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華卸任香港行政長官並榮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後,嚴格遵守「一國兩制」,很少談論香港事務,以避免產生「一國」干預「兩制」高度自治事務的錯覺。但在香港事件發生後,卻在與香港媒體茶敘時首次談論香港問題。他說,大批年輕人參加「反送中」運動,是他在任期間推行的教育改革所致。當時他推行「通識教育」並改革中史(中國史)課程,是導致香港年輕人「出問題」的原因。現在看來,推行「通識教育」是失敗了。說到此處,董建華潸然泪下。
推動通識教育科,是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在二零零一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表示政府計劃在十年內落實高中三年制。針對當時社會關注一些中學生讀書只會死記硬背、高分低能,缺乏對社會和世界的認知,因此教育署課程發展議會初步敲定,在新高中實行中、英、數必修之外,更增加必修通識科。
但是,通識教育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其中六個單元中的「今日香港及「現代中國」雖然涉及政治議題,卻是既缺乏統一教材、也沒有標準答案,因而讓某些「戀殖」教師利用,作為向中學生灌輸其「反中」政治立場的工具,「教協」就是這股勢力的馬前卒。戴耀廷在籌劃「佔中」期間,就曾在「教協」的協助下,起碼去過一百間中學,假借「通識教育」的名義,宣揚「佔中理論」、「公民抗命不服從」的謬論,率先「占領課室」,甚至連幼稚園孩子都不放過。在今次事件中,兼任考評局通識教育科科目委員會主席及成員職務的中學通識科教師賴得鐘,將其臉書頭像換成「黑警死全家」,就是一個觸目驚心的例子。
或許是香港特區政府也已經覺察到了其危害性,而有意撥亂反正,因而要在學校推行愛國主義教育。二零一二年香港國民教育中心出版了《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册》,向全港中小學派發,以增加他們對祖國的瞭解。但卻遭到黃之峰的煽動,數萬港人拖兒帶女走上街頭,反對此科目的設置,反對「洗腦」,要求港府撤銷此科。最終,梁振英宣布取消。
如果董建華在二零零一年香港社會氛圍尚是較好之時,推出的是《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册》,而不是「通識教育」,可能情況就沒有後來發展得那麼惡劣。這可能就是他流淚的原因之一。
這個教訓告訴我們,要趁著社會氛圍較佳之時,完成某些艱困的任務。實際上,現在不少人都認為,如果不是何厚鏵搶在自己即將卸任之前,發揮堅毅魄力,堅決頂住各種挑釁壓力,完成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任務,而是以「擊鼓傳花」的心態,留給其繼任者接手,可能直到如今,《維護國家安全法》都未能完成立法,使得國家安全網在澳門特區出現一個缺口,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統一及安全的利益,在澳門特區就將無從談起。
實際上,本屆澳門特區政府已經向特區立法會提請了《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法案的,後來特區政府以澳門與內地、香港的法律制度存在很大差異,正與兩地分別進行的刑事司法協助協商所需時間亦較預期中長,為了使《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更具操作性,因此決定調整立法的策略和進度為由,主動撤回已向立法會遞交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法案。
但現在在香港特區為修訂俗稱為「逃犯條例」的《二零一九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而鬧出那麼大的「動靜」之下,性質與之較為相近的《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法案,即使是條件成熟,再次提請給立法會,由於受到香港事態的影響,相信其立法過程,將會增添困難,不如「撤回」之前那麼順利了。因此可以說,澳門特區已經錯過了《區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立法的最佳時機。
回頭說到「通識教育」對澳門特區產生的警醒作用。本來,澳門特區政府是極為重視對青少年尤其是中小學生進行愛國主義的教育的。在政府的行政架構中,就專設青年事務行政主管部門,幷與教育行政事務主管機構合署辦公,是爲教育暨青年局。也設置了青年事務委員會,幷開辦了不少青少年活動中心等。各主要民間社團都普遍設立青年委員會,更有不少以青年爲主體及宗旨的團體。澳門基金會每年向各界社團撥出的資助,有不少是以青少年教育活動爲標的。而且,在課程設計及教材編輯方面,更是注意統一教材,並與內地合作。「品德與公民科」等課程目標強調培養學生的愛國愛澳情感,使其珍視祖國、民族和澳門優秀文化傳統,認識自己國民身份,關心澳門及國家發展。而國旗升旗禮基本覆蓋各大中小學,及舉辦「國旗下的說話-國旗手訓練營」學習升旗動作訓練,更是使得澳門青少年心向祖國。
但是,仍然存在著一些「盲區」以至是「死角」,關鍵是在教師和社工輔導員。應當說,澳門隊教師基本上是愛國愛澳的,但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而且教育背景也不同。有的是在台灣修讀師範或社會工作的大學課程的,或多或少地受到當地政治氛圍的影響,甚至還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太陽花學運」之類的活動,因而也程度不同地成為澳門街頭行動的積極參與者,甚至深度參與政治反對派團體的活動。因此,在教授政治課程時,或輔導學生時,即使是已經有統一的教材,但在講課時可能常會發揮隨意性,自覺不自覺地並程度不同地摻入個人的觀感,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因此,做好學生的愛國教育工作,「藍底學校」應是重點。盡管說,在回歸二十年後,教會學校教職員工的精神面貌己有很大改變,但基本思想體系仍然是西方「普世價值」的那一套,與習近平「十九大」報告「管用的民主」有所扞格,要由他們向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可能不夠全面精準。因此,如何能做到促使他們在向學生進行愛國愛澳教育時「不走樣,不變形」,又尊重他們的個人信仰,就是一個需要妥適應對的問題。當然,如果能夠對專職講授國情教育課程的教師及社工輔導員,進行強化型的國情教育,在寒暑假期組織他們到內地參與培訓班學習,相信將能避免像香港通識教育的負面情況發生。
各家大學的學生管理,更是一個重點。幾年前一家大學曾有教師將政治立場帶進教學中,甚至以「加分」、「扣分」方式來脅迫學生,培養「政治反對派」,這就是一個嚴重的警訊。因此,高等院校的校長及主管學生事務的主官,十分重要,其本身就應是愛國愛澳者。而且,既要「埋頭拉車」,抓好業務,更要「抬頭看路」,引導好青年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