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臺灣光復80周年。昔日「中華兒女前赴後繼、劫力同心，付出巨大犧牲打敗了窮兇極惡的日本軍國主義者，譜寫了抗日戰爭勝利的偉大篇章。」然而，臺灣的民進黨當局卻在頌揚當年一位日本工程師為臺灣做出的「貢獻」，企圖為侵略者塗脂抹粉，其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嘉南大圳和八田與一
  看過臺灣導演魏德聖編劇的電影《KANO》觀眾都知道，該劇描述日據時期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嘉農）成功進軍日本高中棒球聯賽「甲子園」的故事。然而，導演在劇中不僅弱化了當時臺灣人民食不果腹的悲慘遭遇，還將嘉南大圳美化為日本「總督府」為臺灣人民實行的「德政」。記得電影中有一幕是，當嘉農奪得全島高中棒球賽冠軍、歡欣鼓舞的時刻，鏡頭隨即接上嘉南大圳竣工、開閘放水，以及殖民當局組織群眾揮舞日本太陽旗的歡慶鏡頭，企圖將一個運動賽事獲勝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經濟剝削混為一談。但嘉南大圳從此帶給臺灣民眾好生活嗎？事實卻是完全相反。
  1918年，正值一戰結束，日本國內發生因稻米價格居高不下的動亂，史稱「米騷動」事件。為減輕日本大米的供應緊張狀況，日本內閣決議，要加強殖民地朝鮮和臺灣的大米生產、並進口更多的境外大米，以解決日本本土的缺米困境。在臺灣地區興建大型水利設施以利水稻種植，嘉南大圳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催生出來了。
  經過長達10年的時間，由「總督府」土木工程師八田與一規劃、設計與興建的嘉南大圳於1930年完工引水，號稱解決了嘉南平原的水患、乾旱與鹽鹼化等三大問題，並讓每年稻米、甘蔗及雜作的產量增加至8.3萬噸。那麼，臺灣農民因為嘉南大圳灌溉豐產而收入增加了嗎？吃上嘉南大圳水灌溉出來的稻米了嗎？答案是否定的。
  嘉南大圳種植的是粳米「蓬萊米」。1926年蓬萊米的價格每石值「臺灣銀行券」28.55圓（日殖時期，臺灣地區的貨幣單位。下同），1931年的價格卻降至每石14.43圓，日本人不斷壓低糧價，加上強制徵收不算便宜的水租，迫使農民繼續生產更加低廉的蓬萊米。其次，1939年後日本物資生產跟不上侵略步伐、愈發捉襟見肘，於是日本殖民當局嚴格實施「糧食配給制」，即完全控制食糧流通、配給和貯藏的全過程，日警還會挨家挨戶搜刮，老百姓要頓頓吃到白米飯根本是奢望，肚子餓只能靠吃「番薯簽」、搭配薄如漿水的稀粥果腹。「番薯簽」，就是切成條狀的紅薯，日復一日的吃紅薯，單調又缺乏其他營養，形成了廣大臺灣民眾的戰爭記憶。在缺少營養的副食品之情況下，一個成年人每年消耗的米量最少需120公斤白米，但據光復後糧食局調査，臺灣同胞每月實際只能獲得8公斤多，至於這些增產的蓬萊米到哪去了？當然是銷售到日本本土、由日本人享用去了。至於嘉南大圳興建的初衷，自然與臺灣人民的福祉毫無干係。
  具有迷惑性的「殖民現代性」
  何以賴清德等「台獨」勢力如此熱衷於誇讚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所謂「成就」，包括在2020年建成的臺灣鐵道博物館裏，將本屬於臺灣首任巡撫劉銘傳享有的「臺灣鐵道之父」讚譽，錯冠給了日本鐵路工程師長穀川謹介，以及賴清德從擔任臺南地區民意代表開始，連續15年不間斷的去紀念八田與一，原因除了「去中國化」的政治操作，背後還隱藏著對「殖民現代化」不加思辨地照單全收。
  事實上，日本殖民臺灣的本質，就是由政治上的歧視與壓迫（包括軍事鎮壓），加上經濟生產的剝削勞動成果和掠奪物資所構成，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而服務。一方面，殖民者通過引入現代技術、制度、文化等手段推動殖民地的「現代化」，以提升統治效率並服務於自身的經濟掠奪和政治控制；另一方面，這種「現代化」是不平等的、依附性的，帶有強烈的殖民霸權色彩，往往伴隨著對殖民地原有社會結構、文化認同和資源的壓制與剝削。其核心特征是「現代性」的表像與殖民統治的壓迫內核同時並存，殖民地的「現代化」進程始終服從於宗主國的利益需求。
  只是，相較於清末國力衰弱與頗預無能，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成功「脫亞入歐」，工業化進程較當時的中國徹底，在慕強心理與當代「現代化」的敘事下，日本軍國主義的血腥殘暴被掩蓋了，對臺灣同胞乃至全中國人民的殖民剝削與壓迫被無視了，只看到了工業化下具體「成就」的表像，這就是學者稱「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所具有的迷惑性與蒙蔽性。
  追根結底，八田與一來臺建設水利設施，並非為了照顧廣大臺灣老百姓的生存利益，而是服務於日本「總督府」拓殖臺灣、榨取資源的經濟政策，像是臺灣糖業被日本財閥壟斷，90%以上的產量輸往日本，本地民生需求被忽視。長穀川謹介在臺修鐵路，也非促進島內交通運輸便利與民眾相互往來，而是為了在臺民起義抗日時能快速派兵鎮壓；阿裏山上原生的千年檜木，也是經由阿裏山鐵路支線被運到日本東京、做成為了明治神宮前高12米的「大鳥居」。至於臺灣的現代醫療體系，日本人雖推行疫苗接種、改善衛生條件，控制瘧疾、鼠疫等疫病傳播，並建設臺北帝國大學附屬病院（今臺大醫院）等醫療機構，但卻是為了侵略南洋、預防日軍得風土病而準備，並對臺人進行歧視性的「檢疫隔離」措施，以及醫療資源向日人傾斜。對臺北、臺南等地進行現代城市規劃，拆除城牆、拓寬成40米的「三線路」，建設西式建築、公園與衛生下水道系統，但城市裏日人與華人的居住地區具有非常明顯的邊界區隔，體現殖民統治的等級性。
  《馬關條約》的簽訂，成為臺灣社會被日本殖民長達50年的經濟依附、文化壓迫和政治剝奪的創傷根源，其遺留的「殖民現代性」始終與殖民霸權綁定，卻也塑造了臺灣歷史記憶中「進步」與「屈辱」並存的雙重性。揭露「殖民現代性」的關鍵,在於剝離其「文明傳播」美化敘事的外衣，揭示其服務於殖民統治的本質，同時正視殖民地社會在被動現代化中，被動與主動交織的歷史軌跡。無論有心人士如何美化這段臺灣被殖民歷史，甲午割臺後的乙未戰役、抗日戰爭，都是當年中國人民反殖民、反侵略的具體展現。如今我們以史為鑒，就是要防止昔日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捲土重來，洞悉其企圖美化殖民、倒果為因的錯誤論述，更是今後對臺灣民眾進行正確歷史教育的重點所在。
  （白鹿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