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高等教育職業技術教育制度》文本上週起至下月十五日諮詢。教青局教育研究暨資源廳代廳長黃逸恆表示，文本提出促進職技教育持續發展、建立與高等教育的銜接機制、深化學校與企業合作等六大重點。期望透過文本的全面修訂，建立更加完善、適應社會及人才發展需要的職技制度。
黃逸恆介紹，一七／一八學年，共有九所學校開辦了三十三個高中職技教育課程，合計八十三個班、逾千二名學生，專業包括旅遊、資訊商務、電力工程、會計與電子商務、美術設計、音樂、體育、多媒體文化創意和社會服務。在一六／一七學年，本澳高中職技課程畢業生升學率近八成八，其中升讀相關專業高等教育課程的學生比率為四成五；就業率約百分之二，其中投身相關行業的學生比率為五成。提及現行職業技術教育制度在一九九六年頒佈，實施至今逾廿一年。期間，本澳社會經濟發生巨大變化，各方面的飛速發展對職技人才培養提出了許多新要求。
他指出，諮詢文本主要有六大重點，一是促進職技教育持續發展，加強對職技教育的支援，確保政府對職技教育的專門投入及重點支援方向；二是建立與高等教育的銜接機制，讓完成職技教育課程的畢業生順利銜接高等教育；三是深化學校、企業和行業相關的專業團體及人士的合作，協調及推動企業、行業相關的專業團體及人士參與職技教育；四是加強職技教育的專業性和認受性，增強學生的就業競爭力；五是訂定職技教育的課程框架，促進學生全面發展，重視生涯發展規劃及職業指導；六是提高專業實習的成效，為專業實習時間的安排創設靈活性，並為加強實習協調和指導的功能設置專責人員。
教育廳長江毅補充，職技教育是全方位發展，一直通過教發基金，支持學校在正規教育課程中，開辦「學以致用」課程，讓有興趣的學生發展職業技能。認為應用課程，可培養學生的創新、解難、合作能力，故不單在高中職技課程推動，未來也持續推動「學以致用」課程，讓學生都可接受職業技能培訓。
可以說，此次的立法是對社會一直關注的職業教育發展的全面回應。其中的不少措施都已經是經過社會廣泛探討的。其實，早在今年初，時任教青局局長梁勵回覆議員李振宇關於職業技術教育的書面質詢就曾對此次修訂做出過重點介紹，包括：引入業界深度參與，加強校企合作；優化課程結構，兼顧學生就業和升學的需要；強化專業技術課程的質量，提升學生的職業能力。希望透過修訂法規，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教育機構、企業及行業組織多元參與、教育與產業相結合，與專業認證相互配合及與高等教育相銜接的職業技術教育制度體系及支援措施，提升職業技術課程及人才培養的質量，及職業技術教育的社會認受性。
為加強學生正確認識職業技術教育，以及提升學生職業技術的興趣，教青局透過教育發展基金推出「學以致用課程資助計劃」，鼓勵學生於初中及高中教育階段提供實踐學習課程，加強學生專業及生活應用技能培訓。
設立「學生及教學人員考取語文及專業技能認證」計劃，鼓勵學生考取語文認證及各類專業或技能的證照資格，以提升學生的職業技能及就業競爭力，體現職業技術教育的優勢和發展機會。期望透過上述計劃，使學生認識職業技術教育課程重視理論與實踐結合、培育職業技能的特點，增進其報讀職業技術教育課程的興趣。
猶記得更早些時候，2018年內地高校保送生考試上發生「尷尬」一幕，雖然共1077名應屆高中畢業生參加考試創新新高，而且此次招生新增五所職業技術學院，解決了澳門職業教育沒有高等職業學校對接的毛病，但實際上五所職業技術高校提供了百個名額，卻只有一名學生報考。因此有教育界人士總結認為，「有少少浪費國家對我哋嘅照顧」，應思考如何令相關學生報讀對口的內地高校，否則國家可能會調整保送生政策，「一閂閘」 或不利澳門職業教育發展。也正是因為如此，更讓社會關注到本澳職業教育的不足。但值得慶幸的是，對此問題社會及政府當局已經有所重視。而且相信，隨著此次修法得以落實，將是對本澳職業教育的一大促進。
正如我們強調，對於職業教育，本澳過往幾年其實也不斷被提及，社會亦越來越重視。曾有工會團體探討認為，職業培訓對紓緩失業、推動就業，以及提升個人素質和專業水準等起到實際作用。當局亦曾強調，因應本澳經濟進入調整期，當局調整了職業培訓方向，提倡培訓與就業掛鈎、培訓結合考證，務求令學員覓得穩定、有向上或橫向流動的工作機會。在推行工作的過程中，不斷與社團、商會、專業團體瞭解情況，希望做到精準發力開辦課程，令職培更接地氣，使本地市民可以透過職培掌握工作技巧，進而令職業生涯有更好發展。
職業教育或培訓是對受教育者施以從事某種職業所必需的知識、技能。職業教育亦稱職業技術教育。職業教育是與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地位平行的四大教育類型之一。
回顧本澳的職業教育發展，有研究學者指，澳門開埠四百多年以來，由於經濟上長期處於落後狀態，又因為在過去的歲月中，澳門政府對教育不重視，沒有承擔起開辦學校、扶持教育的責任，因此，澳門教育事業的發展一直比較緩慢。雖然其後隨著經濟和社會文化的進步，澳門教育事業開始出現轉機，但是作為澳門教育重要組成部分的職業教育，起步卻相當遲晚。70年代，當澳門的經濟發展以後，首先需要的就是大批有專業技術的人才。由於教育事業長期處在一種落後狀態，結果導致澳門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人才明顯缺乏。這使得當時的政府深深感到培養人才，特別是培養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人才的緊迫和重要，因此職業教育受到重視才順理成章。1983年，政府為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在經濟司設立了職業培訓中心，開設了打字、電腦、會計、財務、行政、秘書、出口業務等工商業的課程，為在職青年和待業青年提供了技能培訓的機會和場所。80年代初期，自職業培訓中心成立以後，澳門的職業教育開始進入高潮，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每年均能保持在3萬人以上。隨著職業教育的發展和需要，成人職業教育的辦學機構也在不斷增多，除了澳門政府外，還有澳門教區、慈善機構、私人企業、合作團體、社會經濟和文化組織等，也都投資創辦了成人職業教育學校。
其後，到特區政府成立初期，面對經濟持續不景氣，失業率高的嚴重局面，採取多項措施挽救經濟，其中一項是特區政府投入4億澳門元推出「失業者培訓計畫」幫助失業者提高就業競爭力，儲備能量，創造再就業的機會。「失業者培訓計畫」由政府主導，安排三間公立大學承擔共4000人的培訓任務。同時也透過資助民間社團開展失業者培訓計畫。至2003年後，隨著經濟復蘇，失業率下降，該項計畫隨之結束。受培訓的學員，基本上已獲就業或升學的機會。再到後來，隨著博彩業的開放，本澳的職業培訓和教育開始主要面向博彩業，同時聯合民間社團開展其他行業所需的人才培訓。有效舒緩了社會上人力資源的緊缺。由此可見，作為使受教育者獲得某種職業或生產勞動所需要的職業知識、技能和職業道德的教育方式，職業教育在過往本澳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職業教育亦面對新的挑戰。除了對專業技能要求的變化外，隨著近年來澳門基礎教育的普及，亦在青少年中讓職業教育邊緣化。其所產生的影響亦越來越體現出來，正如有議員所指，現時的基礎教育主要側重培養知識型人才，整體並未因應學生的個人素質或興趣分流，這種單一取向最終造成本澳缺乏技術型人才，亦難以面對未來社會、尤其是區域競爭的需要。專業技術人才的短缺，企業必然會要求大量輸入外地雇員，從而使得原本屬於本地人的技術工作崗位被搶奪，造成社會矛盾。
另一方面，由於職業教育對社會和各行業急需的人才不能有效供應，因此有部分機構便轉到向原本就不多的職業學校求取人才，最好的選擇當然是學校的師資隊伍。這樣就造成了職校教師人才的大量流失，職業教育的發展便的更加舉步維艱。
要推動本澳的職業教育，首先要讓市民對職業教育有更正確的認識。社會上普遍對職業學校的理解仍停留在工業職業學校，畢業以後只是做一個低級技工的思維，令到職業學校被先入為主的標籤化，但實際上以高中的職業技術課程為例，除了工藝，旅遊、中葡翻譯、各類設計課程以及商務會計等都已經被列入課程內容，且職業中學一樣具備升學條件，只是與普通中學課程內容有所則重點的不同。希望可以透過向市民宣傳職業學校的學習內容以及前景，讓市民家長多點瞭解。
其次，優化目前的職業教育資源。在努力提供更多選擇的同時，對現有的職業技術學校、職業培訓課程進行優化，以實行社會的變化。尤其是對1996年起設立的學徒制課程，放寬修讀者年齡上限，並且對現時的職業教育體系進行完善，做好升學的銜接，確保各類課程對青少年升學及就業都有足夠的保障。當前，已經有內地較為成熟的職業教育升學銜接提供保障。未來，有必要進一步在本澳加強職業教育的推廣。方可不負國家給予澳門的照顧。
其實除了上述的一些觀念上的改善，以及基礎的構建、與內地教學資源的對接外。就職業教育本身的發展理念來講， 「引入業界深度參與，加強校企合作」可謂是真正解決職教各種問題的核心所在。這就是興起於德國，被學界稱之為「雙元制職業教育」的模式，指企業與職業學校合作，共同培養職業技術人才的職業教育模式。這種模式已成為世界先進的職業教育體系並被各國所效仿。而這種模式對本澳也有著相當的啟示。
首先，我們可以先簡單瞭解一下這種模式產生的背景。二戰爭對德國的影響是毀滅性的，這成為德國職業教育的重要轉捩點。尤其是聯邦德國職業教育的演變。為了避免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集權領導體制下推行軍國主義教育，也為了各州能有針對性的制定教育政策。1949年，聯邦德國頒佈《基本法》，規定「各州文化教育部是各州教育事務的最高權力機關」。這項法律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德國制定教育政策的彈性：各聯邦可依具體情況推行教育也可在主要戰略時期合作制定政策。
戰後德國基本沿襲了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學制：四年或六年的基礎學校教育，而後進入促進階段，接著是選擇進入國民學校高級階段或中間學校或高級中學修業。戰後職業教育的發展被提上日程。「1948年，佔領區內召開第一次‘工會和青年會議’，呼籲制定全德適用的職業教育法規。德國職業教育逐漸走上正軌。據統計，職業學校學生在1950年達到1733000人，約占同齡青年總數的80%左右」。
1964年《職業訓練和職業學校教育的專家意見》發佈，正式採用了「雙重職業訓練體系」這一名稱，而在此之前，從夜校或職業補習學校開始，理論與實踐雙重培養模式的職業教育已實行了一個多世紀。「1969年，《職業教育法》頒佈，工業部門的學徒訓練第一次有了全國統一的法律依據」其中包括了對在職進修、職業培訓、殘疾人士的教育等相關規定。
1969年頒佈的《職業教育法》提出，應由企業統一繳納「培訓稅款」以解決「雙元制職業教育」的經費問題，到1994年德國在《職業教育促進法》的修訂本中才對「培訓稅款」做出了法律規定，除了必要的培訓稅款，重視職業培訓的企業也會適度為合作的學校提供額外資金支持。這樣一來，企業與學校實現了多對多的合作，培訓成本降低，崗位增多。
其次，綜合研究學者的見解，筆者認為「雙元制」職業教育模式對本澳中等職業教育的啟示主要有：
第一，轉變觀念，明確技術教育的意義。德國企業家一直認為「一個優秀的工匠和科學家沒什麼兩樣」。但是自古以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觀念在中國根深蒂固。以內地為例，中國2015年全國普通高中招生796.61萬人，在校生2374.40萬人，而中等職業學校招生601萬人，在校生1656.70萬人。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人數差距如此之大，轉變觀念是職業教育必須要克服的障礙。這一點在本澳更為明顯，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歷史和現實原因外。人口基數和經濟規模不斷發展的矛盾也是重要的一個原因。
從教育發展的規律來講，提高經費投入是基礎，因此要發展好本澳的中等職業教育經費投入是必須的。德國在20世紀90年代，德國西門子電氣公司一年總支出為125億馬克，其中職業培訓費9億（約合人民幣36.4億），占企業總支出的7%，這相當於一所中等規模大學的經費支出。可見進行校企合作的模式，是職業教育發展的經費來源的重要途徑。
第二，完善教育法規、組織機構與諮詢機制。早在1969年，德國就頒佈了《職業教育法》，為雙元制職業教育提供法律保障，還有《青年勞動保護法》等法律，以保障學生的權益。1976年，德國成立了聯邦職業教育所，為職業教育提供研究與政策諮詢，各州分設州職業教育委員會，把握市場導向，調節學校結構，增強應對風險能力，並在學校設立諮詢部門，為學生提供就業諮詢。因此，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應加強學校與政府的聯繫，切實發揮政府的作用。由政府主導，將職業教育納入戰略發展計畫中，即時掌握國家對職業教育的需求情況，靈活的調整學校結構和專業設置以滿足市場需求。
第三，重視師資培養，提高教學水準。清華大學原校長梅貽琦先生曾說「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其實不只是大學，各級各類的學校都是這樣。「在中世紀，德國城市就出現了教書先生行會，1564年慕尼克就制定了教書先生行會章程」。現在德國的教師地位相當於國家公職人員，享受公務員待遇，相對應的是對教師水準也有著極高的要求。在中國傳統觀念的支配下，對職業學校教師的要求就相對較低，教師職業門檻低、差異大。由此可見，應加強教師在專業技能方面的掌握和操作能力，進行職前教育，形成終生學習的觀念，實現職業教育的增值功能。而對澳門來講，還要有一個前面所說的問題，就是如何防止職業教育師資的流失。
另外，值得強調的是，澳門的職業教育不應該僅僅是從自身情況考慮，而是應該將之放置於區域內，特別是粵港澳大灣區範圍內進行綜合的規劃，並且融入到國家發展規劃當中。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其一，澳門本身的人口基數和資源不足，即使是想不斷加大投入也可能是面臨招生難以為繼，本地優秀師資力量難以尋覓等問題。而且，本澳經濟規模雖然得到飛速的發展，但終究還是一個小型經濟體，盲目的追求大而全無疑是浪費。其二，在國家規劃層面，澳門與周邊地區都有著不同的定位，而且從實際上區域之間、區域內城市現在也已經達成共識應該是合作互補大於競爭，因此澳門的定位必須首先明確，職業教育也要在這一定位上進行規劃。其三，澳門周邊城市的職業教育發展其實是在一定程度上領先於澳門的，因此在合作的基礎上，澳門應該樹立起善用周邊資源的理念，而不是凡事都要親力親為。更重要的是從合作中尋找差異和優勢，尋找到澳門發展職業教育的優勢所在，既服務於澳門的發展需要，也能為整個區域的職業教育和職業人才發展、培養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