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所公佈的改革先鋒名單中，霍英東先生被評價為為國家改革開放作出傑出貢獻的香港著名企業家和社會活動家。他頻繁奔波於香港和北京之間，為香港順利回歸，平穩過渡發揮了重要貢獻。

極盡哀榮的傳奇人生

霍英東先生乘鶴西去的時候，官居副國級幹部，全國政協副主席。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大陸為他開了一個先河，就是給港澳人士、海外人士專門特批了一個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位。

霍先生身後，歷任的香港特首等一般也能擔任這個職務，但在此之前是沒有的。他走的時候，送殯的規模在香港的歷史上也是極其罕見，紅黑兩道、兩岸三地所有的頭面人物全部出來，一城風雲變色，可以說是備極哀榮，非常罕見。

香港這些年來拍了好多電影、電視劇，比如《上海灘》《英雄本色》等，誰能夠把霍英東真實的經歷拍出來，會比這些電影精彩千萬倍。

我談一談霍英東影響中國當代史和改革開放史的幾個故事。我跟霍英東先生的交集是在1988年底，當時我在廣州新華社當記者。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門戶，當年小平推動歷史的兩次南巡都選擇在廣東，就可以說明廣東地位的重要性。

那天，我接到總社打來的電話，說霍先生想在新華社找一個能幹的記者，給他寫傳記。總社想來想去，推薦了我。

聽到這個安排，我當然也很感興趣。

霍先生在中國做過很多「第一」的嘗試，隨便列舉幾個：

1.中國的第一個五星級酒店是他引進來，甚至是他開發的，就是白天鵝酒店。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投資環境不算好，很多外商心懷畏懼，廣東政府就和霍先生商量，希望他幫一幫。

霍先生答應了，就是在廣州引進了白天鵝酒店，中國的第一家正規的五星級酒店就這樣建成。以至於後來整個中國的幾乎所有五星級酒店管理人員，都是從白天鵝出來的，白天鵝酒店被稱為「中國五星級酒店的黃埔軍校」。

2.中國的第一個高爾夫球場是他引進的，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1984年建成，這個後面我會詳細講。

3.現在北京飯店旁邊有個貴賓樓，也是霍先生投資建設的。那是中央的高官跟港澳地區進行交流的很重要的平臺。

4. 還有一個房地產業，可以說改變了整個中國城市化和幾乎每個人的命運——買房人經常說的「按揭」，從這種說法，到這種工具，到這種商業模式，都是霍英東先生當初在香港創造的，連「按揭」這個詞都是香港話。

還有各種各樣的投資和捐贈，他對中國的貢獻之多，是很多人難以想像的。

所以我當時非常感興趣，後來就去了白天鵝酒店見霍英東。那天我到了後，跟港澳工委，還有中央統戰部的一些人接上了頭後，就跟他們一起吃早餐。吃著吃著，突然有人拍我的肩膀，我挑頭一看，一個老人，感覺非常面熟。旁邊人馬上告訴我這就是霍先生。

他跟從電視裏面看到的完全不一樣：個子非常瘦小，也就1米6左右，看著非常普通的一個老人。他普通話說得一般，不過我還是聽懂了，他說：「歡迎你，王記者，吃完早餐麻煩你到我的房間來一下。」

後來我去了他的房間，根本不是總統包房，就是一個一般的、非常簡單的普通客房，桌子上還擺著半碗沒有喝完的艇仔粥，可能早餐剛吃完。

我們在房間裏聊了一會兒，一起合了張影，然後他就跟我說，今天我要出去走幾個地方，你就跟我的車走吧，我們就下樓了。

下來以後，走到大堂的時候，我就發現不得了，真是冠蓋如雲。幾十個來頭說不清楚的各種人都上來圍著他，有港澳辦，有統戰部，有港澳工委，有高幹子弟……各種各樣的人都想跟他套近乎。

後來他寒暄了一下以後，就一頭鑽進車裏面，我也跟著他上了房車，這才躲掉圍追堵截。我跟他一塊先到了中山大學，參與他捐獻的一棟樓的剪綵儀式，然後又到珠江邊轉了半天，最後就一直往番禺走。

兩個小時以後，我們到了番禺一個不知名的荒涼的地方，交通也不方便。那時的廣州，哪像現在高峽出平湖，道路很通暢，當時從廣州到南沙中間還要依靠擺渡。到了這個地方以後，霍先生下車來，一邊遠眺，一邊告訴我說：「這裏是南沙。」

我們把地圖打開，我就問霍先生：「今天我們到這來幹什麼？」他非常激動地跟我講，他說「你看看這個地圖，珠江三角洲就像一個巨人，叉開雙腿，頭在廣州，兩隻腿就是珠江的東岸和西岸，兩個腳跟一個是澳門，一個是香港，而肚臍眼兒就在這個叫南沙的地方。」

他說我想幫助中央人民政府，想幫助廣東省，像下圍棋一樣在這個地方落一個子，把它打造成未來的香港相當於中環的地方，既是一個航運中心，也是一個生產中心，以後有條件的話還會變成金融中心，他就提出了宏偉的構想。當時聽完以後就發現，霍先生雖然文化不高，但是極具戰略頭腦。

後來我們又回到車上，沿途我採訪了他三個多小時，聊了很多。霍先生的傳記裏有記載的我就不多說了。

他在中國做了太多的「第一」

我又問了他很多其他的問題，包括當年是怎麼回到中國的。他給我講了三個故事，現在想起來都很感慨。

第一個故事，中國第一個「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的簡稱——編者注）企業是他做的。當時中國宣佈對外開放，但是所有的外商都不敢到中國來，一是法律、法規不健全，二是擔心政府又變臉，又打土豪分田地。

由於霍先生跟共產黨交好甚久，也有愛國之心，他是第一個到中國來的，選的就是中山的三鄉，在地方辦了第一個企業，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個故事，中國的旅遊業也是他先搞起來的。當時他在三鄉發現了一處溫泉，他就把這個溫泉做成度假村。度假村做完以後，他覺得要吸引外商，投資環境不改善肯定是不行的，那麼一個最大的改善除了酒店以外，還得有高爾夫球場，這是全世界的慣例。

最後他請了當時全球最有名的兩個職業球手，阿諾•龐瑪(Arnold Palmer)和尼克勞斯(Jack Nicklaus)設計了中山溫泉高爾夫球會，中國第一家高爾夫球場，84年開業。

第三個故事就是發生在中山溫泉那裏。當時小平為了推動改革開放，一到冬天都會攜全家南下休養，而整個廣州、深圳和珠海根本沒有像樣的地方。所以小平就喜歡待在中山溫泉，就在中山溫泉，小平還帶著孫子打了一次高爾夫球。

當時小平沒有下場，而是拿著杆子在練習場撥球。這張照片至今還保留在中山溫泉高爾夫球場。從中也能看出，小平這位偉人對新鮮事物所持的開放心理，甚至可以說，小平在這裏為中國開了第一杆。

這一杆不是一個爺爺帶著孫子玩這麼簡單，而是一個偉大的姿態，一個劃時代的一杆，它宣佈了整個中國將會告別又窮又極左的所謂的空頭社會主義，走向市場經濟，走向繁榮富強。

出師未捷身先死

但是這個人物一生當中有個巨大的遺憾。之前的事情都是前奏曲，就像前菜一樣，他把一輩子最後的夙願押寶在南沙。他渴望把南沙做起來，成為粵港一體化的中心。

當時還沒有「大灣區」這個說法，但霍先生的戰略規劃已經做好，一個抓手在南沙，一個抓手在香港，然後通過珠江紐帶，最後粵港真正地實現一體化，進行無縫對接，其價值和未來前景非同小可。

但是非常遺憾，從1988年起，他折騰了將近20年，一到週末就自己開船到南沙，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南沙沒有做出來。最後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關於南沙為什麼沒有做出來，民間有很多說法。有一種觀點認為，是因為霍英東占的地方太大，說話也太有分量，所以很多人不敢沾手，南沙就沒法往前推進。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

霍英東這個事情本來基本上算是完了，和我的交集也到此為止，但是沒想到，就在去年底今年初，霍家的第二代霍震霆，居然找到智綱智庫，找到我。

為什麼呢？——幾十年了，老人家雖然走了，但是南沙還在繼續發展。現在國家給了自貿區的政策，需要嶄新的發展思路。霍震霆他們找了很多機構，希望能為南沙發展出謀劃策，所以找上了我。

南沙的遺憾：最終只是「小做」

那天我應約去了南沙，霍震霆先生專門從香港帶整個團隊趕過來，我們一起見了面。見了面以後，談起他的父親，我把當年和他父親的照片拿出來，他很感動。

我講到當年跟他父親的一些來往和淵源，但最後等我們把這些聊完歸到實處的時候，就發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像南沙這麼一塊寶地，如果廣東省有戰略思維，從省的角度把它作為一個抓手，高舉高打拎起來，真的能夠襟三江而帶五湖，真正地實現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加速發展。

然後霍震霆先生就跟我講，他說王先生，現在我們等於是陷到這個地方，整個南沙要重新規劃，我們擔心亂規劃，所以我們希望你能夠過來幫助我們，能夠為規劃找到一個魂，跟整個大規劃無縫對接。

我就跟他講了幾點：

第一，我跟你的父親很熟，你父親當時的宏圖大略我知道。

第二，這個地方可以「大做、中做、小做」，大做是什麼呢？就是把南沙的價值給拎起來，找到它的魂，這個抓手不僅僅是南沙的問題，也不是番禺的問題，甚至也不是廣州的問題，而是廣東省的問題。

如果戰略高度把南沙的價值拎出來，最後牽一發動全身，南沙就可以扮演跟香港雙峰對峙，成為推動整個大灣區建設的一股巨大力量。

但是我們說了不算，要上面有這種意識。霍震霆先生馬上給我補了一句話：「王先生啊，我跟香港特首的私交很好，如果你想見香港特首，我能安排。」我說現在用不著，只有這個方案能夠往大處做，廣東省委省政府能夠認識到這個價值，我見香港特首才有必要。如果沒這個前提，講這個是沒用的，這叫大做。

「中做 」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南沙儘管這20多年來搖搖晃晃、跌跌撞撞，沒有成為一線的開發亮點，但是經過20多年的發展，只要有一個全新的思路，跳出傳統小打小鬧的做法，那麼你也可以大展宏圖。

因為霍家所占的20多平方公里，可以說是寸土寸金之地，下一步打造大灣區，從郵輪母港一直到所謂的休閒運動產業，甚至是濱海金融，這都是不得了的。

當然我說最後還有一個叫「小做」。你們的想法政府不一定理解，而且互相溝通不了。政府的想法還是傳統的，無非就是升級換代，再做一次新的規劃換個馬甲。在這個時候，其實你們的作用無非就是在不損害你們利益的基礎上，與政府規劃兩相契合。

非常遺憾，後來「大做」的資訊沒有反應，「中做」也沒有走通，最後的結果還是小做，就是按照整個番禺和南沙新的規劃，匹配霍家的資源，怎麼能夠吻合就結束了。

當然這裏面不能完全怪政府，也不能完全怪霍家，其實說白了就是缺少一個變壓器，缺少一個孵化器，資訊不流通、不對稱。政府認為霍家惹不起敬而遠之，霍家認為政府不主動，打壓他們。

作為我們第三方，本來想在這個層面上給他們兩家提供一種變壓能力，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一種合適的溝通方式，最後只能以裱糊匠的形式收場了。我也很遺憾。

這就是霍家兩代跟我的一個淵源和故事。依照我這幾十年的經驗，世界上很多事情能不能做成，真的是講天時、地利、人和。如果天時、地利、人和都欠點火候的話，那就只能徒呼「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了。

（王志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