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40周年的日子，83歲的胡福明，日程上排滿了各個媒體的預約，算是用接受採訪的方式來紀念了。他是一個踩准了時代節奏的人。40年前，《光明日報》發表的這篇評論文意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他就是這名特約評論員。

「那年回南京前，《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來看我，說文章的署名要用『特約評論員』，那天就邀請我做他們的評論員了。」初夏的陽光撒在胡福明居住的江南小院裏，這位「點燃解放思想導火索」的老人很快沉浸在回憶中。他說起話來還有江浙口音，激動時會身體前傾，抬起手來指向前方，一下又一下，像在敲黑板。有時用力吸一口煙，這個寫理論文章時養成的習慣再也改不掉。轉眼間，一位顫巍巍走在小院裏的老人不見了，變回40年前那個在嘈雜的筒子樓裏提筆戰鬥的學者，在特殊年代裏熱血沸騰、敢說真話的鬥士。

「我當過一次『反革命』了，這次可能更嚴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在頭版重要位置刊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新華社當天通稿轉發；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13日，又有多家省報轉載。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以不可阻擋之勢在全國展開。

這個時間，離胡福明最初醞釀稿子已經過去了一年多。

這一年多的輾轉難眠、矛盾擔憂終於隨著稿子的付印，融進了推動時代前行的洪流。「1977年3月的時候，我下定決心要寫這篇文章。」「為什麼是3月才決定呢？我告訴你，這是自我鬥爭了一個多月的結果。」歷史在胡福明的講述裏鋪陳開來——當年2月，「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同時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正在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的胡福明敏銳地讀出了問題：「我感覺不對，我們要高舉毛主席理論旗幟，但不能這麼教條。」剛剛經歷了「文革」的胡福明擔心社會退回那個年代，他想寫文章反駁「兩個凡是」，但又不太敢，「當時思想鬥爭很激烈”。這種「不敢」，在胡福明身上其實很少見，他在南京大學是出了名的敢說敢寫。1976年10月，南京大學召開揭批「四人幫」的大會，他第一個站起來發言；在那年創辦的南大學報上，他一期接一期地發表文章，第一篇就是《評張春橋〈論反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那時張春橋還沒有被審判，社會上流傳著「張春橋的文章不能批判」的說法，但胡福明才不管這些。

「我是學新聞出身的，知道『兩報一刊』社論代表的是中央主要領導的聲音。我要是公開反對『兩個凡是』，被扣上了『反黨反中央』的帽子，是不是要坐牢？要殺頭？」帶著這樣的擔憂，胡福明自己和自己一次次爭辯。他既不敢和同事討論，更不敢告訴家人。「我『文革』期間當過一次『反革命』了，勞改了好幾年，這次要是寫文章，可能更嚴重。我怕連累別人，怕被打成『反革命』。」

掙紮了一個多月，「寫」的一方總算是占了上風。「我是一個理論工作者，如果沒發現『兩個凡是』的唯心主義問題，那還情有可原；但是發現了卻不說，那不是跟我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相悖了？」這也像一個真理越辯越明的過程，他逐漸堅定起來，最後決心「坐牢也要寫」。

「如果直接反對『兩個凡是』，沒有哪家報刊會發表，那就起不了作用，所以要迂回一點。」最後，胡福明找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個論點，「這是馬克思提出來的，毛主席多次強調過」。

「我要是坐牢了，你們給我送牢飯」

胡福明定了文章標題，就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大綱是在醫院走廊裏寫的。當時妻子生病住院，他每晚都在醫院陪護，帶來一摞書和資料，在走廊上搬一條長凳當書桌，借著昏暗的燈光一條條查理論依據。到妻子出院時，他已經査到了上百條理論論述，寫出2000多字的提綱。

「你看，這就是當時用到的資料。」胡家的客廳裏，進門處是一張老書桌，擺滿了各種理論書籍，他指著顏色發黃、紙張變脆的那一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告訴記者，那是當年用得最多的資料。翻開書，扉頁上印著1966年出版。

寫稿是在酷熱的7月。筒子樓裏一層住了七八戶人家，加上放暑假了，孩子們在樓道裏打鬧，環境擁擠嘈雜。但胡福明越寫越清醒，8000多字的初稿十來天就寫完了。8月，他把稿子修改了一遍，「感覺自己在戰鬥，特別有幹勁」。9月，稿子寄給《光明日報》編輯部哲學組組長王強華。認識王強華是在年初的一次理論研討會上，兩人很多觀點不謀而合，王強華當時就向胡福明約稿，說內容不限，時間不限。因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寫完後，胡福明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寄給他。一同寄去的還有一篇批判江青的文章。

「我當時對這篇文章其實不是很有信心，打算了要坐牢的。」稿子投出去，4個月沒有回音。胡福明一直忐忑不安，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直到1978年1月20日，王強華回信寄來一份清樣，排的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信上說「關於江青的那篇文章就不發表了，這一篇請做如下修改」。大意是要修改得更溫和，避免被人抓住小辮子。通過往來信件，胡福明又對稿子作了兩三次修改，到了4月，仍然沒有發表。王強華在信裏的口風卻轉向了，「說要改得更有戰鬥力，這我就摸不著頭腦了！怎麼定這個調子？」胡福明於是回信告訴王強華，月底要去北京參加研討會，到時再討論。

到北京的當晚，王強華就來招待所把胡福明接到光明日報社，直接去了總編輯楊西光的辦公室。等在辦公室裏的還有《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馬沛文和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孫長江。楊西光拿出一份報紙清樣，是原本要在4月上旬刊發的副刊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說今天請各位過來，是討論這篇文章如何修改，作者也來了，大家說一說吧。」

當時，各個領域的撥亂反正正逐步展開，但在涉及指導思想方面的根本問題時，幾乎都同「兩個凡是」的方針發生了尖銳衝突。就在這一年3月底，《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標準只有一個》，提出真理的標準是社會實踐，收到的讀者來信大多數還是反對這一觀點的。楊西光在看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時，認為這是一篇重要文章，決定改在頭版發表。

那天晚上的討論定下兩點，一是文章要更有戰鬥性，二是在語言上要更穩妥。胡福明又開始修改稿子。光明日報社上午派人送來清樣，晩上改完拿回去，第二天又送來新的清樣和修改意見……這個反復修改的過程，讓同住一間房的另外3位理論工作者也都知道了胡福明的這篇稿子。「他們看後都表示支持，但是也都知道這個稿子是有風險的。我當時跟他們說：『我要是坐牢了，你們給我送牢飯。』他們說『一定送』。」

但胡福明還是擔心。他去人民日報社見朋友時帶上了稿子。當時的《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何匡看後當即表示《光明日報》如果不發，我們發！」聽到支持的聲音，胡福明心裏又安定了—些，語氣輕鬆起來：「他們是要發的。」

研討會結束後，胡福明住到了光明日報社招待所，繼續修改稿子。楊西光兩次前去看望。第一次，楊西光表明自己的立場，堅定支持撥亂反正；第二次，楊西光告訴他，文章要請中央黨校的同志幫助修改，由胡耀邦同志審定。

「五一」前夕，胡福明把自己改的最後一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交給《光明日報》，然後就回南京了，他已經歸心似箭。

十幾天後，他收到了光明日報社寄來的10份報紙，文章刊發在11日的報紙頭版重要位置，在自己交去的版本上作了一些修改，標題加上了「唯一」二字。他不敢張揚，把報紙放好，繼續工作。

但春雷已響徹大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標準》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引爆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在討論初期，很多人還沒有從思想禁錮中走出來，對這篇明顯反對「兩個凡是」的文章大為惱火，其中不乏中央領導同志。有人對胡福明說：「你已經捲進中央的鬥爭了。」但身在南京的胡福明沒有感覺到：「我當時沒有聽到什麼消息，都是，後來聽說的。」他「後來聽說的」消息包括《人民日報》轉載此文後被說是「砍旗」，有中央領導同志批評胡耀邦和楊西光等。

「不過，小平同志在6月份就公開支持這篇文章了。」其實是5月30日，鄧小平在準備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時，和一些同志談道：「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6月2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召開，鄧小平在講話中著重闡述了毛澤東關於實事求是的觀點，並且號召大家：「我們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改革開放的春風即將吹遍大江南北。

我經歷過動亂，知道一定要改弦易徹」

採訪中，胡福明一再說：「這篇文章不是我個人的成果，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時代的產物。」時代是思想之母，唯有時代能詮釋他的一生所為。

1935年，胡福明出生在江蘇無錫的一個貧苦農家。因為戰亂和家境貧寒，他小學幾次中斷學業。

1949年，他加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前身）；1955年，不滿20歲的胡福明加入中國共產黨；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新聞系，不久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1962年畢業後，分配到南京大學任教。

「先幹了一年輔導工作，1963年開始給學生上課，講毛澤東思想。」當時的南京大學有3000多名師生，1966年，學校決定在溧陽建新校區。胡福明和其他300多名師生一起，拉著10輛板車，帶上全部家當，往200多公里外的溧陽出發。師生們走了3天，到了雜草叢生、荒蕪一片的新校區，邊建校邊上課。沒通電，胡福明就帶著學生去20公裏外的鎮上拉電線杆，小板車一次最多拉回兩根，得十來個人輪流拉車。「每去一趟，就渾身濕透。」那是1月，天還很冷。拉完電線杆，又繼續拉磚頭、木頭，把校舍一點一點蓋了起來。

在溧陽的山丘裏，胡福明幾乎沒有感受到「文化大革命」前風雨滿樓的氣氛。當年6月2日，他在鎮上聽廣播裏說北京大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批判北大黨委。「聽了就聽了，也沒當回事。」可回到學校一看，大字報也貼上了，批判校長匡亞明走修正主義路線。他仍然沒有預計到即將刮起的風暴，晚上開會還發言支持匡亞明，說「匡校長執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線，搞半工半讀就是要培養為工農兵服務的革命事業接班人」。沒多久，他就被打成了站隊匡亞明的「黑幫」，南京和溧陽的校園裏都有「打倒胡福明反革命分子」的大字報。

「那時候我女兒不到3歲，被人罵『黑崽子』。家被抄了好幾次，講稿全被拿走了，書也沒剩幾本，晚上偷偷摸摸去操場撿回來幾本。」有一次，胡福明脖子上被掛上黑板，拉到操場批鬥。「黑板上面不是麻繩，是鐵絲，黑板蠻重的呢！脖子上讓鐵絲勒出的紅印消不掉，晚上就拿熱毛巾敷一敷。」

胡福明自認為不是受迫害很嚴重的人，「我是貧下中農出身，被批得少」。他一直在思考，1976年「文革』結束，他認為是改弦易轍的時候了。

「我經歷過動亂，知道一定要改弦易轍。」「作為知識份子，我可以拿什麼戰鬥？只能拿手中這支筆！」從1976年開始，他就不停撰寫理論文章，向各大報刊投稿。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發表之前，他已經有不少支持撥亂反正的理論文章在《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

而後，他的人生也被這篇文章影響，組織部多次找他談話，要調他到黨委政府工作，都被他拒絕了。直到1982年，調令下來，他才戀戀不捨地離開南京大學，走進黨政機關，先後任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省委常委，省委黨校校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這些年，他親歷改革開放，見證了神州大地煥發生機的過程，「社會各個層面都充滿活力，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些變化，讓他常常有一種幸福感。如今，已經退休多年的胡福明仍然每天讀報。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全文，被他用二號字體列印出來，放在書桌上，那是他研讀的最新一份講話。「習總書記的講話，提到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著實踐的變化而發展。你們年輕人，要好好學一學……」說這話時，胡福明像是站回了講台，開始講授馬克思主義。

人生暮年，再回顧40年前的那個節點，一切好像都暗含危險，一切又都順理成章。胡福明在-關鍵時刻寫下了一篇關鍵文章，點燃了思想解放的導火索，給蓄勢前行的時代加了一把力。這樣的人生，才不負時代。

（張丹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