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為解決《參考消息》難以負載譯介大量國外新聞消息的問題，在周恩來親自指示下，由新華社創辦了內部刊物《參考資料》，廣泛摘錄世界各地媒體報導的政治、經濟新聞及對中國大事的反映，因其僅供相當級別的幹部閱讀，且收錄內容較《參考消息》更為豐富詳盡，遂俗稱為「大參考」。
  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大參考」由每天出三冊改為上午版、下午版兩冊，刊物每天文字量在15萬字至20萬字。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自次日下午版起，到1月19日上午版，該刊在頭題專欄連續集中摘編境外媒體對周恩來逝世反映的報導，既呈現了外界對中國重要事件的關注，也展現了周恩來的世界級影響力。
  來自世界各地的崇高敬意
  1976年1月9曰，法新社發出題為《巴黎報紙一瞥》的專電，開篇第一句即是「今天上午，每家報紙都讚揚周恩來」。其實不只是巴黎，從「大參考」的轉載可以看到，世界各地媒體普遍都對周恩來作出了正面的評價報導。
  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傳到美國後，美國的報紙、電視臺、電臺都以頭等重要消息進行了報道，許多電視臺、電臺都中斷正常節目以報導他逝世的消息，幾家著名大報用超過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反映周恩來卓越政治生涯的文章和照片。他們對周恩來的評價在文章的小標題中有所體現，如《紐約時報》的「周被視為中國要想成為一個大國的努力中的傑出的組織者」，《華盛頓郵報》的「周恩來的靈活性使一場戰爭得以避免」，《洛杉磯時報》的「周這位獨一無二的總理，是屹立在不斷變動的潮流中的一塊堅定不變的岩石」，等等。
  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獲悉周恩來逝世的消息後，在聲明中說：「二十世紀只有少數人比得上周總理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在過去二十五年裏我有幸會見過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腦中，沒有一個人在敏銳的才智、哲理的通達和閱曆帶來的智慧方面超過他，這些使他成為一位偉大的領導人。」這份聲明通過美聯社專電傳遍世界，成為西方政界對周恩來政治生涯的權威注腳。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官方聲明中強調：「世界失去了當代傑出的政治家之一……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致力於他本國的利益，他深刻理解世界局勢，他難能可貴地既有敏銳機智又有個人魅力。」基辛格認為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領袖」，「我非常欽佩周恩來」。1月15日，基辛格來到中國駐美聯絡處弔唁，在追悼簿上寫道：「周恩來總理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命運。我尊敬他，他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和朋友。」
  英國前首相希思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說，周恩來是「一位偉大的談判家，一位十分老練、智力過人和具有重大影響的人」。法國前總理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說，「他以對問題和人物少見的瞭解，以工作和指揮敢非凡的能力，以及以堅決、頑強精神對他作為最傑出成員的班子的政治前途所受任何考驗的忠誠，對付了現代中國在它的內政外交史上有時是悲劇性的變化……他的態度和談吐，他的與眾不同、高尚、有時譏笑的態度使他具有的魅力，以及對他的國家和使命的堅定忠誠，使人不能不尊重和敬佩他。」
  英國《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評述：「周先生作為一位革命家和政治家所取得的成就，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中最傑出的。」西德《世界報》撰文指出：「凡同他會見過的人都認為他是有魅力的、卓識的、超群的和令人神往的。周恩來的工作比他本人更突出，這一工作的結果就是今天的中國，他的工作的總和就是中國的團結。」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發表談話稱：「周總理不僅是中國的偉大領導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之一，失去這樣一位人物不僅是中國而且也是世界的巨大損失。」他主動提出親自赴北京參加葬禮，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堪稱罕見的政治姿態。日本時事社援引外務省情報稱：「世界各主要國家都在研究參加葬禮的人選，大體都決定派總理級人物，我國已基本決定由三木首相參加。」1972年中日建交時擔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榮評價：「周總理是和本世紀的中國歷史同時走過來的人，是積累了實踐經驗的人，是世界性的政治家。」
  埃及總統發言人巴希爾表示：「以尊敬和欽佩的心情永志不忘他在1955年萬隆會議以來在發展亞非團結方面所起的作用——對亞非各國人民從外國統治下取得解放所起的積極作用。」墨西哥總統埃切維裏亞在書面聲明中稱：「他一向發揮他的祖國的威力和道義權威來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事業，對和平共處作出了根本的貢獻，並為促進國際正義作出了貢獻。」圭亞那總理伯納姆在釆訪談話中說：「他是不倦的社會主義戰士，反對帝國主義的不屈不撓的戰士，他的死不僅是中國的一個損失，而且是人類所有進步力量的一個損失。」
  當時，正是中蘇關係惡化時期，蘇聯塔斯社最初僅報導了周恩來逝世的消息，未加任何評論。日本共同社注意到塔斯社「異常迅速地報導了周逝世的消息。塔斯社的這則消息僅僅是在新華社報導了周逝世的消息兩小時以後發出的」；英國路透社則注意到，自1961年中蘇分裂以來，蘇聯方面認為周恩來是中國所能指望打交道的最合適的人，因此「蘇聯對中國發動的例行攻擊通常都避免攻擊周恩來本人」；美聯社觀察到蘇聯《真理報》僅在第五版上以四行字來刊登了周恩來逝世的消息，「這反映了中國人與以莫斯科為首的共產黨人之間的鬥爭」。
  香港《明報》社評說，「周恩來總理逝世，全世界除了莫斯科和臺北之外，所有的反應幾乎是一致的，都是同聲悼惜，並稱贊他的品格和貢獻」，而處於緊張敵對狀態的國民黨方面，「臺北的發言人則說，我們反對中國共產黨，反對是政治制度而不是個人」，《明報》對此評論道：「即使是敵人，也不禁對他深有欽佩之情。」法新社從漢城發出專電，發現當時尚未與我國建交的韓國「所有的報紙都在第一版刊登了周總理的肖像，這個『堅決』反共國家這樣對待一位共產黨領導人還是罕見的」。
  對重塑國際關係的高度評價
  周恩來是當代中國和世界最有影響的外交家之一，在長期的外交實踐中，他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求同存異平等地發展國家與國家間關係，為推動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作出積極貢獻，贏得了世界各國人民和國際友好人士普遍尊敬。
  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周恩來率團代表新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首次亮相，促成印度支那的停戰，展現了新中國嶄新的外交風範，得到了世界輿論的廣泛讚譽。日本《產經新•聞》回顧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的風釆，引用西方記者的話說：「同莫洛托夫（蘇聯）、艾登（英國）、杜勒斯（美國）這三位外長相比，圍住周總理的西方記者比誰都多。他那莊嚴的語調和有魅力的舉止不能不吸引很多人。」還引用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在會議期間會晤周恩來後說的一句話：「會見周恩來總理以後，不得不痛感到自己是多麼的粗野。」
  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積極宣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亞非國家所普遍接受。泰國華文《中華日報》社論指出：「周恩來總理是中國有史以來的偉大政治家，也是世界傑出的外交家。1955年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中，他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世界大、中、小國家『平等』地位的準繩。」在萬隆會議後的20年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徹底改變了殖民時代的外交秩序。西德《世界報》報導稱：「他的外交政策從最初年代起就強調同發展中國家的聯繫，並強調那些今天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第三世界集團中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共同點。」
  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在發來的唁電中說：「全世界將由於在當前的重要時刻再也得不到他的智慧和政治家的才幹的好處而蒙受損失」。他命令聯合國總部院內的聯合國旗幟降半旗致哀。《瑞典日報》援引了已故的瑞典聯合國前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對周恩來的評價：他是「當代舉世無雙的最令人欽佩的政治家」。
  美國長島《新聞日報》詳細追溯周恩來在中美關係緩和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他的力量在於他注重實效。在使那個國家在一九六六——六九年期間遭到破壞的文化革命之後，促使中國打破外交上的孤立和同西方建立聯繫的是周。在一九七一年邀請美國乒乓球隊和三名美國記者訪問人民共和國——在二十二年之後重開了中國的大門的是周。幾個月之後在同亨利•基辛格舉行的秘密會談中謀求同美國和解的是周。而在次年作為主人招待踏上中國國土的第一位美國總統的也是周。」當時國際輿論界盛傳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上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美國《紐約時報》由此傳聞出發，感歎：「如果當時正式握了那只手，哪怕只是握一下，美國的總統就可能提早許多年去北京了，東南亞的歷史就可能大不相同。」
  1969年到1975年間擔任法國駐華大使的馬納克說：「他是中國的偉大談判家：同蘇聯對話，是他，同基辛格和尼克森進行談判，是他，同西方和法國進行接觸，仍然是他。」瑞典前駐華大使阿爾奈•比揚貝格在《瑞典日報》上撰文說，「周恩來的逝世，使我們當代失去了一位少有的真正的偉大政治家……他所管理的國家是我們時代唯一一個白手起家的發展中國家，他所執行的外交政策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有效地促進了為世界和平創造較好的前提。」路透社報導了印度總理英•甘地夫人率員前往中國駐印大使館哀悼周恩來總理逝世的消息，「自從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以來，印度的部長們還是第一次到中國大使館去」。
  緬甸總統吳奈溫在仰光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雖然短小卻感情真摯的悼念文章《我所知道的周恩來總理》，「雖然周恩來總理是一個大國的領導人，但是，他同較小國家的領導人交往時，總是平等待人，在他同較小國家的關係中，在包括複雜問題在內的各種問題上都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與和解精神……要是大國尤其是超級大國中有更多的領導人像已故周恩來總理那樣有同情與和解精神，世界該多好啊！」多哥新聞部長誇奧維•詹森也深情回憶：「我們忘不了對我們的接見，他在擁抱我們之後說：你們永遠不能忘記，大國越強就越想統治世界。弱者捍衛的是強者要嘲弄的正義。」
  著有《周恩來傳》的英國學者迪克•威爾遜在文章中說：「他的成就不僅僅在於領導中國，而且在於領導它從頹殘走向生氣勃勃，從混亂走向自尊的秩序，從在世界事務中處於的默默無聞的地位走向國際外交的前列。」日本《公明新聞》發表讀者來信說，「中國給人的深刻印象是重信義的國家，是通情達理的國家。這多半是把通過周總理所獲得的印象重合在一起了。正是周恩來這樣的人物對宣揚現代中國所起的作用是偉大的。」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時報》以《世界失去了周》為題發表社論：「如果說，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地球已經變得不那麼兩極化了，如果說國際事務的解決現在已經不再常常是少數幾個國家一說就算數了，如果說在世界議事場所強國的意願甚至會遭到反對和被擊敗，如果說民族鬥爭和反殖民主義的鬥爭已經取得了一系列的外交上和軍事上的勝利的話，這些有很多要歸功於中國和在貫徹中國的政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那個人。」《尚比亞每日郵報》在社論中強調：「不是像某些國家今天在非洲所做的那樣，他並不是為了收買我們而來援助我們的。他來援助我們只是由於他認為，作為一個真正的朋友，這是他應該做的。」喀麥隆電臺在專題廣播中說，「周恩來非常忠於從萬隆開始的亞非團結精神。正是由於他，中國堅決地為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的被壓迫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貢獻。」
  生動敘述周恩來的生平細節
  許多境外媒體以不同的視角觀察到周恩來生平的很多生動細節，展示了這位偉人的特殊風采。德新社注意到，「他在自己的幹部服胸前左邊的口袋上面戴著金紅的像章，上面寫著毛的語錄『為人民服務』。事實上，周恩來這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在其一生的政治生活中是按照這一格言做的。」
  美聯社記者羅德裏克在文章中提到周恩來曾回顧1927年上海起義，其謙遜負責的態度令記者印象極為深刻：「那次我負責領導武裝暴動，但是我缺乏經驗，也不了解當時的政治力量關係。我是出身於封建家庭的一個知識份子。我沒有參加過生產的經濟過程，所以同工農群眾沒有什麼接觸。我是在國外投身革命事業的，那時只是從書本裏得到很有限的革命知識。」《華盛頓郵報》在專稿中詳細敘述了周恩來的生平，特別提到法國作家馬爾羅獲得龔古爾文學獎的小說《人類的命運》，這部小說以大革命失敗前後的上海為創作背景，「這本書中有一個角色大概就是寫的周」，「把他在這個事件中的活動永志不朽了」。
  香港英文《南華早報》記者朱樹洪憶述了1938年在漢口一個國際學生會議上見到了周恩來的情形，談到對周恩來的印象，說他「坦誠、莊嚴、熱情和勤勞」，「他可以連續多小時演講。在招待會上，他談到八路軍的力量，他們的全心全意和對抗日所獲得的勝利。他甚至領導與會代表高呼共產黨和紅軍的口號。這都表明他是深信自己的理想的人。八年後我在重慶見到他，仍是如此，他會把握機會向參加談判的外交人員宣傳共產主義及其對中國的好處」。
  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愛德華.吳參與了抗戰後國共和談的報道工作，他在文章中記述親眼看到的周恩來「如何爭取朋友」的實際表現，周恩來每次到馬歇爾辦公處時，「我記得很清楚，周先生到了大門口之後，不是直接去會議室，而必定是先向當時剛好在前院或者門廳裏的既非談判代表也非官員的人問好、握手……他的問候話很簡短，但是握手卻很有力。離開時，同樣十分熱情地同大家一一道別，從來不馬虎到籠統地打個招呼了事」。
  法國記者羅曼斯基注意到周恩來在生病後，雖未停止工作，卻很難再參加公開的活動，「人們很少幾次看到周恩來在公共場合出現:特別是1974年7月31日在解放軍的盛大宴會上，他突然出現，四千賓客顯然自發地長時間鼓掌歡迎這位總理」。
  日本評論家松岡洋子回憶周恩來在接見日本婦女代表團時，談起日本拍攝的《軍閥》等電影中多次出現日軍殺害中國人的鏡頭，周恩來先是問：「你們知道我們是以怎樣的心情來看這樣的鏡頭的嗎？」然後又接著反問：「你們以為我們是不進行抵抗就被殺的嗎？」松岡洋子在文章中說：「僅僅這幾句話，就具有讓我動彈不得的分量。」
  義大利安莎社報導了周恩來在北京開展外交活動的兩個小場景：在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消息傳來時，他正在參加某國使館的宴會，「他手裏拿著一杯茅臺，從這一桌走到那一桌，像平常一樣健談，而那天晚上顯得分外高興。其他在場的中國人者15多少有些矜持，可是他卻沒有向其他客人隱藏自己的感情。『連我都沒有想到』，他一面笑著，一面舉杯向人敬酒」:尼克森和基辛格訪華時，「他以一種舉重若輕的閒雅風度接待他們。甚至當他聽到尼克森在說叫他不高興的話的時候，拿起牙籤來剔牙的時候，他的這種風度也使旁觀者為之傾倒」。安莎社引用與周恩來打過交道人士的評價說：「雖然他戴著天鵝絨的手套，但是卻有著鋼鐵一樣的意志，而且對他所要達到的目標非常明確。」
  英籍作家韓素音在參加瑞士法語電視臺節目中，在回答為什麼周恩來在西方很知名和很有聲望的問題時，她說：「我認為，這是因為他是一個非常誠實的人，因為他說真理，因為他是平靜和合乎邏輯地說出真理，因為他有無限的耐心，因為他想以理服人，而且因為當他聽到沒有禮貌的話時他從來不生氣。」長期報導中國事務的澳大利亞記者貝卻敵在美國《前衛》週刊也撰文回憶，「當亨利•基辛格要我談談對周恩來的看法時，我回答說，『他是這樣一個人：他怎麼想就怎麼說，怎麼說就怎麼做。』我想，這是對他的品格的一個方面所作的恰當的概括。」
  作為排球教練員曾四次訪華，並訓練了中國女子運動員的日本前參議院議員大松博文，回憶起周恩來親自觀看排球訓練時：「我忽然注意到他穿的衣服的袖口，在破了的地方補著一塊補丁。我會見過各式各樣的重要人物，但從沒見過一個穿這種衣服的人。我早就有這樣的印象，認為他是一位嚴格、卓越兼備的人，看到他穿這樣的衣服，就再次使我感到，他是個比任何人都嚴於律己的人。」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周恩來一直擔任總理，他的去世會對中國的對內對外政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外媒十分關注的問題，因此紛紛對他去世後誰來接任的問題作出猜測，各國輿論一致認為會是鄧小平。美聯社在1月8日發出的電訊中說，「至於周的繼承人，在中國領導階層的人物中間，人們談論最多的是鄧小平。」路透社觀察到周恩來病重期間，「他把他的工作交給了中國十二名副總理中資格最老的鄧小平」，從而認為「鄧往往被認為是接替他當總理的人」。日本時事社報導也說：「可靠的看法認為，鄧小平副總理將晉升為總理。」法新社援引中國問題專家的分析：「他們普遍認為，周恩來的崗位將交給鄧小平。」德新社用了一個極長的句子來描繪鄧小平：「每一個姿勢、每一個論點和每一項決定都表現出一個由於長期握有權力而經驗豐富的老資格的共產黨官員所特有的自信心和積累了幾十年的經驗。」
  「大參考」在周恩來總理逝世後集中轉載的外媒相關報導共有343篇，從多個角度展現了他對國際政治的卓越貢獻和深遠影響，不僅反映了國際社會對周恩來總理的敬重與懷念，也為我們瞭解當時的國際輿論和中國的國際形象提供了重要參考。當年「大參考」摘編的這些報導，因其發行範圍所限，在國內能夠讀到的人並不是很多。1978年，在周恩來逝世兩周年之際，新華社將這批集中報導與後來陸續收集到的相關報導，經整理後編成了36萬字的《舉世悼念周恩來總理》一書，面向全國發行。
  （金志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