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二•二八事件」爆發71周年。71年前的2月28日，以國民黨在台軍政當局不當糾察私煙為導火索，島內民眾展開了一場反抗國民黨專制腐敗統治、要求政治改革的鬥爭。一時間，島內一切反國民黨的力量借機彙聚發酵。情勢失控之下，國民黨在台實行了武力鎮壓。「二•二八事件」對島內政治生態、社會心理和兩岸關係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尤其成為「台獨」與反「台獨」鬥爭的長期角力點之一。

「二‧二八事件」史貌

1947年2月27日傍晚，臺灣省煙萆專賣局臺北分局查緝員六人會同警察大隊四人赴臺北市延平龍路查緝私煙，與私煙攤販、獨自撫育一兒一女的中年寡婦林江邁發生爭執。查緝員欲沒收林婦香煙及賣煙所得，林婦以家計難以維生跪地哀求，望「勿全數沒收」，當時圍觀民眾見查緝員竟以槍管敲打林婦頭部致使她出血暈倒，群起而攻。查緝員一邊奔逃，一邊開槍示警，不幸擊中旁觀者陳文溪（後不治死亡）。此事經媒體報導，群情鼎沸。28日，臺北市民群起至專賣局臺北分局、總局、行政長官公署請願，要求交出兇手，並多次發生流血衝突，臺北全市騷動，店員罷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下午，行政公署長官陳儀宣佈臺北市戒嚴，而武裝衝突並未停止。

面對血腥局面，3月1日，臺北市民意代表組成「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並派代表面見陳儀，就處理煙販事件及政治革新進行交涉。陳儀同意民意代表之要求，並將委員會改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並宣佈臺北市於當夜12時解除戒嚴。然而，事態並未因此平息。全台各縣市都出現了抗爭暴動，人們衝擊警察局、專賣局，阻斷交通運輸以阻止當局援軍北上，燒毀公營機構，釋放囚犯，佔領縣政府。與此同時，各地也都發生姦淫搶掠和槍殺大陸籍人士的暴力事件，全台情勢失控。

3月7日，「處委會」通過42條處理大綱，提出具體善後方案與改革要求。但陳儀已認定並電告蔣介石「二•二八事件」「顯系有計劃有組織的叛亂行為」，是「獨立叛國運動」，「須以武力消滅，不能容其存在」，要求調兵鎮壓，因此「震怒拒絕」。

8日傍晚，國民黨援軍自基隆登陸臺灣，沿途鎮壓。10日，蔣介石就「二.二八事件」發表談話，指「共產黨煽動」是「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之一。隨後，陳儀對全省廣播戒嚴令，鎮壓、屠殺全面展開。「處委會」隨即被陳儀當局宣佈為非法組織，被迫解散，參與「處委會」運作的島內精英被列為清算整肅的對象。與此同時，許多直接參與暴動的人士被捕殺，平日敢於直言進諫的民間報刊也遭查封。14日，警總宣佈全省已告平定，即日開始「肅奸」工作，全台進入「綏靖」階段。20日，為配合「肅奸」，陳儀當局在島內各地展開「清鄉」行動，以「連保連坐」威脅民眾相互掲發，未經審判即被捕槍斃者甚眾。4月24日，國民黨政府下令改組行政長官公署為省政府，由魏道明接替陳儀任臺灣省首任主席。陳儀被調回大陸。

「二‧二八事件」的主流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

從整個中國歷史的脈絡上看，「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是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兩黨圍繞著中國「兩個前途與兩種命運」的路線鬥爭，隨著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而不可避免地延伸到島內。而日本長期在台殖民統治帶來的臺灣整體經濟衰落、人民政治權利被剝奪等所反映出的島內社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固有的重重矛盾，都成為島內民眾對國民黨統治由寄予期望到極為失望、甚至絕望的背景因素。而當時國民黨在台官僚和雜牌軍隊的貪污腐敗、軍紀蕩然、治理無能，不僅加重了戰爭後期臺灣本就被嚴重破壞並急速衰退的經濟情勢，讓臺灣人民對物價飛漲、失業率髙飆、社會治安不良等民生狀況極為不滿與失望；而且國民黨官僚接收在台日產上，重演了在本陸「五子登科」般的「劫收」醜劇，讓臺灣民眾觀感不佳。這些矛盾疊加的結果，使得國民黨查緝私煙處置失當成為社會矛盾大噴發的導火索。因此，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同情和支持臺灣人民的民主鬥爭，中共臺灣地下組織也積極參與了「二‧二八起義」。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通過廣播電臺發表文告，聲援臺灣人民的革命鬥爭，對臺灣人民反抗暴政、爭取民主、要求自治的愛國民主行動予以髙度肯定。面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正集中精力與共產黨殊死一搏的蔣介石政杈，自然不希望共產黨在臺灣立足成勢；加之正如有史料指出的那樣，在「二‧二八事件」發展過程中，國民黨情治系統誇大臺灣中共地下黨實力，這就使蔣政府更以剿共為主要目標，進行鎮壓、清鄉行動。1948年3月14日，《大公報》就疾呼：「台人愛護祖國始終如一，如藉口有共產黨潛入而興師問罪，結果只令漢族一家在台續演悲劇，遺留歷史污跡」。

可見，「二‧二八事件」的爆發及其最為普遍的懲治腐敗、改革政治、爭取民主權利的訴求，顯示它具有鮮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共性，它既反映了當時臺灣社會的主要矛盾，即臺灣人民與蔣政權在台軍政當局腐敗統治之間的矛盾，也規定了整個事件的基本政治傾向，即「二‧二八事件」的主流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因此，大陸站在整體中國歷史的脈絡上定性「二.二八運動」是當時全國各地風起雲湧的「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愛國民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然，認清「二‧二八事件」性質的同時，也應注意到，「二•二八事件」的發展演變還蘊含著諸多島內特色，使「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呈現出島內原本複雜的多種矛盾綜合發酵的面貌，其中如島內學者所言，國民黨在台軍政當局接收日產得罪了島內日本殖民既得利益階層「皇民分子」和肆意侵佔日產的地痞流氓；「二‧二八」爆發前，大批台籍日本兵從南洋戰場返台，日本離台前也釋放了管訓在綠島的地痞流氓。這三類人（「皇民分子」、地痞流氓、台籍日本兵）都在「二‧二八事件」中發起暴動，殘酷「撲殺支那人」，以宣洩心中不滿，宣洩日本不甘心戰敗及仇視中國的情緒。這些因素雖然不是「二‧二八事件」爆發的直接原因，更不是事件中的主流，但借機發酵，國民黨作為統治當局在「二‧二八事件」中只能一概承受。

「台獨」為何紀念「二‧二八」

當年島內皇民階層及一切仇視中國的分子在「二‧二八」暴動中就寄望以暴力推翻國民黨在台統治，島內外一些主張「臺灣地位未定論」者也寄望「臺灣託管」。「二‧二八」之後，一些流亡島外有著親美、親日情結的台籍人士開始在美日建立「台獨」組織。20世紀80年代前後，在島內政治生態變化中，這部分人基本彙聚於「台獨」運動之下。因此，只要國民黨不倒，深具「皇民史觀」的「台獨」勢力對「二‧二八」的操弄就不會停止；他們說是「紀念二‧二八」，實是欲繼承當年「皇民階層」、「臺灣託管」論者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遺願。「台獨」政黨、民進黨當局為這類人頒發「受難者證書」，實是將他們當成未來「臺灣國」的「開國英雄」。在此邏輯下，「台獨」勢力才將「二‧二八事件」描畫成「台獨運動」的「開端」。

因此，從島內社會啟動平反「二‧二八」開始，「台獨」分子就把矛頭對準國民黨，誇大捏造「二‧二八」死傷人數，將「二‧二八」塗抹成「國民黨外省人對臺灣本省人的迫害」，認定「二‧二八」是臺灣「被外來政杈高壓統治」的「苦楚歷史」，煽動並激化社會對國民黨「外來政權」的仇恨，挑動省籍族群矛盾，離間兩岸關係。經過「台獨」長期扭曲操作，「二‧二八」的歷史已經被塗抹上了「台獨」色彩，以「二‧二八」做「台獨」政治動員，使得在島內現實政治生活中已然衍生出撕裂族群、顛覆認同、割裂兩岸的「台獨」新「二‧二八」觀。

2016年民進黨「完全執政」以來，為了早日實現「台獨」兩黨政治，民迸黨蔡當局與「獨派」團體、政黨合作，在「轉型正義」的旗號下對國民黨進行徹底清算。「二•二八」再次成為針對國民黨的政治工具。儘管陳水扁在執政時期已將蔣介石打成「二•二八元兇」，但蔡當局為了徹底清算國民黨，仍然宣示「政府帯頭調查真相，呈現真相，追究責任歸屬，改變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現狀」。因此，不僅行政當局轄下的「二•二八基金會」配合蔡當局政治目的出版「二•二八檔案彙編」，並將出版「官方報告」；「台獨」勢力更要在「追查真相」的名義下，敦促訂定「政治檔案法」，連同蔡當局「促迸轉型爭議條例」的「立法」，迫使國民黨開放全部該黨檔案並「攤在陽光下」，以曝曬國民黨對臺灣人民之「惡」，將民進黨的道德根基及其臺灣入民「救世主」的形象奠基其上；「台獨」勢力還要借「究責」之機，繼續夯實蔣介石「二‧二八元兇」身份，進而為去除國民黨及其所蘊含兩岸一國色彩的一切在台符號標誌，諸如孫中山像、蔣介石像、中正紀念堂等行為找到堂皇依據，並以「二•二八事件」中臺灣民眾暴動的歷史地點取而代之，重寫「臺灣歷史」。今年「二.二八」前後，「台獨」在島內各地進行的「去蔣」「去中」活動，可謂掀起了新一輪髙潮。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蔡當局將紀念「二•二八」的活動進一步「國際化」，不僅繼續舉行「海外二‧二八遺屬返鄉團傳承活動」，且於2月22日解密「僑委會」有關1961年到1970年左右日本台僑舉辦紀念「二•二八事件」活動的檔棄，還在美國洛杉磯、韓國濟州、日本中京大學等舉辦活動和研討會，更在「中樞紀念大會」上邀請日本中央大學校長以日文宣讀唁詞「紀念」當年「受難」校友，如此為「皇民史觀」張目的目的昭然若揭。

藍營反「獨」揭示歷史真相

今年島內藍綠圍繞「二‧二八」的攻防格外激烈。批駁「台獨二.二八」論調最為有利的武器就是史實。島內藍營不少前政界官員、民間統派學者、「二.二八」親歷者，或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或本著捍衛國民黨、為國民黨歷史作為正名的目的，公開或出版自己捜集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對「台獨二.二八，溪予以駁斥，反缶蔡當局、「台獨」勢力的「去蔣」行徑。

首先，批駁「台獨」操弄’二「二八」省籍族群矛盾。

一是以史為據展現危難之際本省外省同胞一家親。如島內《和平日報》於「二‧二八」期間發出「這次事件動機純潔，完全出諸愛國熱情」等客觀報導和公正評論，並呼籲「本省人外省人同是黃帝子孫、都是中國同胞」，譴責「歹徒不顧同胞情誼」。很多史料也透露島內各地臺灣同胞為免大陸同胞受到傷害而一路護送至安全之處的行為，危難之際，本省外省無分所謂省籍族群，同是一家，同舟共濟。馬英九在臺北市長任上即指出，「處委會」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清楚地指出：「這次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我們的目標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政治的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

二是否認蔣介石是「二•二八元兇」。藍營提出諸多史料，包括呈現蔣介石決定派兵臺灣但下令「不得報復，違者嚴懲不貸」的手諭陳誠原件；呈現陳儀請求派兵檔案，指其請兵原旨在「威而不懾」，是作為事件平息後維護治安之用；提出時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應蔣要求向蔣提交美方「二‧二八」報告，讓蔣明瞭事件過程，才有改組行政長官公署為省政府、由魏道明接替陳儀任省主席、陳儀被調回大陸的後續安排；揭露島內「皇民分子」借機鼓動並率領民眾暴動，沿途血腥殺害大陸來台的軍公教人員及路上行人、打砸外省同胞商店、挑動省籍仇恨、激化矛盾衝突以致局面失控，招來當局鎮壓卻倒打一耙，全部歸咎國民黨屠殺等的事實。眾史料皆指蔣雖應負政治責任但「非元兇」，回擊「台獨」分子刻意隱瞞本省人屠殺大陸籍同胞史實，欺騙誤導民眾仇恨國民黨。

三是澄清國民黨在台當局從未歧視臺灣人。藍營指出，在日據時代，

日本統治者不允許臺灣人學習法律、政治、經濟，即使臺灣人能讀到高等學歷，也僅限醫、農、工。所以光復初期，陳儀無法在臺灣人中找到適任者。但是，陳儀將國民政府中一些適任的台籍人士延攬回台加以重用，如黃朝琴、遊彌堅、謝東閔、黃國書、蘇紹文、謝娥等人都回到臺灣擔任髙級職務；陳儀一到臺灣，立即成立了「省訓團」「勞動訓練營」「師資培養班」「員警訓練所」，大量招訓台籍青年，培訓完立即派任公職，包含教師、員警、法務員、文書官。從1945年10月到1946年10月，台籍的簡任級公務員從日據時期的1人增加到27人；薦任級公務員從27人增加到817人；委任級從3681人增加到12575人，呈現數倍到數十倍的增加。單中小學教師培訓後任用的，一年即增加9000餘人。說明國民政府沒有排擠臺灣人之事。

其次，澄清國民黨黨產與日產有關之說。國民黨前黨務人士及學者指出，從清朝劉銘傳治台時期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的每一筆土地登記資料都清清楚楚，國民黨當局是按照典章制度與法令接收日產，接收委員會成員均為來自臺灣各地的士紳，國民黨接收者無一人因接收日產而成為富豪；且國民黨並不是兩手空空來臺灣，從大陸帶來的大量金元物資都投入臺灣戰後建設，更未借由接收日產來壯大自己。國民黨黨產確實有某些部份具有爭議，但爭議部分，經過民進黨首次執政八年的清查，如今都已經解決了；但民進黨再度執政後仍不滿意，竟以1945年8月15日的日本投降時間為起點，持續清查國民黨黨產，必欲掘淨國民黨經脈而後快。

第三，抨擊「二•二八乃台獨之始」謬論。一是指出整個事件的基本政治傾向不是「台獨」。「二•二八事件」親歷者指出，無論是當時「處委會」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處委會」提出的42條訴求，還是當時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各個群眾組織及其散發的傳單、標語、口號，都沒有任何涉及「臺灣獨立」的內容；而「二•二八事件」中倒下的遇難者中沒有一個是「台獨」分子。當時臺灣學生罷課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滿江紅》《蘇武牧羊》等，完全是受大陸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影響；「二•二八事件」中最為普遍的要求是懲治腐敗、改革政治，這體現了整個事件的基本政治傾向，與「台獨」

毫無關聯。二是彰顯臺灣人民維護兩岸一國的中國情懷。學者指出，美國當時駐臺北領事館副領事葛志超向島內各處精英遊說「臺灣由聯合國託管」，遭臺灣精英嚴辭拒絕，「處委會」提出的目標是「自治」，即在國民政府的體制下自己爭取民主權利，並非分離出祖國，其維護祖國統一的愛國之心與民族情懷不容扭曲。

可以預見，未來島內圍繞「二•二八」之「獨」與反「獨」的政治鬥爭仍會延續，但青史鑿鑿，隨著對「二‧二八」歷史史料的不斷挖掘及研究的深入，歷史事實將更清晰地展現出來，以「二•二八」替「台獨」開路的行徑終將為兩岸同胞所不齒；而「二•二八」展現出來的臺灣同胞愛國愛鄉、兩岸一家的精神情感也必將在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中煥發出新時代的光芒。

（徐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