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團在促進國民黨軍隊抗日，壯大抗日人民武裝力量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2月，第四戰區動員委員會通知全省的戰時工作隊一律開到韶關集中。當服務團第一、二隊奉命從高明、鶴山出發，徒步跋涉到達曲江時，接到的卻是宣佈戰工隊全部解散的消息。於是，團員們與來自廣東各地的800多名戰工隊隊員一起，立即在曲江遊行示威，向第四戰區司令部請願，要求安排抗日工作。當時，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餘漢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等國民黨廣東地方實力派為保存力量，不被蔣介石吞併,也為了標榜抗日，藉以出大自己勢力範圍，表示願意接受戰工隊到他們軍隊中幫助整頓軍隊，訓練幹部。中共廣東省委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凡我們的幫助，能推動國民黨及其軍隊之進步，有利於整個抗戰，應決心幫助之」的原則，為爭取屬於中間勢力的餘漢謀軍隊，同意這批戰工隊員參加十二集團軍政工隊，並派一批未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參加進去，從中起推動作用，並帶動華僑、港澳同胞以及內地青年參加該部隊，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改造舊軍隊，以利於團結抗日。在有關方面的安排下，廖錦濤、沈文略等先後組織了服務團的一、二、六、七、八、九、十和機工隊100多人參加了第十二集團軍政工總隊。政工總隊的隊員中共產黨員約占三分之一，其中包括廖錦濤、李信等。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決定，在政工總隊中建立了中共地下黨組織—工作委員會（工委書記廖錦濤），由中共廣東省委直接領導。後為了適應黨員分散到各部隊活動，將工委撤銷，改為黨總支，廖錦濤任書記。政工隊隊員深入到連、排加強對士兵的思想教育，激發士兵的抗戰熱情。同時，做好駐地群眾的工作，建立軍民合作站，向群眾宣傳抗日保家和軍民合作的道理，改善軍民關係，加強了軍民合作。農忙時，政工隊員與官兵一起幫助群眾插秧、割稻；作戰時，政工隊員一邊上前線鼓舞士氣,一邊動員群眾支援前線，對推動國民黨廣東軍隊在第一、二次粵北戰役中抵禦日軍進攻起到積極作用。1940年1月28日，李煦寰發給廖錦濤、李信、張釗暨各隊員證明書，表揚來自澳門的四個隊（服務團第一、二、六、七隊）隊員「自去年3月以來，均能實幹苦幹，努力負責，殊堪嘉許。」餘漢謀也於2月2日發給證明書，表彰服務團各隊。
  「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第十二集團軍當局的政治態度明顯轉變，餘漢謀等向堅持抗日的優秀青年施加毒手。1941年6月13日，廖錦濤等3人突然被捕，廖在囚室中被迫害致死，一些政工隊員相繼被捕。廖錦濤遇害事件在海外華人、港澳同胞中引起強烈反響，香港不少報刊報導了其犧牲經過，表示痛惜和哀悼。10月，澳門四界救災會致電質詢第七戰區司令餘漢謀和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為什麼對熱心愛國積極抗日的澳門傑出青年加以逮捕和殘害！對義正辭嚴的指責，第七戰區當局不敢置答。
  為積蓄力量和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根據中共廣東省委指示，在第十二集團軍內工作的服務團各團員陸續離開崗位，轉移到西江、北江、東江及珠江三角洲乃至廣西等地農村，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或投身抗日武裝鬥爭。
  推動澳門愛國學生運動
  在大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同時，中共黨組織加強了對香港、澳門等地愛國學運的領導。1939年春夏之交，廣州、香港、澳門三地學生代表團在香港舉行穗港澳學生工作聯合座談會後，三地學生團體便經常保持聯繫。同年五六月間,國際青年來華代表團到香港，三地均派學生代表團參加歡迎會。各報以大字標題刊登來華代表團的演講，對港澳學生鼓舞很大。1938年6月，中山紀念中學遷往澳門。該校的中共黨組織積極動員了一大批學生返回中山及附近地區參加遊擊隊。該校學生陳建中（中共黨員）曾動員並帶領部分澳門進步青年參加東江抗日遊擊隊。陳建中於1943年，在惠陽三洲田阻擊日軍的戰鬥中犧牲。1940年3月中山淪陷後，中山縣聯中遷到澳門，在筷子基附近租了幾間倉庫作課室上課。中共中區特委書記羅範群曾往澳門向該校的黨組織佈置有關學運工作，並派中共黨員黃雲耀等到該校任教。該校學生中的中共黨員馬國英、楊柏昌、郭寧、梁莫沖等在同鄉、同學中積極活動，聯絡一些原在中山縣參加過「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中山縣部」的隊員和傾向抗日的學生，組織起各類讀書小組學革命理論，議論時局，増強同學們對奪取抗戰勝利的信心。楊柏昌、郭寧等常組織學生開會，介紹國內外抗日形勢,組織學生唱抗日歌曲。1940年的「三•八」婦女節，謝月香、謝月珍等約了10多個女同學在宿舍召開紀念會，還唱起《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救亡歌曲。當唱到「『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大家都哭了，越唱越激憤，激起返回家鄉打遊擊的願望。學校中共黨組織負責人楊柏昌、馬國英當即因勢利導，動員同學們報名參加中山人民抗日遊擊隊，當場就有10多個學生簽名參加。楊柏昌等人還積極發展黨組織，先後吸收了謝月香、謝月珍等一批學生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不斷為珠江三角洲的抗日遊擊隊輸送人才，如馬國英、謝月香、郭寧、謝月珍等後來都成為中山縣抗日遊擊隊的骨幹。澳門濠江中學聘請了一批進步資深教師任教，還向高小以上的學生講解《論持久戰》，以報告會形式講述日本侵華的罪惡行徑。「皖南事變」後，濠江中學校長黃健帶領全體師生，秘密召開悼念項英的追悼會，痛斥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日的倒行逆施行為，讓師生們分清是非，在黑暗中看到光明。1939年後，由於家鄉的淪陷，大批失學青年避居澳門，中共香港市委把動員港澳知識青年回鄉參加抗日工作作為中心任務。柯麟組織的「青年戰地救護團」，先後開赴廣州、石岐等地參加戰地救護工作。隨著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的發展，在中共澳門黨組織的安排下，鏡湖醫院先後派出5名護士到五桂山抗日遊擊區和1名護士到東江遊擊隊，投身於戰鬥第一線搶救傷患。
  1943年，中山人民抗日遊擊大隊（中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和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第一支隊的前身）先後派郭寧、鄭秀、馮彬、黃樂天等到澳門建立秘密辦事處，宣傳五桂山抗日遊擊根據地的鬥爭情況及國內抗日形勢，動員當地青年參軍。鄭秀通過其舅舅馬慶康在澳門開辦馬慶康公司的關係作掩護，在高士德馬路19號二樓設立活動據點，與澳門通用國語學校部分師生及社會青年所組成的「修社」學習小組取得聯繫，逐步向他們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把抗日部隊出版的《抗戰報》及其他資料送給「修社」成員閱讀，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1944年1月30,中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在中山縣五桂山嵩埔村舉行成立慶祝大會時，鄭秀領著李成俊等20多名澳門青年前往參加，並先後動員了3批澳門青年到五桂山抗日部隊參加學習和訓練。訓練班代號為「紐約橋」。義勇大隊的領導人歐初、梁奇達、楊子江等常到訓練班講課。這些青年從訓練班結業後，有的重返澳門繼續開展抗日救亡工作，有的自願留在部隊直接參加戰鬥，其中有的到連隊擔任文化教員，有的到班上擔任政治戰士，炙責宣傳鼓動工作。這些青年大多有文化，他們參加遊擊隊之後，在鬥爭中鍛煉成長，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了貢獻。
  利用澳門作中轉站，營救文化人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攻佔香港後，立即派出大批特務搜捕數百名在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逆流中疏散到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愛國人士，情況十分危急。在日軍攻陷九龍的當天，中共南方局和周恩來即就營救工作兩次急電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明確指示將被困於香港的朋友先接到澳門轉到廣州灣（今湛江市），或先赴廣州灣然後集中桂林。根據黨中央、南方局的緊急指示，張文彬、廖承志、尹林平、劉少文等立即組織營救工作。一路從香港偷渡九龍，再轉移到東江遊擊區；另一路，從香港經長洲島偷渡到澳門或廣州灣，再分別從廣東境內到桂林，此為營救的西線。由於電影界、戲劇界的文化人士接觸面廣，容易被認出，不能由陸路去東江，廖承志安排他們分4批從西線撤離。這些人士到澳門後，由澳門中共秘密聯絡點一一鏡湖醫院幫助他們經廣州灣或經中山、江門、臺山等地到桂林，柯一麟為此進行了緊張的工作。夏衍、範長江、梁漱溟、金山、司徒慧敏、蔡楚生、千家駒、王瑩、鬱風、金仲華、謝和康、華嘉、孫曉思、孫明心等近百名愛國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經此線轉移。其中司徒慧敏等人就是在柯麟等的幫助下，化裝成富人，坐走私船離開澳門到臺山的。他們脫險後，都深感中國共產黨在危險關頭不惜任何代價來援救抗日人士，的確是風雨同舟，患難與共，更堅定了與共產黨合作的信心。香港淪陷後，濠江中學成為中共的地下交通站，掩護接送不少抗日人士。李少石、廖夢醒夫婦由黨安排轉移到澳門後，曾通過黃健安排在柯利維喇街的一間房子裏居住了數月，後在柯麟安排下，廖夢醒與女兒李眉及葉挺的秘書梅文鼎由澳門轉往重慶，李少石則留在澳門堅持戰鬥一年多,才轉往香港工作，1943年再從香港赴重慶南方局工作。
  對澳葡當局的統戰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精神，黨的地方組織和抗日遊擊隊開展了對澳葡當局的統戰工作。
  香港淪陷後，澳門的處境十分困難，日、偽和海盜、土匪等勢力乘虛而入，屢向澳葡當局挑釁。日、偽扶持的「大天二」黃祥部等惡勢力也在澳門為虎作保，橫行無忌，致使澳門社會治安混亂。澳葡當局對此無可奈何，難於控制局面。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山敵後遊擊根據地（也稱五桂山抗日根據地）蓬勃發展，人民抗日武裝的影響日益擴大，澳葡當局從自身利益岀發，希望得到中山人民抗日武裝的幫助。澳葡當局這一態度，有利於珠江三角洲地區中共黨組織和抗日遊擊隊打開澳門的統戰工作局面。駐五桂山區的南番中順遊擊區指揮部（下簡稱「指揮部」）決定抓住有利時機，利用澳門「中立區」這一特殊環境，開展對澳葡當局的統戰工作，與澳葡當局建立一定的合作關係，以動員和團結澳門廣大愛國同胞支援祖國抗日鬥爭。黨組織首先同各界人士建立廣泛的聯繫，贏得各方的支持。孫中山元配夫人盧慕貞、姐姐孫妙茜在中山縣和澳門的中、上層人士中有一定的影響力，群眾對她們也很尊重。中山人民抗日遊擊隊領導人歐初、譚桂明等親自上門探望，她們對此甚為感激，多方面幫助中山抗日遊擊隊，為該隊送往澳門醫治的傷病員提供方便。孫、盧兩人的抗日愛國行動也影響了國民黨內的一些人士。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長、崇實中學校長梁彥明，積極參與劫員澳門同胞籌募，出錢出力，在澳門的愛國團體中有一定的影響，後被日偽特務暗殺。澳門著名的招蘭昌醫生與中山縣行政督導處主任阮洪川是少年同學，黨組織利用這一淵源同招醫師保持良好的聯繫。著名愛國人士何賢先生當時常通過各種方式支持我遊擊隊。從這些愛國人士中，黨組織逐漸瞭解到澳門當局的有關情況和敵偽頑之間的各種矛盾，決定抓住機會，開展對澳葡當局的聯絡工作。
  1943年底，中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負責人歐初對在當地傳教的外國人安神父進行統戰工作，並通過他與澳門當局取得聯繫。當安神父返回澳門時，歐初派鄭永暉負責護送，並請安神父設法將歐初寫的一封信遞交澳葡當局。信中表示如果日偽進犯澳門，我軍願予以支援，同時希望加強聯繫，互通情報。歐初交待鄭永暉，這件事對團結國際友人、爭取外援意義重大，務必做好。
  安神父一到澳門，就將歐初的信轉交給澳菊當局。澳門方面由員警廳秘書長慕拉士出面熱情款待鄭永暉，對中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表示感謝，並承諾加強聯繫。
  此後幾個月中，中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數次粉碎敵人的圍攻掃蕩，並多方出擊，取得了一系列振奮人心的戰果。根據地的政權建設逐步走上軌道，還成立了經濟委員會，建立了多個稅站。而澳門則受到越來越多的偽軍、土匪的騷擾，澳葡當局武裝力量單薄難以控制局面，因此，試圖取得中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的助力。經過瞭解，他們找到一位當時旅居澳門的黃槐先生。黃先生原在國民黨中山縣政府任職，在中山、澳門都有一定的聲望。他是歐初親戚的朋友，與歐初算得上是舊交。黃槐通過遊擊隊三鄉稅站傳來口信，說澳門的警廳廳長有事找歐初。歐初覺得事關重大，遂向南番中順遊擊區指揮部彙報請示。指揮部經過研究批准中山人民抗日義勇大隊派人到澳門談判。於是楊子江以歐初的名義起草了一封致黃槐的信，略道契闊，並讚揚他同情支持抗日，同時介紹經濟委員會的秘書長梅重清同他接洽。8月，梅重清持信到澳門見黃槐，隨後由黃出面安排，同澳方代表慕拉士會談。澳葡當局要求遊擊隊配合維護澳門週邊治安，打擊騷擾澳門的偽軍、土匪，遊擊隊同意他們的要求，答應負責維護澳門週邊的治安。同時，澳方也作出3點承諾：一是同意遊擊隊在澳門進行不公開的活動，包括發動募捐籌款以及向避居澳門的中山富商徵收愛國軍糧等；二是同意遊擊隊在澳門採購部分物資，包括子彈、藥品、通訊器材，允許遊擊隊人員攜帶手槍秘密進入澳門執行特殊任務。協助將在澳門的電臺運回五桂山根據地；二是同意遊擊隊送部分傷病員到澳門就醫。慕拉士還專門托梅重清帶了3塊游泳表回根據地。以後，澳方遵照協議，做了一些有益於抗戰的工作。遊擊隊在澳門不僅募得捐款，還得到了一批急需的藥物，澳門鏡湖醫院救治遊擊隊送去的重傷員，還為遊擊隊培訓了一批醫護人員。中山遊擊隊還在澳門設立不公開的辦事處。
  1945年初，澳葡方面派人來到鳳凰山區，找到中山遊擊隊之一部「白馬隊」，求見譚生隊長。一見到譚生，他們就表明來意，稱其是奉澳督的秘密命令而來，請求幫助。並詳細介紹澳門的治安狀況：當時澳門的治安極亂，搶劫、殺人的案件很多，經查證，多次的作案其實是同一班人。這幫匪徒的頭子外號叫「老鼠精」，是香洲人，身有武藝，槍法很好，被國民黨「挺三縱隊」收羅於羽翼下。他後來投敵,搜集我遊擊隊的軍事情報，成為臭名昭著的特務。他又糾合一幫歹徒，在澳門作奸犯科，專門搶劫當鋪、金鋪。一旦遇到員警，匪徒即刻開火。他們行蹤飄忽，有時在澳門，有時在中山，加之武器精良，使得澳門的員警束手無策，直至驚動了澳督。為此，澳督請求中山遊擊隊協助捉拿「老鼠精」。
  經過研究，中山遊擊隊認為對這個刻意與遊擊隊為敵,又倡狂擾民的漢奸特務應予以堅決打擊，藉此鞏固同澳葡當局的協作關係，遂通知譚生同意澳葡當局的要求。同時要求澳方幫助捉拿一名叫鄭實的通敵分子，此人平日匿居澳門，一有機會就破壞遊擊隊的活動。不久，譚生部智擒了「老鼠精」，並將其移交給澳門當局派來的探長，澳葡方面也如約將鄭實交給遊擊隊。
  澳葡當局對遊擊隊的合作十分滿意，對遊擊隊的力量也更有信心。他們派人到五桂山會晤歐初，建議設立電臺加強聯絡，遊擊隊也同意，後因形勢變化，此事未能實現。
  在澳門珠江口一帶活動的黃公傑賣身投靠日寇，出任日軍駐澳門地區特務機關的首腦，手下糾合了五六百名歹徒，在澳門橫行霸道，又在海上大肆搶劫，集漢奸、特務、匪徒、海盜於一身，澳葡當局對他又怕又恨。1945年8月中旬，黃公傑一夥被東江縱隊海上部隊俘虜繳械。此時，珠縱一支隊的部分隊伍正在東江地區活動，東縱遂將黃公傑移交給珠縱一支隊，由歐初、梁奇達、楊子江處置。他們連夜提審黃公傑，然後由阮洪川將其引渡返澳門伏法。消息傳開，在澳門一帶引起震動，當地政府民眾握手相慶之餘，對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更加敬佩。
  地下交通和情報工作
  1943為，柯正平（柯平）奉黨組織的指派到澳門工作。行前，曾生、林平、連貫等領導與柯正平談話，鼓勵他在新的複雜環境中開拓局面，努力工作。曾生特別強調要他長期打算，埋頭苦幹，打好基礎。柯正平到澳門後，按領導的指示，在柯麟的幫助下站穩腳跟，恢復和加強東江抗日根據地與南路、海南島等抗日根據地的聯繫，開闢澳門經廣州灣至重慶南方局的交通線。後來，還按上級指示，將電臺和東縱報務人員張小章、葉佐平、方明等5人安全送往瓊崖縱隊，使其恢復與中央的電訊聯繫。柯正平每年到東江遊擊區向廣東省黨的領導機關彙報工作，都取道中山五桂山遊擊區，由中山遊擊隊護送到東江。
  1945年7月，柯正平到博羅縣羅浮山參加廣東省臨委擴大會議，學習黨的「七大」會議精神，曾生嘉許柯正平在澳門的工作，鼓勵他繼續努力。1946年6月，東江縱隊北撤山東解放區。曾生指示他不要北撤，繼續留在澳門工作，指出「你在澳門大有可為。」這樣，柯正平沒有參加東縱北撤，而是留在澳門堅持工作。
  此外，駐居澳門的黃健也在積極開展黨的地下情報工作。
  1938年，南方局派到香港負責情報工作的李少石到澳門，找到正在養病的黃健，佈置他利用濠江學校校長身份在澳門負責情報工作，對他說：「中央目前很重視情報工作。情報工作在對敵鬥爭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至於黃健原在博羅的工作，李少石答應由他與有關方面交涉。工作一段時間後，博羅方面催黃建回去。李認為黃健搜集情報有成績,如黃走了，對工作是一個損失，無論如何不贊成他離開。於是黃健繼續留下負責情報工作，派人到廣州、中山淪陷區收集敵偽情報。在澳門，他白天在濠江學校主持校務，晚上到俱樂部或通過親朋介紹，拜訪有關人士，與國民黨官員、「大天二」、地方實力派等頭面人物甚至敵偽人員打交道，如與偽海軍大隊長黃祖義、中山縣八區大隊長梁壽丁、澳門富商黃叔平、國民黨廣西當局派來與日本人聯繫的馮祝萬等搞好關係，從中獲得敵偽等方面的消息。在此期間，廖承志到澳門，約黃健到佛笑樓吃飯。他對黃健說：「情報工作重要，加緊搜獲消息。」廖對黃因情報工作需要，與人來往複雜，認為：「很好，只有這樣才能做工作」。並向黃強調，為了更好地活動，還要更進一步裝作灰色，以便掩護。廖說：過去有些同志怕誤會，把自己的任務到處講，成為公開的秘密，一點不起作用。他囑黃利用條件，將來準備打入國民黨內活動。此後黃健克服了縮手縮腳的思想顧慮，公開、大膽地與有關方面的人士接觸，為黨及時提供了許多情報。
  香港淪陷後，黨在香港的情報領導機構和領導人陳曼雲撤到廣州灣，黃健繼續向她供給情報，陳曼雲也派人到澳門與黃接頭。李少石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到重慶工作後還寫信給黃，與黃保持聯繫。
  在此期間，黃健考慮香港淪陷後，許多青年失學來澳，為幫助失學青少年讀書，黃健在濠江中學舉辦免費中學和免費夜校，初中部約百餘人，小學部400餘人，女工夜校600餘人，還組織了婦女互助社200餘人。學校的發展，使黃健在社會上更有地位和影響力，工作開展更為順利。
  （下，朱宗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