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此刻，每有文章主張澳門政府以修改新«土地法»平息爭議，便會有人說，「地產黨」在發功。這些論者卻絲毫不提，實際上這一直是中央政府的所思所想。像區錦新這類反中亂澳的民主派，仍然繼續不顧大局，就所謂「地產黨」言行借題發揮，務求搏取一時掌聲，這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新«土地法»爭議問題上，澳門的部分建制派竟與民主派同流合污。

就如筆者在早前文章﹤澳門亂象：誰是行政主導的最大阻力？﹥(﹤澳門亂象﹥)所說，澳門建制派的所作所為，其實有辱「建制」二字。這些理應為中央與澳門行政護航的建制派成員，最終透過力阻澳門政府善政，吸取政治養份，猶如政治「寄生蟲」。澳門披上「建制」外衣的政治「寄生蟲」，已令中央感頭痛—以修改新«土地法»為例，從國家戰略利益與穩定澳門管治角度看，這理應毫無懸念，事在必行。但坐享國家奶水的澳門建制派，卻反過來或明或暗劫持澳門政府﹑力阻修法。礙於「一國兩制」包袱，中央政府只能白白目睹修法程序被建制派刻意拖延﹑國家與澳門利益被新«土地法»爭議進一步侵蝕。

過去半年，中央力催澳門政府修法的信號接連不斷，極為清晰。近半年前，«大公報»刊登評論文章﹤修改新《土地法》可真正釋出善意﹥，文中說「但願對《重建樓宇稅務優惠制度》法案引入歸責條款的理性取態，能及早被應用到修改新《土地法》之上，向澳門社會釋出真正的善意」。如此催促澳門政府早日修法的溫馨提醒，曾在澳門政界引起極大回響。不過礙於建制派傾巢而出的反修法壓力，數月前澳門特首在立會答問大會，只能繼續立場徘徊，不為修法封上大門，但也不立即啟動修法程序。直到月前，另一明確信號，見於立法會主席賀一誠的修法立場轉軑。賀主席的新修法言論，是立法會願做「磨心」，願盡全力配合政府修法意願，並強調修法主導權在政府手中，立會不能妄議。幾年前，賀主席曾公開表示無需修法，如今賀主席的新修法立場，可謂180度大轉變。理解賀主席的政治底蘊，便能洞悉賀主席修法立場轉變的背後玄機。賀主席根正苗紅，其父是「澳門霍英東」賀田，且過去曾有機會與當今習主席共事，於澳門政界之中，他對中央政治風向的敏感度，可說無人能及。此時賀主席對修法態度戲劇性地軟化，若非中央已有聖旨，還有什麼其他可能？

﹤澳門亂象﹥提過，澳門建制派相當反骨地力阻修法，關鍵原因，繫於他們的政治私慾。澳門建制派明知部份批租地無法如期發展，其實可歸咎於政府失職，但他們仍然輕率認為，政府經發展商訴訟賠償便可了事，故此繼續強力支持政府不理歸責問題﹑破壞澳門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信譽的「一刀切」收地。政府強行收地，當然會為建制派帶來莫大政治好處—政府會受建制派脅迫，將回收土地用作有助建制撈取眾多基層選票的發展用途。月前工聯議員李靜儀就曾高調主張收回閒置地，以興建公屋或其他社會設施。直到特首崔世安發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前夕，李靜儀仍然與民主派區錦新一樣，力主反修法，真是人鬼難分。

碰巧的是，近日港澳辦重量級人物南下，接見澳門立法會議員時，向他們提出了兩點，猶如向建制派訓話：第一，議員需要「配合政府施政」﹑為行政主導護航；第二，議員「不要將小問題變大問題」。

這兩點其實也顯示，中央再次為修法開路。對國家而言，修法有迫切需要，原因有三：

第一，當下國際環境越趨風高浪急，對國家發展愈趨不利。今屆澳門政府有必要善用餘下任期時間，以成本低功效大的修法方式，切除新《土地法》爭議的所有後患，從而令澳門政府下屆新領導班子能夠專心推動艱鉅的澳門經濟轉型，進一步鞏固澳門與葡語國家聯繫，以增加國家在澳門的國際戰略靈活度；

第二，同樣與國家在澳門的國際戰略佈有關：現在澳門政府暫緩處理賭牌續期問題，明顯是國家指令，背後考量，是要在中美衝突之下，準備隨時對付澳門土地上的美資，阻截美國對華惡意干擾的渠道。如果真要趕絕美資，為萬全計，國家便極需穩住愛國愛澳商人資金。不理土地歸責問題「一刀切」強行收地﹑棄絕修法之路，絕對有違此一重要宏觀國策；

第三，這點與不修法的經濟代價有關：澳門建制派輕率主張，擁有「不可歸責土地」的發展商，大可通過訴訟，向澳門政府追討賠償。早前已有論者清楚了明地計算當中涉及的賠償額，金額可達足以賠上澳門近乎全部家當的天價！這些經年累積的澳門家財，不但是澳門政治穩定的重要前提，更甚者，這能備國家不時之需。亦因為利害攸關，於近期內部會議，中央早已明確表示，拒絕接受澳門政府不設追溯期、不處理已被政府收回的不可歸責土地的修法方案。

至此，修法與否，已非道理問題，這甚至不是政治問題—中央早已釋出信號，放出指令，力圖為澳門修改新«土地法»掃除障礙與懸念。不過，部分澳門建制派脅持政府﹑違背中央意旨的能耐，似乎更高於彼邦香港的民主派乃至外國勢力。故此，特首崔世安會否在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啟動修法程序，大可視之為建制派忠誠度的期終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