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不能進!」門衛一句話,將遊客攔在門外。
2026年4月18日,幾名遊客徘徊在北京市東城區張自忠路3號門口,想進去參觀,那是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只是,大院門口安裝了閘機,無論遊客怎麼解釋,門衛都不放行。
長期以來,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的部分房舍被多家單位佔用,沒有對外開放。
在北京老城,文物單位像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一樣被佔用而不對外開放是常見現象,許多壇廟、王府等重要文物都隱藏在辦公單位、私人住宅的告示牌後面,成了只有少數人才能進入的區域。
如何將辦公單位、居民從這些文物中遷移出來,是北京文物保護工作中持續幾十年的難題,涉及所需資金量大、與佔用單位協調難等難題。
制度性突破出現在2023年11月,北京市文物局發佈《關於首都功能核心區首批文物騰退保護利用計畫的函》(以下簡稱「首批騰退計畫」),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被列入其中。
在北京,有不少不可移動文物由中央單位管理使用,被稱為「央產文物」。王良是北京市東城區住房和城市建設委員會歷史建築保護事務中心主任,他說這次騰退是北京市首次大規模、點對點地計畫對核心區央產重點文物實施騰退。
首批騰退計畫推出與始於2012年的北京中軸線申遺不無關係。申遺以長約7.8公里的古都脊樑作為保護對象,倒逼北京必須解決長期存在的居民雜居和空間割裂問題。
2024年7月,北京中軸線被納入《世界遺產名錄》。當年12月,北京市文物局局長張立新發表於《中國文物報》的文章稱,北京以中軸線申遺為抓手,實施了「新中國成立以來北京最大規模的文物騰退」。
遲到二十多年
騰退啟動一年後,仍有22戶居民滯留在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院內,拒絕搬遷。
灰4樓一樓,居民湯建春家門旁貼著「禁止變相逼簽」的字條。左鄰右舍大多已經騰空上鎖,昔日熱鬧的家屬院變得空曠,只是張貼在樓道裏的火情通報仍然沒有撤下,「重點火災隱患單位」的紅色牌子依舊懸掛在外牆上。
在中國近代史中,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是一處特殊的文物,老北京人更習慣叫它「段府」。
那裏原是清代王府,1906年清政府設立了陸軍部、海軍部,是晚清最高軍事指揮機構所在地。民國時期,那裏又成為段祺瑞執政府辦公地。新中國成立後,大量單位進京,辦公場地緊缺,許多廟壇、王府等文物古建被改為辦公場所,職工及家屬也隨之遷入居住。段府就交由中國人民大學和幾個在京單位使用。
1969年,5歲的湯建春跟隨父母搬進段府,其父曾是警衛員,一家四口分了三間房,每間十幾平方米。
段府內房屋狹小,一些屋子數十年照不進來陽光,但租金便宜。湯建春家不擁有段府房屋的產權,早年每個月只需要交幾塊錢的房租,現在每個月租金也才二十多元。相比之下,在北京二環內,附近一套兩居室的租金,每個月便要一萬四五千元。
成家後,湯建春從父親手中分得了一間小屋。女兒出生後,一家三口就擠在這間沒有廚房、衛生間的房子裏,他在屋內搭了一個閣樓用於睡覺。這樣的改造在段府較為普遍,有的居民還將陽臺向外延伸擴建為儲物間,公共走廊也被各家分割作為廚房,堆滿生活雜物。
從文物保護的角度看,這樣的居住狀態並不安全。
2006年—2013年,孔繁峙在北京市文物局局長任上待了近7年,其在任期內持續呼籲文物騰退。他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工作中最大的難處和壓力,就是擔心段府這類文物發生火災。高峰時期,段府內住著四百餘戶教職員工,他們在樓道裏生火做飯,家家戶戶都有煤氣罐和熱水器。曾經有一戶人家煤氣洩漏,但因為段府院門太矮,消防車無法進入。
2019年,段府被國務院掛牌為重大火災隱患單位。近日,南方週末記者在段府看到,樓道裏密集張貼著火情通報、保護文物的提示,每棟樓有保安專職巡邏值守。此外,長期作為住宅使用,段府原有的風貌和形制也遭到了破壞。
文物安全問題並非沒引起過關注。早在1980年,國務院在轉批原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原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關於加強古建築和文物古跡保護管理工作的請示報告》中就指出,當時的主要問題有「有些重要古建築繼續被一些機關、部隊、工廠、企業所佔用」。1982年,文物保護法頒佈,北京開始逐步強化文物保護意識。
首先要將居住在裏面的居民騰退出來。孔繁峙回憶,早在2000年代,文保部門就多次與中國人民大學協商,希望推動居民搬遷。據公開報導,人大領導早先接受採訪時表示,2006年騰退資金缺口就達到千萬元。孔繁峙稱,人大曾向中央財政寫過資金申請,但早年國家財力有限,只能覆蓋部分文物的搶險修繕。
王良告訴南方週末記者,2018年前後,北京市東城區領導再一次讓人大落實段府騰退,但「研究半天沒有資金支持,也沒有人再協調,就不了了之了」。
隨著北京房價高漲,二十年後的今天,段府的騰退成本漲至數億元。
2023年11月,段府被列為騰退對象,政府部門提供了貨幣補償和房屋置換兩種方案,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大部分居民選擇了超過10萬元/平方米的貨幣補償,少數搬進北京東五環外豆各莊的安置房。
2025年6月15日上午9點,段府主樓大廳裏,第一批騰退的居民來辦理簽約手續。這場遲到了二十多年的騰退,在官方發佈的消息裏,終於邁出關鍵一步。
湯建春是少數未簽約的居民代表。「我們不是反對保護文物」,說話間,他把煙頭在室內的洗手池裏淋滅,再扔進腳邊的垃圾桶裏,「樓梯上掉下來一塊磚,我們都撿起來放好」。在他看來,以段府的地段和歷史價值,目前的補償價格他不太滿意。
為此,過去一年,段府裏部分居民多次與政府部門對簿公堂,都是居民敗訴。部分敗訴者已提起上訴。
「讓你們區委書記來」
在北京老城區,被佔用的文物遠不止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
張樹華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2020年,他掛任北京市東城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時向媒體提供的一份數據顯示,北京市內的國家級、市級、區級文物保護單位890多處,由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居民不合理佔用的高達80%,真正對外開放的不足20%。
作為北京現存唯一的明清皇家道觀,大高玄殿也曾長期被佔用。2006年,北京市政協文史委組織委員到大高玄殿考察,敦促騰退,市政協原常委何卓新後來在刊登於《北京觀察》上的一篇文章中回憶:「大門開啟,我們一隊人馬都進去了……在佔用單位的有些人眼裏,這些委員只是區區小吏,無足輕重。」
如大高玄殿這樣,不少文物的佔用單位都有著深厚背景。
據2017年《光明日報》報導,以東城區為例,356處文物中,央產文物有98處。央產文物的開放也十分有限——東城區文化和旅遊局2022年給一份政協委員提案的回復中指出,轄區內374處不可移動文物中,100處實現開放,其中央產僅17處。
這種情況下,文物騰退之難,不只是如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那樣缺少資金,更難在與佔用單位協調。
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建築大學教授秦紅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北京大量文物涉及央產、軍產、校產、宗教產等多種產權交織,有些院落甚至分屬不同單位使用,行政層級高,協調難度大,北京市一級的文物部門往往沒有直接管理權限。
王良就遇到這樣的事:東城區政府去跟文物佔用單位溝通,對方反問,文物騰退是好事,但這是北京市領導、東城區領導的事,「關我們單位什麼事?」
無奈之下,文物保護部門能做的,只有給文物的產權和管理使用單位發函,督促它們排查文物的安全隱患。
王良回憶,在東交民巷一帶,個別單位態度特別「橫」,當場把通知撇出來說:「讓你們區委書記來。」
僵持之下,較長一段時間裏,文物騰退主要依靠學者、政協委員等對單個文物持續發聲,或在高層領導批示下推動。
2005年,季羨林、侯仁之、鄭孝燮、梁從誡、羅哲文等10位專家學者聯名發出倡議書,呼籲大高玄殿、孚王府、皇史宬等7處著名文物建築的佔用單位儘快騰退修繕,並早日對社會開放。
當時已90歲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鄭孝燮強調,按照世界文化遺產公約原則,保護好文物需要具備真實性和整體性,長期佔用破壞了文物的環境真實性。
據《新京報》報導,關於大高玄殿的騰退,早在2001年,國務院有關領導就作出批示。2008年,財政部、北京市政府又介入協調,一直到2010年才回歸故宮博物院。
拈花寺的騰退同樣經歷了漫長拉鋸,這座京城古刹被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佔用60年,佛教界通過政協管道連續10年提交呼籲拈花寺騰退的提案,2013年北京市領導召開聯席會議,次年才得以騰退。
這種對單個文物的騰退推動,顯然過程坎坷,歷時漫長。
突破口
轉機出現在「十三五」時期,北京的定位被明確為首都「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文物騰退工作迎來轉機。
2015年,北京啟動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動市政府機關和部分央企外遷通州副中心。在很多文物保護工作者看來,這是一次批量化推動文物騰退的契機。
2016年,孔繁峙作為北京市政協委員建議,利用市級機關搬遷後空置的辦公用房,與佔用文物的中央國家機關、民主黨派的辦公地相置換,騰出文物建築。
孔繁峙建議,要著重置換和解決歷史價值高、社會影響大的文物被佔用的問題,一是故宮,二是王府。
他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故宮長期被多家單位佔用,無法實現完整保護和全部開放,雖然佔用單位在逐步遷出,但在他提交提案之時,故宮西華門內很大一片區域仍然被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佔用。他呼籲,為了保護故宮,應該將其列為置換單位。
其次是王府。王府大多處於京城顯要位置,重要性僅次於故宮。2016年,北京有15座市級及以上文物保護單位的王府,除恭王府開放以外,其餘14座均被各級單位佔用。就算是開放了的恭王府,其騰退也歷時27年,在三代國務院領導的推動下,才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行前開放。
當時,孔繁峙的提案上報給了國務院,並批轉到相關部門。
十多年後,多數王府被佔用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2024年,北京建築大學李春青教授對現存40座北京老城清代王府建築的一項研究顯示,八成以上王府仍然被用作行政辦公、教育教學、單位宿舍,比如醇親王府北府、鄭親王府、寧郡王府、僧王府等。
2017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獲黨中央、國務院批復,明確提出:老城不能再拆了;通過騰退、恢復性修建,做到應保盡保;積極推進中軸線申遺工作。
那一時期,王良感受到,文物騰退才開始成為一項政府有計畫、批量化推動的工作。
2017年當年,西城區政府就公佈了47處文物騰退計畫,在當時被媒體稱為「全國最大的一次文物騰退行動」,東城區緊隨其後也公佈了47處。
不過,當時北京市並沒有在騰退文物的級別上定下多麼宏大的目標,而是讓東、西城區在有限的資金內,能做什麼先做。
王良回憶,突破口選在了區屬直管公房,這類文物的產權屬於區房管部門,騰退協調難度低,區政府把控度最高,東城區優先在這個範圍內選擇了一批社會關注度高、損毀較嚴重的文物進行了騰退和修繕,其中不少是名人故居、地方會館。
難啃的「硬骨頭」
到「十三五」末,東城區推動了三十多處市屬、區屬產權的文物騰退。王良介紹,剩下沒能完成的基本上是央產、軍產、混合產權的文物,這些是難啃的「硬骨頭」。
想要啃下「硬骨頭」,最直接的問題是,誰能在北京「市權」限制下協調央產等有深厚背景的文物的騰退?2017年,北京中軸線申遺工作啟動5年後進入快車道,這一問題被擺上臺面。北京中軸線以7.8公里長的古都脊樑作為保護對象,它不再只是保護單體建築,而是強調北京老城整體歷史格局、空間秩序和文化景觀的完整性。
2019年召開的一次北京市人大常委會上,時任教科文衛委員會主任劉玉芳指出,中軸線14個核心遺產點中(2022年新增為15個),先農壇、皇史宬等5個存在被不當佔用和使用的情況。由於產權單位複雜,缺乏有效協調機制,不能適應整體保護的需要。
「中軸線範圍內一些建築,想騰退出來,不僅需要區級協調,還涉及市級乃至國家層面的溝通,推進週期很長。」秦紅嶺表示,特別是央產文物騰退,涉及要跟中央單位協調的問題,是中軸線申遺的堵點。
於是,在北京中軸線申遺進入提速階段,央地協同機制逐步建立——首都規劃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下設職能機構,負責協調市屬與中央部門的重大事項,其中就包括央產文物騰退。
「這意味著,央產文物騰退上升為央地共同推進的國家層面治理事項。」秦紅嶺對南方週末記者作出這樣的解讀。
新機制下,文物騰退進入快車道。
2019年,東城區第一次實現了騰退央產文物——皇史宬。這是中國現存最古老、完整的皇家檔案庫建築群,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北院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辦公使用,南院為民居大雜院。2019年8月,故宮博物院、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市文物局、東城區政府共同組建騰退指揮部。年底,只用了3天時間,二十多戶居民全部簽約騰退。2021年,修繕後的皇史宬對公眾開放。
據不完全統計,中軸線申遺前後,皇史宬、先農壇、天壇內國家廣電總局五八二電臺等一批文物中的中央單位實現騰退。同時,在「市級、區級單位帶頭騰退」的號召下,一批市屬、區屬文物也得以騰退,北京市政協拆除了中山公園裏的政協小院,市總工會拆除了太廟中的非文物建築,市少年宮搬離了景山壽皇殿。
秦紅嶺認為,新機制下麵貌變化最大的是先農壇。
作為中國古代祭祀等級最高、規模最大的祭農場所,先農壇的多處區域被中央、市、區等不同級別單位分割佔用,以至於名氣小於中軸線另一側對稱位置的天壇。
龐書經是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總規劃師,參與編制先農壇騰退及活化利用整體規劃方案。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為了恢復先農壇歷史風貌,多數佔用單位在中軸線申遺任務下「積極行動,重大局,講政治」,願意配合騰退。
同時,政府要為這些佔用單位尋找新的辦公場地,或者批地新建。騰出文物建築後,資產仍然歸屬這些佔用單位,還是移交給誰,移交過程中是否要折價,這個過程「解決起來非常棘手」,龐書經說,文保部門與佔用單位之間往往需要花費漫長的時間進行論證、說服和博弈。
2025年底,北京育才學校遷出先農壇,這是一所1937年創辦於延安的學校。秦紅嶺回憶:「我們開會時有人說,如果不是中軸線申遺,很難騰得出去。」
不過,先農壇南部區域至今仍然被佔用,使得先農壇無法實現完整保護,在孔繁峙看來,這是「最大的遺憾」。
不是最終目標
秦紅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北京中軸線申遺期間之所以能夠啃下一些文物騰退的「硬骨頭」,很大程度依賴於攻堅時期形成的高位協調機制。但這種機制難以複製,有人擔心,文物保護工作的力度,會不會隨著中軸線申遺成功而減弱?
事實上,中軸線申遺成功不是最終目標。官方多次強調,要以中軸線申遺為抓手,帶動北京老城整體保護與文化復興。
2023年11月,在中軸線申遺收尾之際,北京市文物局發佈「首批騰退計畫」,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等11處文物被納入騰退範圍,其中10處為央產文物。
同期,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聯合印發《首都功能核心區文物騰退範圍內公有住房房屋置換指導意見(試行)》。後兩個單位,簡單來說,就是中央單位房產的「大房東」。
王良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中央財政對此給予了大力支持,對佔用單位而言,這解決了棘手的騰退資金問題。
在秦紅嶺看來,這兩份檔標誌著北京文物騰退,特別是央產文物騰退,開始從過去零散、個案式的推進,進入制度化、規模化、央地協同的新階段。
孚王府也是被列入首批騰退計畫的受益文物之一,並於2025年7月啟動騰退。
那裏曾是清道光皇帝第九子奕譓的府邸,過去幾十年被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等5家單位分割佔用,上百戶單位職工及後代也在王府裏居住下來,私搭亂建形成大雜院孚王府發生過兩次火災,一篇論文記載,2010年,王府裏一座違規搭建的大棚起火,一部分王府建築的梁柱被燒焦。
目前,孚王府內200多戶居民的騰退工作已經結束,據瞭解,騰退花費超過10億元。世界圖書出版公司的文物安全管理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出版社在王府裏有圖書堆積,火災隱患大,他們也希望儘快啟動辦公區域的騰退。
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核心區第二批文物騰退計畫已經啟動。
據北京市文物局網站消息,第二批騰退的首個標誌性成果是琉璃閣院落,2026年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將其移交給北海公園,遷至新址辦公。
第二批騰退專案的文物名單沒有對外公開。據南方週末記者從不同管道不完全統計,初步考慮納入第二批騰退計畫的有孚王府辦公區域、京師大學堂建築遺存、醇親王府(北府)、寧郡王府、慶王府。
不過,並非所有文物都必須完全騰退清空。王良表示,在有限的資金下,優先推動的是問題突出的重點文物騰退。秦紅嶺認為,接下來文物騰退工作應該要繼續堅持的一個原則是,將騰退、修繕、開放一體推進,避免「騰而不用」,讓公眾共用文物保護成果。
(呂雅萱/文)
中華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