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即，中央各部委正值草創時期。此時，擺在他們面前的大事，便是解決辦公和職工居住地點的問題。很快，一些大部委在狹小的內城裏選中了心儀的辦公場所。國務院機關占了禮王府、全國政協占了順承郡王府、衛生部占了醇王府、解放軍機關占了慶王府……
  但數量有限的王府遠遠滿足不了眾多機關單位的辦公和工作人員的居住需要。於是，更多的機關單位把目光投向了老城牆以外的廣袤地區。
  上世紀50年代，北京城外有大片的農田和無主荒地。各單位要建辦公區，自然免去了如今征地拆遷的諸多麻煩。一時間，在北京的近郊形成了「誰蓋樓中央就撥錢，誰就跑馬占地」的狀態。
  本應作為屬地管理部門的都市計畫委員會，此時更是疲於應付，哪個部門都比他們來頭大。一時間，都市計畫委員會竟成了「撥地委員會」。三聯出版社出版的《城記》中曾記載了這樣一個細節，一位部隊首長來到北京市副市長薛子正的辦公室，質問一名工作人員：「你們要我們的用地計畫，這涉及軍事機密，能告訴你們那麼具體嗎？我們的發展規模，連我們自己都說不出，你們能估計出來嗎？」最後只得是要多大地塊，就給多大地塊。
  幾年後，沿長安街一線建起了外貿部、煤炭部、紡織部。有四部一會之稱的第一、第二機械部、財政部和國家計委等單位，則聚集在復興門外三裏河一帶。解放軍總後勤部、海軍、空軍、通訊兵、鐵道兵等，軍隊首腦機關分佈在更靠西的公主墳至西山腳下。以八大院校為代表的科研、文教大院集中在城北的學院路一帶。
  這些單位的職工宿舍區，則緊跟著辦公區而建。1950年，復興門外真武廟一帶蓋起的三層尖頂灰磚小樓，是北京最早一批單位宿舍區。隨後，羊坊店、三裏河、百萬莊、二裏溝、和平裏……先後蓋起了一片一片居民樓，它們大多住著各大部委的工作人員。
  佔據了北京最優地理環境的則當屬景山後面的解放軍總參謀部地安門大院，今天去景山公園，仍可以在公園北牆外看到把守著馬路東西兩側的大屋頂建築——這座大院今天依然那麼顯眼。在沙灘後街，有中宣部和文化部大院，府右街南口有統戰部大院，那都是位置最好的大院之一。
  幾十年後，當我們試圖探究它們的建設過程時，發現在北京的市屬檔案系統和史料中很難找到線索。顯然，大院圍牆一封，院裏的佈局、設計、施工全都由各單位自己解決。各大院各自為政，缺乏統一規劃，漸漸地北京被割裂成一個又一個的小團體。
  早在建國前夕的1949年9月，梁思成便對這種無序的發展趨勢感到憂心忡忡。他曾致信給當時的市長聶榮臻，對一些單位沒有獲得都市計畫委員會同意就隨意建房的現象提出批評。他稱「這種辦法若繼續下去，在極短的期間內，北平的建設工作即將呈現混亂狀態，即將鑄成難以矯正的錯誤」。他希望聶榮臻以市長兼市劃會主委的名義佈告所有各級公私機關團體和私人，在空地上新建建築，必須先徵詢市劃會的意見。
  1953年，疲於應付的北京市也在城市總體規劃中提出「六個統一」的原則。即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建設、統一分配、統一管理。並指出，「六個統一」中關鍵在於統一建設，建議除了國防、工業及其他特殊建築外，所有住宅、辦公樓、科研單位、學校都應當把投資交北京市統一安排。
  顯然，北京市的設想並沒有得到各單位的回應。
  1964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名為《關於北京城市建設工作的報告》。指出「由於建設計畫是按『條條』下達，各單位分別進行建設，北京市很難有計畫地、成街成片地進行建設，至今沒有建成一條完整的好的街道。許多單位總想自成格局，造成一些地區建設佈局的不合理和建築形式的不諧調。不少單位圈了很大的院子，近期又不建設，造成用地的嚴重浪費。」
  儘管如此，各種大大小小的單位大院還是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建起來。老城牆雖然拆了，但北京城又建起了更多大大小小的圍牆。據統計，上世紀80年代末北京的各種大院，已達兩萬五千多個。
  一院一世界
  對於胡同內的老北京而言，院中世界始終有一份神秘感。最初的大院居民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帶有各地方言腔調的普通話，工作好像永遠很忙，生活好像不用自己操心便料理得井井有條。
  每個大院都是一個功能齊備、自給自足的小社會。禮堂、操場、浴室、游泳池、俱樂部、商店，甚至醫院、郵局、儲蓄所、幼稚園、小學、附屬中學……應有盡有。他們足不出院就可以得到生活、工作所需的所有資源。有人甚至開玩笑說：除了火葬場，大院裏面什麼都有。
  上世紀60年代，八九歲的楊五一跟隨父母遷往西山腳下的北京軍區大院。在那裏，他度過了難忘的少年時光。雖然，隨著父親的下放，他早已搬離大院，但至今他仍能不假思索地畫出大院的佈局圖。
  北京軍區大院北面依山而建，一條貫通始終的大路把大院分成東西兩院，西邊是司令部，東邊是政治部。司令部的辦公樓在西院最北端，辦公樓前是經常組織活動的大禮堂，禮堂外面是一片廣場。幾乎每個星期，廣場上都放電影。每到這時，楊五一和院裏的小孩們便會搬著小板凳坐在螢幕兩邊。什麼《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看得小孩們如癡如醉、熱血沸騰。
  廣場南面是大片的宿舍區。部隊大院的生活遵循著有序的級別關係，住宅區便是最典型的體現。楊五一說，宿舍區裏最顯眼的就是部長們住的二層小白樓，站在西山上都能看見，其他宿舍樓則是紅色的。楊五一的父親比部長們低一級，住在小白樓南面的四層紅色宿舍樓裏，再往下就是大參謀們住的五十幾號樓，而大部分普通幹事則住在小河對岸的九十幾號樓裏。當時的北京軍區司令楊勇的小別墅，在院外的半山腰上。
  大院裏的生活保留著明顯的集體生活印跡。許多院內居民依據早、中、晚三次定時廣播，規劃每天的作息。很多人雖然有家庭，但仍習慣於去食堂吃飯。楊五一記得，北京軍區大院裏，有數不清的食堂，按級別不同相互區分。級別高的食堂就是人少一些，菜做得精細一些罷了。
  大院的孩子們一出生便過著集體生活。他們從小被送到大院附屬的幼稚園全托，一個星期才回一次家。幼稚園畢業以後進入附屬小學，還是住校。
  大院裏家庭關係也顯得不像普通市民那樣緊密。從小在海軍大院長大的林園記得即便是一周回家一次，有時她也見不到父母。在她模糊的記憶裏，父母總是很忙。她和兄弟姐妹們有時會跟著保姆到他們家去過週末。「當時也沒覺得特別慘，因為大院裏的孩子們都這樣。」林園說。
  大院的孩子們從小上一個幼稚園、一個小學，甚至一個中學，一同參軍。家庭關係的鬆散，使得他們彼此之間聯繫得異常緊密。
  楊五一說，大院子弟們最集中的一段院內生活是文革初期。文革初，學校全都停課鬧革命了，家裏的大人靠邊站的靠邊站，挨整的挨整，大院成了他們這幫半大孩子的天下。「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人互相瞧不上，兩撥孩子在院裏碰上了，話茬不對就能打起來。」可一旦院裏的孩子跟外面的孩子發生了衝突，院裏孩子則顯得異常團結。「只要說是我們院的孩子跟人打起來了，那二話不說全院都上。」楊五一回憶。
  那一時期，大院子弟與市民子弟之間衝突的極端案例，就是被許多「大院戲」反復提及的，大院子弟「王小點」手刃胡同頑主「小混蛋」的公案。據說，王小點率領一幹大院子弟，運用了引蛇出洞的策略，把「小混蛋」堵在了北京展覽館附近。傳說中「小混蛋」被紮了二十多刀。
  就是在一次次的「岔架」過程中，大院子弟間建立了外人難以體會的感情。王朔、葉京的發小兒劉俍在一次採訪中這樣說：「我們之間好到不講理的程度，我托你辦事，你必須給我辦成，辦不成我就罵你，我不考慮你有沒有能力辦。那時大家都沒什麼錢，有時一算日子，哥兒們是不是該發工資了，二話不說，就拉著剛發工資的哥兒們上外邊吃飯去了。沒什麼話說，那會兒掙得都不多，一頓飯半月工資沒了，但那也要請。」
  就如《與青春有關的日子》裏，高洋把兄弟們坑了，有兄弟為他送了命，但最後大家還是原諒他。「本是同根生，割了他，就傷了我。」
  院裏院外
  在胡同裏，所有的居民的戶籍都要歸居委會管，你想辦理戶口，領糧票，都要找街道居委會，而在大院裏，居委會就是本機關的一個部門。對於大院外的老北京市民生活，大院子弟們都不甚了了。搬進北京軍區大院之前，楊五一生活在護國寺附近的平房區。「那時大院還沒建好，護國寺這片胡同裏住的都是北京軍區的人。」
  雖然住在胡同裏，也沒有院牆，但楊五一感到其實那還是個「大院」。他們的一切生活都是有組織的，根本沒機會接觸到普通市民。見面閒聊說幾句客套話，平時做了稀罕吃的互相送送，過年過節串個親戚，結婚送禮擺喜酒……這些北京人的老禮兒，跟大院裏的人無關。他們習慣於更簡單，更直接的方式。
  在海軍大院長大的袁憶清，婆家也是部隊的。直到出身「地方」的弟媳進門，才第一次有人張羅給孩子壓歲錢。「我們小時候根本不講究這些，大人也不給，孩子也不要。給來給去多麻煩！」袁憶清更喜歡院裏簡單的方式。
  對於胡同裏長大的市民孩子而言，大院裏的生活也顯得非常神秘。1963年，從小在胡同裏長大的靈山考進了北京外語學校。外語學校裏集中著很多部委、軍隊的高幹子弟。靈山此前從來沒想過，北京城居然還生活著這樣一個階層。最明顯的例子是幾乎一人一塊手錶，「胡同裏即便是大學生也很少戴表」。「歐米茄」「勞力士」這些名字，她也是在那時第一次聽說。
  大院子弟們彼此間的話題更與市民孩子不同。對於政治他們有著超乎一般的興趣。「他們湊在一起老聊國家大事、世界形勢，要不然就是一些從父母那裏聽來的內幕消息。胡同裏的孩子哪兒管這些呀？我們以前就是唱歌、跳皮筋，要不然在一起學習。政治跟我們壓根兒沒關係。」靈山回憶。
  對於父母間官職的高低，大院子弟們異常敏感。民俗學者高巍小時候住在景山後街，家裏是地道的老北京人。景山後身是著名的總參大院，他所在的小學中有不少是大院子弟。高巍記得：「那時候已經取消軍銜制了，這幫大院孩子們沒事就把大人以前的肩章拿到學校互相比。官大小比完了，就比誰參加革命早。我那點兒關於軍銜的知識都是那時候學來的。」
  至今讓靈山記憶猶新的一幕是，搬進學生宿舍第一天。同屋的一個女同學問她：「你們家是高幹嗎？」靈山說，不是。女同學不言語了，過了一會兒說：「你長得像『高幹』。」「長相還能看出來？高幹家出來的長什麼樣？」女同學說不上來，但在他們心中確實有一把尺子。對於平民子弟，他們確乎有一種難以言傳的優越感。
  大院子弟和胡同子弟，分屬兩個陣營。在學校裏，即便不是一個院的，大院孩子也願意跟大院孩子在一起玩。楊五一從小到大的好朋友幾乎都是大院的。雖然在北京生活了五十多年，但他坦言對胡同裏老北京的生活並不瞭解。「跟胡同裏的孩子接觸也不多，人家也不跟你深交。」
  作為胡同裏長大的代表，高巍對於大院子弟的處事方法也感到驚訝。那一年王朔因為與母親的關係緊張而到《心理訪談》做客。他跟母親的對話方式讓高巍感到驚訝，「胡同裏長大的孩子不可能這麼跟父母說話，就算街坊聽見了，也能給你大嘴巴。」就算再生氣，胡同裏的孩子也得跟爹媽稱「您」。
  高巍認為，大院文化算不得北京文化，他們是一種革命式的、鬥爭式的文化，不是敵就是友，沒有第三條出路。老北京文化是寬容的，平實的，閒適的。「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雖然沒有什麼高貴的生活，但榮華富貴他們都見過。雖然，彼此也會因為雞毛蒜皮的事兒打架，但打完了還能交朋友，沒有什麼過不去的。
  事實上，高巍口中閒適、隨和的胡同北京早已是陳年往事。正經八百的北京四合院在今天的北京已經越來越稀少，即使沒拆也不像個樣子了。解放初，北京人口僅有100多萬。60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已攀升至2000多萬。現實中，老北京人早已是鳳毛麟角，在來自五湖四海的大院子弟們的衝擊下，在北京市舊城改造的風潮中，隨著一條一條胡同的消失，老舍描寫的那種四合院裏居民們家長里短、共議國家大事的老北京場景正在漸漸淡出，許多從小就生在城外大院宿舍樓裏的北京孩子，連四合院都沒有見過。
  （占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