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港澳辦微信公眾號消息，七月四日上午，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北京看望出席全國青聯十四屆全委會的港澳地區特邀委員並與大家座談交流，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啟方、副主任王靈桂、室務會成員向斌一同看望。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阿東，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全國青聯主席徐曉參加活動。
  上述報導顯示，徐啟方已擔任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級），填補原任此職、已經調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的周霽遺下的空缺，但周霽仍然按照組織規例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其實，據有關信息透露，徐啟方於七月二日就已經到港澳辦上班。不過，新華社尚未發布有關的任免消息。徐啟方在調任港澳辦副主任之前，是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因而有分析指出，他作為一名在人事與組織方面具豐富經驗的官員，此次調動意味港澳辦以至整個中央港澳體系的人事組織或面臨一次新的調整。
  公開簡歷顯示，徐啟方出生於一九六五年八月，陝西安康人。一九八六年七月參加工作，一九八六年七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職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曾在陝西工作多年，擔任過安康市市長、寶雞市委書記等職。二零一八年七月，徐啟方任陝西省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繼續兼任寶雞市委書記。二零二一年一月，徐啟方跨省履新，任海南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同年十二月兼任儋州市委書記、洋浦經濟開發區工委書記。二零二二年四月，海南省委換屆，徐啟方當選為省委副書記，後兼任省委政法委書記。二零二二年十月進京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曾經兼任國家公務員局局長。當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二十大」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招待會，徐啟方以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身份出席，並回答了記者提問。二零二五年七月，升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級）。徐啟方是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徐啟方此前任職的中共中央組織部，是中共中央主管人事、黨建工作的部門，負責對中共幹部系統的宏觀管理，包括管理體制、政策法規、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的規劃、研究、指導等，以及對中央管理單位的領導班子換屆、調整、任免等提出建議。另亦負責中共幹部人才培訓與教育。
  而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分管港澳辦辦日常工作，在其管理架構中排位僅次於辦主任。徐啟方升任港澳辦正部長級的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之後，有可能會在熟悉港澳辦的工作後，以其年齡優勢，在未來適當的時候「坐正」為港澳辦主任。
  而已經調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的周霽，出生於一九六四年五月，湖北省襄陽市人。一九八四年七月參加工作，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大學學歷，工程碩士。曾長期在湖北省工作，任仙桃市委書記、十堰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市長，十堰市委書記。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升為「中管幹部」，任湖北省委常委、宜昌市委書記。二零二零年十二月調任河南省委常委、省政府黨組副書記。二零二一年一月任河南省常務副省長，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升任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兼任省委政法委書記。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升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並明確為正部長級。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接替鄭雁雄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周霽是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代表。
  徐啟方、周霽兩人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在從事港澳工作之前，與港澳社會的關係並不密切。這讓人回憶起在一九八三年廖承志病逝，姬鵬飛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後，香港中聯辦的前身——香港新華社原社長王匡被解職後，姬鵬飛起用在蘇北革命鬥爭時期的老戰友許家屯出任香港新華社社長（港澳工委書記）時，陸鏗先生的分析，中央將與港澳社會關係並不密切的「外江佬」許家屯調任香港新華社社長，並逐步調走原與香港「大媽沙」關係極為密切的「東江縱隊幫」，就是為了避免被「圍獵」而導致對香港社會態勢作出誤判。
  而徐啟方、周霽兩人還另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曾經長期在地方工作，具有豐富的經濟工作經驗。因而有利於推動香港在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的經濟發展工作，尤其是對周霽而言。也就是說，鄭雁雄所肩負的「由亂到治」階段任務已經完成，在香港進入「由治及興」新階段後，就應當由熟悉經濟工作的官員來指導香港的工作。亦即是在《香港國安法》頒布五週年，及為《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尤其是已經平定暴亂後，中央對港工作的重點更加偏向於經濟和民生，中央選擇民生和經濟發展方面的能手，取代國安背景濃厚的人物出任駐港領導高層，更易凝聚資源和信心，朝經濟目標開拓。而且，兩人沒有被美國列入「制裁名單」，有利於香港「走出去」，重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及航運中心地位。
  筆者此前曾經分析，在香港完成「由亂到治」階段後，可能會像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推動改革開放那樣，在港澳兩特區必須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戰略轉移。在繼續保持對分裂國土者實施高壓的同時，應是將主要精力用於「拼經濟」，以提高港澳居民的生活品質來促進心靈契合，增強他們對國家的向心力，讓他們也能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榮光，真正展現「一國兩制」的優越性。這就是「由治及興」的主要任務。
  其實，早前不少人在分析「港獨」勢力的成因時，就已指出，除了外部勢力要將香港澳門也拖落「顏色革命」的泥淖這個最重要最關鍵的因素之外，還有另一個不容忽略的原因，就是香港、澳門回歸後，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後，內地發展極為迅速，香港、澳門雖然不能說是沒有發展，但已經與內地拉大了距離，香港的「GDP」在全國所佔比例一再降低，整體經濟先後被廣東、江蘇、山東等省級行政區域所超越，甚至連曾經的荒蕪漁村深圳也已經超越香港。澳門更是如此，珠海也已超逾澳門。因而使得一些港澳青少年緣由的「優越感」失落，「驅蝗」、「支國」等分離言行就正是這種心態的反映。
  因此，中央的戰略轉移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原理，主要矛盾解決了，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只要將港澳的經濟搞好，改善民生，特別是讓廣大普通民眾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也讓年輕人能夠拓展發展空間，這種失落心理就可以自然逐步消除。因此，趁著打擊「港獨」勢力已經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今後在繼續防範「港獨」死灰復然的同時，就必須要主要精力轉移到發展經濟上來。總之一句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港澳兩特區也是重要的組成部份。必須落實貫徹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的目標，讓香港、澳門同胞同祖國人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