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5年初開始在全國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梅花檔案》，就是根據我在「文革」時期創作的手抄本作品《梅花黨》系列故事故編而成的。

該劇播出後，很多朋友在見到我時，都會問起我在「文革」時期創作手抄本作品的往事，我總是說：「『文革』手抄本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喜鵲胡同十號大院

我1952年8月出生於北京，童年和少年時期居住在東城區喜鵲胡同十號大院。應該說，喜鵲胡同十號大院是一個充滿神奇的地方，對我後來創作《梅花黨》系列故事產生的影響非常大。

十號大院是一個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共是三進院落，住著十幾戶人家。據說，抗戰之前這裏是一對年輕的日本夫婦居住的地方。傳說有一天，人們發現他們被人殺死在浴盆裏。抗戰勝利之後，這所凶宅才變成普通中國百姓的居所。這裏住的人很雜，有知識份子，有工人，也有無業人員。我家住的是二進院的東廂房，原來是日本人家的廚房，一大一小兩間屋子，很小。院子的廁所是公用的，在三進院裏，每次上廁所都要穿過長長的回廊，從很多家的窗戶前經過。由於小的時候對所有事物都充滿了好奇，我對院子裡居住的形形色色的人都觀察得很仔細。

院子裏雖然只有十幾戶人家，卻有三個人是精神病患者。他們中有一個是工廠的女工，被人誣告偷了工廠的布，一下子就給刺激瘋了，瘋了以後經常在下雨天從屋裏跑出來，拿著菜刀，見人就砍。我記得她梳著短髮，兩眼發直，冒著凶光，臉上長滿了粉刺。有一個是塗家老太太的丈夫，每常罵大街，後來死了。還有一個也就十五六歲，看見你就笑，張著大嘴，挺可怕。環境造成了一種特殊的氣氛，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左鄰唐家，住的是一個窄窄的院落。戶主原是開灣煤礦的資本家，他滿頭銀髮長，長得威嚴陰險，這使我想起曹禺《雷雨》裏的那個周老闆。他的腰有毛病，經常拄著拐杖，在門前曬太陽。他有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大女兒厚道謙和，二女兒是教師，文雅恬靜，三女兒很摩登，梳著飛機頭，穿著時髦的裙子。唐家三姐妹後來成為我小說中白家三姐妹白薔、白薇、白蕾的原形人物。我和小夥作經常惡作劇，有時把唐家三小姐的自行車氣門芯拔了，有時把膠布粘在唐家的門鈴上。

十號大院西臨一處西洋式建築，很神秘，院子有圍牆，圍堖上有鐵絲網，院子裏有花園，可以眢見裏面的古槐樹和秋海棠，開花的時候，飄來淡淡的幽香，那種感覺美極了。西洋式建築的主體是一幢二層的小洋樓，有地下室，其實，這就是我後來創作中描寫的梅花黨總部的建築原形。據說末代皇帝溥議曾經在這座小洋樓裏住過，抗戰時期是日本駐北平領事館。「文革」期間某部的副部長居住在這裏。那位副部長有兩個女兒，她們都非常漂亮。那時候，我們喜鴉胡同的一群小夥伴特別愛踢足球，有時候就會把球踢到院子裏去，院子的大門老是關著，我們就去按門鈴、敲門要球，有的時候，是一個老頭把足球送出來，而有的時候就是其中一個漂亮的女孩子開門。到她們，我們都覺得那是一件特別幸福的事情。

講述梅花黨的故事

1969年，我被學校分配到北京鐵合金廠工作，我們二十四中一共去了24個學生。直到1979年上大學的時候，我在工廠整整呆了10年時間。

我到北京鐵合金廠報到那天，要求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工作，於是我被分到了三車間的304號爐做爐前工。

報到之後第一天的晚上就要上夜班，一上爐臺，我就愣住了，只見爐火熊熊，溫度特別高，沸騰的鐵水即使是在冬天也讓人汗流浹背。工廠廠房是半開放式的，風一吹進來，滾滾的煙塵和爐灰四處飛揚。後來，我在爐前工作的時候，經常坐在那裏背唐詩宋詞，不知不覺間，飛揚起的爐灰落滿全身。

在工廠工作的經歷，使我收穫甚大，對於我個

人思想的磨煉，意志的培養以及文學創作基礎的奠定，都起到了非常逭要的作用。

進入工廠工作之後不久，我就被調到301號爐甲班，做生產班長，班裏有十幾個人。這些工友很有意思，有「小爬虎」劉穩、「神侃大爺」李萬安、「小才女」尚麗榮、「老漁翁」馮佑、老金師博……

實際上，從1970年起，我就已經開始給工友們講各種故事了。那時工作特別累，我當時作為生產班長，最初的目的就是為了調動大家幹活的積極性，特別是上夜班的時候大家都愛犯困，於是，我就給大家講故事。我現編現講，特別吸引人，大家都把眼睛瞪得溜圓聽我的故事。到該幹活的時候，我就結一個扣子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大家抄傢伙幹活!」於是，大家吆喝一聲象起工具開始幹活了，其實他們還都在回味故事的情節。為了能繼續聽下面的故事發展，都鉚足了勁兒幹活，一幹完又坐在一堆聽故隊就這樣，講故事提起了大家的精神頭，找的那個班的工人像劉穩、馮佑、老金，一聽故事就有了精神。李萬安是個小夥子，力大如牛，聽故事的時候，眼睛瞪得特別大，還有班裏唯一的女工尚麗榮，特別愛好文學，她說聽故事就是一種享受。工廠的工作環境特別艱苦，而且很危險，有時候火星濺到臉上、手上，就要被燙傷，所以大家都戴上草帽、手套。屋子裏特別熱，但只要我一講故事，大家就都精力充沛地幹活，還給我倒上茶水，有一個老工友把從家裏帶來的窩頭拿出來，就是為了聽故事。大家都聽得非常入迷，但有些故事很神秘，聽了之後很害怕，但越害怕就越願意聽，可是聽完的時候一些膽子小的人就不敢上顧所了，因為工廠的廁所在車間外面，而且裏面的燈光很昏暗，有的時候燈壞了，一點光都沒有，所以有的工友乾脆就在爐下方便，爐下經常冒出一股臊氣，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

我這一講就是十年。

由於大家都愛聽故事，勞動的積極性也被帶動起來了，所以我所在的生產班組幾乎年年都是廠裏的班組生產冠軍，而我因為所在班組生產上的業績也「平步青雲」，當了車間團總支副書記，也是每年的先進生產者可見在文化生活極度貧乏的時代裏，文學對人們產生的巨大影響。

我最初講的故事流傳最廣的，就是關於梅花黨的系列故事，包括《一隻綉花鞋》、《綠色屍體》、《火葬場的秘密》、《一幅梅花圖》、《金三角之謎》等，我那時給這個系列故事取名《梅花黨》。

小說處女作《梅花黨》

1971年春天，我把我1970年給工友們講的梅花黨的故事寫成了一部四萬多字的中篇小說給親友們傳看。我還記得一天清晨，爐前一個叫魏彥傑的工友，一邊翻看我寫的手抄本一邊笑的樣子。後來，親友們將其傳抄到了社會上，就形成了積的手抄本小說。當時我的手抄、本通過到內蒙古大草原插隊的哥哥，到西北當兵的表哥，到東北軍墾、山西和陝西插隊的同學，流傳到社會上。在陝北高原窯洞的油燈下，在山西忻縣村落的老槐樹下，在東北軍墾黑土地的篝火堆旁，在內蒙古大草原奶茶飄香的蒙古包裏，在雲南橡膠園高大的橡膠樹下，在爐火熊熊的煉鋼爐前……一張張稚氣未脫的臉龐，一盞盞燭火搖曳的油燈，一支支簡陋的圓珠筆，一本本印有天安門圖案的日記本，形成了特定歷史時期的一類特殊的文學形式。

1971年的時候，我19歲。

每當黃昏降臨的時候，我就會坐在我家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寫我的小說。離葡萄架不遠的地方，有一株母親親手栽下的白丁香，花開的季節，飄來淡淡的淸香，夾雜著棗樹的氣味，灰色的舊屋頂籠單在黛色之中，偶爾傳來灰軎鵠的叫聲，此悄此景，頗有韻味，刺激我想像出很多故事。我一天能寫出幾千字。

「開飯了!」母親在小廚房里弄好飯以後叫我們去吃飯。吃過晚飯，再寫上一會兒，我就要出發了，因為晚上還要去工廠上夜班。

「文革」期間流傳的手抄本，是對「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的一種叛逆行為。由於當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長期的傳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實際上是一種群體勞動，一種自由文學創作，它反映了人們不甘被禁錮的思想和對人性、個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正是這暗暗湧動著的充溢著蓬勃生命力的文化春溪，帶給受難而頑強的一代中國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滿足和安慰。我覺得，這就是「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義所在。同時，我也是在手抄本的創作中成長起來的，形成了在那種困難的境遇和重體力勞動的重壓下的精神動力，以至於在20世紀70年代末我以初一的文化基礎考取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張寶瑞　口述／竇欣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