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14日，黨中央在上海設立中央組織局特務科，簡稱「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以保衛黨中央、服務黨中央為神聖職責使命，作出了特殊貢獻。
  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簡稱中央特科，是我黨在上世紀20-30年代中央直屬的情報和政治保衛機關，主要活動地域在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央特科作為我黨最早的情報特工機構，有著特殊的影響力。當時的上海除了中統和軍統，還有淞滬警備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各國租界的巡捕房和包打聽、日本特務、弄堂碼頭的青紅幫、共產國際的情報站等等。中共中央長期隱藏於上海，並指揮全國的共產黨和蘇區活動，中共特科功不可沒。
  中共中央情報保衛系統的正式誕生
  192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將5月成立的特務工作處改組為特別行動科，加強安全保衛工作。1927年11月，周公從東江前線回到上海，並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周公的倡議下，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標誌著中共中央情報保衛系統的正式誕生。
  不管是中共中央直接領導，還是成立特別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都是由中共大佬周公實際主持。特科的主要任務是保衛中央機關、掌握敵人的動向、營救同志和懲辦叛徒。中央特科下設總務、情報、保衛三科。總務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佈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洪揚生。情報科(二科)負責收集情報，建立情報網，科長陳賡。保衛科(三科，也稱紅隊、打狗隊)負責保衛機關，鎮壓叛徒特務等，科長顧順章(兼)。1928年又增設了無線電通訊科(四科)，負責設立電臺，培訓報務員，開展與各地的通訊聯絡工作，科長李強。
  1928年春，周公親自主辦學習班，培訓特科人員20多天。周還規定了特科工作的「三任務一不准」：搞情報、懲處叛徒、執行各種特殊任務包括籌款，不准在黨內互相偵察。周恩來還親自編制了中共第一部密碼「豪密」，鄧穎超擔任譯電員。
  1931年4月顧順章叛變後，中央特科重新調整，由陳雲總負責，兼任一科科長，二科科長潘漢年，三科科長康生(化名趙容)，原四科的工作1932年後交給中央直屬。特科改變工作辦法，創立統一戰線工作與情報工作相結合的獨特方式，重建情報關係網。1933年中央遷離上海後，特科工作由武和景等相繼主持。1935年9月分批撤離，只在上海設辦事處。聶榮臻、曠繼勳等人也參加過中央特科的工作。
  周恩來制定特科方針政策
  中央特科是周公一手建立起來的，大到方針政策，小到人事安排都是他親力親為。周從一開始就禁止搞收買、色誘方法，後來又頒佈了三條禁令：不許搞綁票、不許亂打沒有什麼危害的叛徒、不搞暗殺。「不搞暗殺」是不對國民黨人搞暗殺，對組織有重大威脅的叛徒需要懲辦。如果一個人在叛變之後馬上會出賣組織並招來巨大災難，那就有必要馬上除掉他。這是由血的教訓得出的。
  當初顧順章叛變對中央危害極大，因為他是特科三人組領導之一，又直接領導紅隊，內部資訊知道極多，虧得周公技高一籌，也虧得周公安排的錢壯飛捨命相救，才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免遭覆滅，否則中國革命的前途就不好說了。即使是這樣，顧順章仍能嗅到一把手向忠發的蹤跡，抓到他。顧順章的家人也正等待叛徒的安排，家有國民黨的密信，也不肯跟黨走，情況緊急，只得將叛徒家人9人滅口，唯獨放過兩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後來指認當時的行動隊員，導致一批黨員被抓被殺，革命又受損失。
  如果一個叛徒即使招供了，也對組織沒什麼實際的危害，那就不用殺他。也許他有更重要的情報隱藏沒交代，也許他只是應付敵人而已。在我黨弱勢的情況下，只能懲治首惡，威懾幫兇，不可亂殺。對國民黨的高官，也不能搞暗殺，因為暗殺會招來瘋狂的報復，敵強我弱，只能隱忍。
  我黨的情報保衛工作不是專搞情報、鋤奸工作，而是把情報工作、群眾工作、統戰工作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些工作是一個長期的、系統性的工作，不是誰壞殺誰那麼簡單。敵人內部的一些人，能成為我們的人當然最好，不能成為我們的人，但願意為我們提供一些情報也不錯，不能為我所用但不害我也可以，暫時敵對也可能隨形勢轉變為我所用等等。
  建立防火墻
  特科雖然保密，卻還需防火牆。周恩來另設一些平行的秘密機構，其人員與特科互不交叉。中央交通局負責秘密傳遞檔、情報、物資和人員，中央軍委的情報機構主要偵察軍事情報。1927年創建特科組織的同時，也創建了內部交通科和外部交通科，建成了通向各地組織的三條秘密交通線。1928年底全面建立上海中央機構與各根據地的秘密交通。擅長秘密工作的吳德峰，兩個月就組成了交通網絡，1929年輸送中央文件5523件，輸送各地給中央的報告4687件。1930年10月，升格成立直屬中央的交通局。局長吳德峰全力打通江西中央蘇區的交通，建立東、西、南三條線路。交通局不僅輸送密信，還負責護送幹部、輸送物資和資金。
  因為民國時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全黨處於非法狀態，需要保密的不只是情報保衛系統。周恩來與李維漢、任弼時、鄧小平共同研究，擬訂《中央通知第四十七號——關於在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確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針和方法。中共在白區的所有組織，都採用地下秘密活動方式。就是紅區根據地的黨組織也不公開，軍隊中的黨員身份也保密。中共的情報工作、保衛工作，起點頗高。
  國民黨印發的《特務工作理論與實踐》如此評價：「他們雖無經驗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著學習及創造的精神，定出整個的計畫，按照一定的步驟，腳踏實地的向前努力。為時不到三年，竟有驚人的發展與奇異的成績。我們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也不能不佩服他們的奮鬥精神啊！」
  儘管有了系統的組織和出色的成績，中央特科這個初創的情報保衛組織，還是相對幼稚。從特科選擇的具體行動負責人顧順章來看，就有致命失誤，燈紅酒綠的上海極具誘惑力，黨初創時期的艱苦生活，對於沒有堅定的革命信念和革命紀律的黨員，是一個巨大的考驗。
  有黨組織就有情報保衛工作
  中共創建情報保衛系統，為何比國民黨早？這是因為，中共長期處於秘密狀態，從事地下鬥爭，必須高度警戒自身安全。其實，中共自創建之日就十分重視保衛工作，可以說「有黨就有情報保衛工作」。
  1921年7月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在嚴格的保密措施中召開，會期之中遭遇巡捕檢查，會址還從上海市區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規定：「在黨處於秘密狀態時，黨的重要主張和黨員身份應得保守秘密。」不過，這些早期的保密措施和保衛組織，尚未形成嚴密的工作系統。中共在地下狀態期間，曾在內部稱為「秘密工作」。後來有了農村根據地「蘇區」（蘇維埃區域），保衛工作建立公開機關，又將非蘇區的這塊工作稱為「白區工作」「城市工作」。1925年，中共中央選派顧順章、陳賡、陸留三人到蘇聯專門學習情報保衛工作，為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創立作準備。直到1927年成立中央軍委「特務工作科」，才有了專門機構。
  中央特科一科總務科，實際上是黨中央的總務科，承擔著黨中央機關的後勤保障工作。主要職責是：安置黨中央機關辦公場所、領導人住所，建立用於黨中央秘密辦公、開會和接頭的掩護機關；為黨中央召開重要會議物選場所、佈置會場；購置黨中央所需的物資設備；保管武器和黨中央檔；接待掩護共產國際方面來人以及向黨中央彙報和請示工作的地方黨組織人員；營救被捕的黨中央領導人，並為犧牲的黨員處理後事、撫恤家屬；完成黨中央交辦的特殊任務等。
  深入到敵人營壘中
  中央特科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深入到敵人營壘中去，獲取國民黨反對派陰謀破壞的情報，保衛和服務黨中央。
  1928年4月，中央特科二科情報科正式成立，陳賡任首任科長。在黨中央領導下，二科利用社會關係，瞄準國民黨駐滬特務機關、警備司令部、警察局等部門，以及租界內的巡捕房、幫會等，全力開展「打入「「拉出」工作，深入敵人核心，布建內線情報網，獲取了大量預警資訊和軍政情報，使黨能夠及時掌握敵人的破壞行動，獲悉叛徒內奸的活動與行蹤，為保衛黨中央安全、懲叛鋤奸等對敵鬥爭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負責情報的二科，陳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潘漢年、陳養山、歐陽新、劉鼎、李宇超等人，都是中共的情報奇才。科長陳賡乃黃埔三傑之一，東征中救過蔣介石性命，還到蘇聯學習過保衛業務。
  二科發展了一個重要情報關係鮑君甫（又名楊登瀛）。國民黨在南京成立調查科之初，尋求在上海建立特務組織，選中的駐滬特派員鮑君甫，恰恰是中共特科陳養山的密友。於是，國民黨偵察中共中央機關的駐滬特務系統，就實際掌握在共產黨手中。特科營救任弼時，就是通過鮑君甫往租界巡捕房送錢。關向應在法租界被捕，絕密的手抄檔也落入敵人手中。法國人看不懂中文，托鮑君甫找一位「鑒別專家」，於是特科的劉鼎就負責鑒別關向應的檔書籍了。手抄的機密檔被劉鼎悄悄取回，鮑君甫又向法國人提供鑒定，證明此人的書籍不涉政治，關向應得以平安出獄。特科的秘密關係遍佈各界。支持袁世凱當皇帝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的楊度，也經周恩來批准而秘密加入共產黨，曾積極營救李大釗，多次提供情報。
  保衛黨中央的中堅力量
  中央特科三科行動科，又稱「紅隊」「打狗隊」，是保衛黨中央的中堅力量。三科是特科中最神秘莫測卻又最「大名鼎鼎」的存在，特別是在敵人和叛徒內奸當中如雷貫耳，極具震懾力。三科的職責主要有兩項：一是警衛中央，負責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重要會議和領導人的安全；二是懲叛鋤奸，承擔懲處對黨中央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叛徒、內奸的任務。此外，根據中央指示，還參與武裝營救被捕同志、運送武器及特殊物資等行動。
  三科紅隊二十多條好漢在上海灘出生入死。羅亦農被叛徒何家興、賀治華夫婦出賣，英勇就義。紅隊誓死報仇，滿城追殺，何賀二人剛剛躲到蒲石路居住，第二天就被紅隊上門懲處。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曾任中央軍委秘書，掌握內情甚多，中央命令紅隊將其除掉。但是，這個白鑫熟悉中共秘密活動規律，多次躲過紅隊刺殺。特科精心策劃，陳賡、鮑君甫親自現場偵察，就在白鑫動身離滬之際，紅隊在公安局督察員範爭波的家門口將其擊斃。
  總務科還負責營救被捕同志。中共暗中支持，成立了一個由宋慶齡任主席的社會團體「中國互濟總會」，通過法律程式公開營救被捕同志。
  中央特科開展營救工作往往需要各個科通力配合。一科總務科負主責，其他各科相互配合、協同行動。營救的方式主要包括：通過在敵人內部的關係直接營救；打通租界巡捕房、法院等關節，爭取儘快釋放；利用租界與國民黨當局的矛盾，爭取反引渡；通過聘請律師出庭辯護，爭取免刑或減刑。如果上述方案均無效，或緊急情況下，中央特科還會開展武裝營救行動。
  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兩次被捕，都由特科收買巡捕房營救成功。1929年8月中央軍委委員彭湃、楊殷被捕，周恩來親自策劃劫刑場。敵人將彭湃、楊殷押赴龍華執刑，紅隊化裝成攝影隊半路截擊。由於沿途警戒森嚴，運送武器來遲，千鈞一髮之際，手無寸鐵的紅隊眼看囚車路過，卻無法出手。羅亦農就義之後，特科冒險收殮埋葬遺體，還豎立了化名「羅四維君子之墓」的石碑。
  第一部無線電電臺悄然誕生
  四科的無線電工作，由周恩來親自部署創建。以往，中共傳遞情報的方式主要是郵政通信，經由國民黨控制的郵檢，很不可靠。由專門的秘密交通員送信，也得通過員警搜查，風險仍大。於是，絕密信件就要求交通員背誦下來，到達目的地再複誦出來。穿越山水阻隔，潛過敵人封鎖，這種原始的傳遞方式往往要幾個月才能溝通一次，效率太低。根據國際秘密工作經驗，最可靠又最便捷的聯絡方式還是無線電。可是，電臺這種現代化設備，卻難以到達中共手中。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建立無線電臺。周恩來指派李強自行裝配電臺，指派張沈川考入國民黨的無線電學校，還選送塗作潮等四人到蘇聯伏龍芝軍事聯絡學校學習無線電技術。1929年冬，李強在上海英租界裝配出電臺設備，1930年初塗作潮回國協助，李強帶著電臺潛入九龍，從香港溝通上海，實現了中共首次遠程無線電聯絡，中共的第一部無線電電臺悄然誕生。
  1930年9月，周恩來親自佈置在上海舉辦訓練班，為各地蘇區和紅軍部隊培訓無線電幹部。各地來人聚集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秘密學習。租界警方發現這個工廠頗為奇特，突襲逮捕了5名教員和15名學員。沒有被捕的李強、毛齊華、伍雲甫、曾三、塗作潮等人立即分散開來，繼續培訓無線電人員。
  （郭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