘴豆泥，可以喝到橘汁或葡萄汁。人們一天兩餐，靠咖啡和茶熬到晚飯，這是長期封鎖後形成的習慣。
  能在自家房子裏享用早餐，已經顯得奢侈。以色列2005年撤軍時破壞了1500多套住房。接著是2008年、2012年、2014年的大規模軍事行動。2008年，不到一個月的「鑄鉛行動」導致6000套民房被炸毀。聯合國人居署評估稱，按照加沙能獲得的建築材料計算，重建需要80年。
  2005年，以色列從加沙地帶撤軍並撤出非法定居點，對加沙的封鎖進入「第三階段」。哈佛大學研究員薩拉·羅伊將這一階段稱為「去發展」進程的最後一步：加沙的經濟和社會基礎已接近「全毀」，剩下的只需任其自生自滅。2008年，美國駐以使館向華盛頓報告：「以色列官員多次向我們證實，他們打算讓加沙維持在瀕臨崩潰的狀態。」聯合國安理會則多次在決議中強調，由於封鎖從未解除，加沙從未改變「被佔領土」性質。
  如果成績優良、家庭富裕，加沙學生可以參加為期21天的複雜高考，通過阿拉伯語、英語、文化、地理、歷史、數學和宗教測試，然後繳納約1000美元學費，進入本地大學讀書。加沙人的識字率高達97％，哈馬斯也不敢關閉高等學府，這裏的傳統是「家庭第一位，教育第二位，其他都不如這兩者重要」。
  但是，學歷和成績不能讓加沙人找到工作。加沙的貧困率和失業率超過六成，原本可以容納4萬人就業的輕工業，經歷佔領後只剩下800名從業者。學校、醫院和基層政府的7萬名公職人員由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支付工資。由於西岸和哈馬斯的緊張關係，這些城市精英過去十年經歷兩次減半降薪，如今「最體面的職業也無法維持基本生活」。
  經商呢？2005年以來的戰爭摧毀了上萬家企業。市中心商鋪的商品局限在電話卡、電纜、日用工具等少數品類，要麼就是賣烤肉。店主日復一日降價，但依然沒有顧客。更大的生意幾乎絕跡：少有人能應對以色列政府不斷變化的進出口商品許可清單。一些農產品符合要求，但承受不起長達數月的審批流程和高昂的貨運成本。
  為了生存，從加沙南部的拉法地區到埃及境內，長不過一公里的短途商業地道多達上千條，支撐起平時生活的基本需求。常見運輸商品包括被以色列禁止進口的農業種子、殺蟲劑、鋤頭等農具，過節時則會有新鮮牛羊肉和玩具。隧道工人一度是加沙收入最高的群體：每天輪班12小時，日工資75美元。但隨著「內卷」，現在的隧道建築業已經擠滿廉價童工，因坍塌事故死亡的數據則無從知曉。
  另一種冒險謀生的方式是捕魚。漁業是海濱城市加沙的歷史性產業，得益於海洋的饋贈，崩潰得不像種植業和輕工業那樣徹底。「第三階段」前，加沙有上萬漁民，現在還剩下兩千多。
  然而，2006年和2009年，以色列海軍兩次更新對加沙居民的出海限制，從20海裏減少到3海裏。這意味著價格稍高的大型沙丁魚和金槍魚產區無法抵達，95％的漁民每天收入不足5美元。捕魚也不比挖隧道安全：2019年，以色列海軍對3海裏附近的漁民開火347次，基本上每天都在攻擊。
  加沙人不得不冒險。他們需要考慮自己和親人遭遇疾病時的巨額開支。這裏每年有超過1500人被診斷患癌，但化療藥物及放療設備已被禁止進入加沙，80％的常見抗癌藥物匱乏。想求生，就必須去耶路撒冷看病。昂貴的醫藥費和生活費還在其次，這首先需要加沙地帶衛生部門批准，然後材料會被提交給以色列安全部門。每一輪有不到半數的申請得到批准，但大多數人熬不到那一刻。
  工作和疾病之外，加沙人需要面對的第三個難題是處理和哈馬斯的關係。哈馬斯宣稱自己贏得2006年的選舉，所以是「合法政府」。以色列政府「認同」哈馬斯的說辭，稱大多數加沙人「選擇了哈馬斯，也就選擇了懲罰」。
  親曆者清楚哈馬斯奪權的真相。「我記得哈馬斯在街頭殺人，把人從樓上往下扔，」曾任以色列駐加沙部隊總法律顧問吉拉奧說，「那是一段殘酷的鬥爭。」布萊恩·巴伯是唯一在加沙進行過大規模人口調研的學者。他說，絕大多數加沙人不支持哈馬斯的意識形態，但「他們別無選擇」。
  「事實上，考慮到2006年以來加沙地帶從未舉行過任何『選舉』，2023年10月以來被殺的加沙平民中的大多數人，從沒有投票給任何人的機會。」貝魯特巴勒斯坦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穆因·拉巴尼說。
  和哈馬斯成員具體接觸像「開盲盒」。巴伯有差點被打的危險經歷，也曾遇到表面尊重他的哈馬斯高層。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中東學者詹妮弗·洛文斯坦先是遇到粗魯的哈馬斯官員。第二天，另一位官員遞給她茶和巧克力，笑著說「你沒必要一定戴頭巾」。
  但現實是，在公共場合戴頭巾成為絕大多數加沙女性的選擇，雖然她們大多拒絕在家裏佩戴。哈馬斯禁止男女在音樂會上坐在一起，也不允許說唱等「新音樂」公開演出。一些地區的哈馬斯官員禁止居民去網吧、觀看好萊塢電影。在另一些地區，基層治理的權力被讓渡給學者、教師等地方精英，他們並不控制人們如何娛樂。
  相較於生死難題，日常的困難顯得「微不足道」。外界常談論加沙的電力短缺。「第三階段」的一大特徵是以色列政府進一步削減對加沙的電力和燃料供應。以色列最高法院批准了削減，認定加沙人不需要天天有電就能生活。
  加沙人確實活了下來。當一天只有4小時、3小時乃至更短的供電時，全城響徹發電機的噪音，隧道走私來的燃油變成黑煙，籠罩在城市上空。坑窪的街巷裏串起長長的電線，以便鄰居們共用。大學裏的工程師自主研發出太陽能套件，在夏天足以為一個家庭供電。唯一的問題是，製作材料需要走私，多數人承擔不起高昂的費用。
  「第三階段」的另一個變化是外國人越來越少了。對外國記者和學者來說，抵達加沙意味著在本·古裏安機場經受數小時的羞辱，包括單獨脫衣檢查和安全官員訊問。如果有幸通過第一關，他們將在埃雷茲檢查站外的塵土中等待，可能很快，也可能是半天、一天或拒絕。唯一簡單的環節是證件：神通廣大的本地仲介能同時搞定以色列國防軍和哈馬斯的通行證。「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做到的，但每次他們都能做到。」
  現在，這種艱難的抵達也變得不可行。自2023年10月以來，任何國際記者都無法得到進入加沙地帶的許可。
  常去加沙的學者不認為加沙的休閒生活是沉悶的。私底下，加沙居民避開哈馬斯成員偷偷飲酒。人們熱愛聚會，常去海灘和咖啡館。哈馬斯沒能禁止街頭文化，一些店鋪的招牌由塗鴉藝術家完成。
  本地藝術家最知名的創作是「加沙地鐵」。他們在加沙城周圍豎立起「M」(Metro)的月臺標識，象徵四通八達的隧道網路。藝術家們遇到的問題是：以色列軍方可能將這些標識牌識別為軍事設施加以打擊。
  年輕人的愛好是跑酷和衝浪，這能帶來「穿越隔離障礙的自由感」。不過他們不能跑太遠：上萬件戰爭遺留爆炸物還未被拆毀。衝浪者隨時能看到3海裏邊緣的以色列巡邏艇，以及盤旋在海灘上的以軍無人機。2006年，以色列巡邏艇炮擊海灘上的度假者，8名平民遇難。2014年，9名在海灘咖啡館看世界盃比賽的年輕人，和4名在海灘上玩要的兒童，死於以色列海軍的炮火。以色列政府承認其中一些行動是「悲劇性的誤殺」。
  「加沙人生活艱難，但不言放棄。」巴伯說，「你無法從一個加沙人口中聽到『絕望』。他們總是滿懷理想，直到被殺死。」
  （曹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