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7日，「十一」國慶將近，不少人已歸心似箭。但此時正是黃國興最忙的時候。他是紹興旗王工藝服飾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旗王）董事長。
  早上9點半不到，黃國興的電話就響個不停，政府的、企業的、學校的，不斷有人打來詢問國旗的訂單情況。電話間隙，黃國興終於騰出時間招待面前的訪客，來人是當地建設銀行的一位副行長。
  「我聽說你們有買土地的需求，今天過來問問。」這位副行長說，前一天有銀行職員和黃國興共同參加了一個退役軍人比賽，聽聞旗王可能需要錢，他特地來看看怎麼合作。
  在紹興柯橋區的旗王辦公室裏，各種規格的五星紅旗隨處可見。黃國興大多數時候都只是憨笑著，招呼大家喝水、吃水果。
  從7月份就進入的國慶準備期，旗王已經開始衝刺收尾。黃國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該公司2021年國慶期間的國旗訂單差不多有1000萬面，全年銷量預計在3000萬面以上。「做各類標準國旗，我們的銷量應該是全國最大的。」
  「我們這行靠政策」
  旗王成立於2009年，是浙江省政府辦公廳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定點生產企業」，也是紹興唯一一家國旗持證定點生產企業。旗王的誕生源於黃國興轉型期間的一次觀察。
  黃國興生於「輕紡之都」紹興柯橋，今年49歲，白襯衫整齊地紮進褲子裏，走起路來步伐輕快，體態還保留著早年當過兵的痕跡。
  1994年退伍後，黃國興在服裝廠打工近十年，幾乎每一個崗位都做過。從工廠出來單幹，他先後開過服裝廠和家紡廠，不過都黃了。
  2008年一次偶然的機會，黃國興去臺州探親，發現海邊的船上都掛著國旗。由於大風和海水腐蝕，那些國旗很容易壞，需要經常更換。於是，黃國興發現國旗或許是個商機。
  國旗不是誰都可以生產的，需要向有關部門申請特別的生產許可。根據1990年頒佈的國旗法，國旗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企業製作。在紹興，當時並沒有持證企業，大部分工廠各類旗幟都會製造。
  黃國興想拿下這個許可。從2010年底開始，經過縣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層層申報和各類機構的審查，一年後的2011年11月1日，他終於從浙江省政府辦公廳拿到了國旗生產許可。他心裏盤算，政府可能還是看中了他黨員加退伍軍人的背景。
  眼下，在旗王的辦公室裏，顯眼位置擺放著那張省政府頒發的黃銅底色的「國旗定點生產企業」牌照。
  「我們這行靠政策。」黃國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們做的旗子是有政治性的，品質就是生命，不能出錯。」
  2015年，黃國興作為企業家代表，受邀出席了中國經濟聯絡中心和馬來西亞華人公會聯合主辦的「『一帶一路』中國—馬來西亞工商界對話」，這是黃國興的高光時刻。說起來，他語氣中還是有藏不住的驕傲，「我最小啦，人家都是央企、中字頭的企業。」
  2019年適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那一年國旗需求量非常大，整個行業都很繁榮。」黃國興說，得力、晨光等多個大型文具企業同時找到旗王，尋求合作。
  一般來說，國旗製造行業「逢五逢十」、各類紀念日和各種重大賽事時，生意最火。
  《紹興晚報》2019年報道，旗王在國慶日的訂單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30%左右，訂單從2019年年底就沒斷過，各種規格的國旗一直供不應求。2019年之後，旗王銷量持續上升，越來越多客戶上門。
  目前，旗王有三家授權代工廠負責布料、印刷等工作，都在浙江。所有的產品最後都要拿回柯橋區的旗王廠區打包發貨。旗王的銷售經理吳超稱，這是為了統一的品質把控。
  根據《錢江晚報》，今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旗王的訂單量在5月就已達到2020年訂單量的67%左右。
  吳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旗王的銷售網絡已經覆蓋到中國的每一個地級市。」他非常忙碌，在兩個手機間切來換去。「前天有個吉林客戶，一家就訂了四萬多面。」話音未落，又有電話進來。一個早上，吳超就接了十幾家訂單。
  他旁邊坐著的老闆娘（黃國興的太太）也一直在通話中，一會普通話，一會浙江方言。仔細一看，手旁還放著兩部手機。採訪只能在一通通電話間插空進行。
  和訂單同時來的還有媒體的關注。「你看，這是紹興電視臺昨天來拍的。」在廠房裏，吳超拿出手機，興奮地給南方週末記者播放視頻。轟隆隆的機器聲中，很難聽見什麼，只能看到螢幕中主播的嘴巴一張一合。
  「國慶的訂單都做不完，沒有精力做別的了」
  雖然五星紅旗和共和國同期誕生，但直到1990年，國旗的製造和銷售都沒有相關規範，誰都可以任意生產、買賣。
  1990年6月28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該法自當年10月1日起實行，只對國旗的懸掛場所、時間、位置及升降等進行了規定。
  趙新風是中國國旗網的創辦人，也是中國天安門國旗護衛隊的第一任班長。他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1990年北京亞運會前，北京相關部門曾對市場上的國旗做過調查，品質、顏色、規格都不統一。「說是五星紅旗，有的紅甚至偏粉了，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
  1991年，在時任全國顏色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著名光學科學家王大珩院士的主持下，GB12982-1991《國旗》和GB12983-1991《國旗顏色標準樣品》兩項強制性國家標準出臺，國旗的星角佈局、尺寸材質等至此才得到規範。
  1990年國旗法第四條規定，「國旗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企業製作。」這表示想要生產國旗，必須先向省級政府申請許可。
  「當時授權卡得還是比較嚴格。」趙新風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早期國家指定的國旗生產企業主要是國營廠、集體企業和有印染及加工能力的老工廠。
  北京京工紅旗廠就是其中之一。該廠是北京市政府指定的唯一一家國旗定點生產企業，曾隸屬於國資委紡織局。2016年，廠長白志躍在《博客天下》的採訪中表示，成本提高、利潤變薄，京工紅旗廠自2012年後一直處於虧損狀態，其面臨的經營困境是國有企業的普遍情況。
  2021年9月底，京工紅旗廠的工作人員在電話中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該廠目前還未復工，「主要服務外事活動，現在沒活兒。」
  網傳目前有國旗指定生產牌照的企業有12家，但沒有公開信息統計、公示它們，南方週末記者逐一查找後發現，僅有3家可查到省政府頒發的牌照照片。
  這12家企業大多成立於1990年代末和新世紀之初，浙江省最為集中，聚集了5家企業。從經營情況來看，12家企業中有5家在近幾年都沒有明顯的營業狀態。
  上海唯一一家國旗指定生產廠家上海茂豐旗篷廠，成立於1998年。其工作人員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說2021年國旗需求量不大，「我們最近只有晚上開工」。
  趙新風說，像京工紅旗廠這類工廠主要以黨政機關為目標，產品比較專一。江浙一帶的旗幟廠經營範圍更多樣。
  旗王雖然主營中國國旗，但也做各國國旗和其他旗幟。「美國、馬來西亞、巴西、新加坡是我們常年都會接到的訂單。之前有一大半都是外貿單。」吳超對南方週末記者算著，「2020年在抖音上就接了馬來西亞兩百多萬面旗幟的訂單。」
  旗王曾拿下2014年巴西世界盃5000萬面旗幟的大單，2018年也為俄羅斯世界盃提供了200萬面旗幟。不過，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慶典之後，旗王就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了國旗上。吳超說，「國慶的訂單都做不完，沒有精力做別的了。」
  另一部分原因也在於競爭壓力的加劇。在製作各國國旗的外貿市場裏，越來越多的義烏廠家成為旗王的競爭對手，但他們卻做不了正規的中國國旗。既然如此，旗王不如退守。
  「國旗這麼神聖」
  「國旗每一點都有講究。」吳超拿起一面國旗，指著車縫線說，「我們的針腳密度要求每釐米三四針，市場上不合規的一釐米只下一針。」
  黃國興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一些沒有拿到生產許可證的廠家的產品，不僅品質存在問題，也擾亂了國旗市場，不過這幾年國家有關部門加強了監管。
  2008年7月《法制日報》報導，當年北京沿街叫賣的國旗多產自河北農村，在河北槁城梅花鎮屯頭村有不下二十家不正規的國旗生產小作坊。而當時河北唯一一家政府指定的國旗生產廠就處於那些家庭作坊的包圍中。
  趙新風創辦的北京新風旗幟文化傳播中心，負責各類升旗儀式的培訓和國旗知識的宣傳宣教活動。在全國各地的活動中，趙新風觀察到，「問題國旗最突出的一點，是星角不對。大小、位置都會出錯。」
  黃國興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們家一面旗子六七塊的成本，出廠價八九塊很正常。賣到三四塊的產品肯定有問題。」
  2021年1月1日，新修正的國旗法實行，修正了原來的第四條「國旗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政府指定的企業製作」。新增第二十二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對國旗的製作和銷售實施監督管理。」
  趙新風表示，他希望各級政府部門在監督國旗製作時，要切實負起監管責任，確保每一面國旗都符合國標要求。
  從事國旗生產的十年，國旗已經成為了黃國興的一種生活方式。
  他的手機桌面都是國徽樣子。「向前，向前，向前！」黃國興的手機又響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打破了原有的談話氛圍。
  從黃國興的辦公室出門左轉，便是旗王的廠房。鋪天蓋地都是紅色的五星紅旗，就連職員的工服也是紅色的。淹沒在紅色的國旗堆裏，一時間很難分清人和旗。就是藍色的秋冬工服，右邊袖子上也貼有一面小小的國旗。
  黃國興說，這都是他專門安排的。公司團建也要去紅色教育基地，上一回是千島湖，2021年因為疫情等原因暫時擱置了。他的黑色賓士車上，也放著紅旗小擺件。
  黃國興生在柯橋大西莊村，旗王也在這裏安家。忙的時候，周圍村民都是他的幫手。「包裝一面國旗，1.2元，就當賺點零花錢。」村民在家裏包裝旗子，最多時能有一百多個人。
  「國旗這麼神聖。」這是黃國興最常重複的話。
  （施璿 金夢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