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飛機降落北京，飛行時長不過十幾個小時，但尼克松的這次旅程卻用了22年的時間。尼克松訪華的一周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此後中美逐漸打破堅冰，建立彼此尊重的外交關係，由此啟發了國際政治中意識形態體系的更新，推動了世界和平與經濟流通，堪稱20世紀政治史上一個偉大的里程碑。去年5月，《尼克松回憶錄：時代的破冰者》中文版由天地出版社出版上市，這是理查德•尼克松唯一的親筆回憶錄，書中含有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他的筆記、口授日記記錄等，其中「尼克松訪華日記」披露出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1972年 2月 17日 10點 35分，我們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飛往北京。當飛機加速、離開地面時，我想到馬爾羅講的話。我們正在開始一次在哲學上爭取有所發現的旅程，這個旅程正像很早以前在地理上發現新大陸的航行一樣不可預卜，並且在某些方面一樣危險。

日 記

像亨利和鮑勃在飛機上所指出的，我們從全國各地收到的祝願，我們成功的電報幾乎使我們產生一種宗教的感覺。我對亨利說，我感到真正的問題在於美國人民拼命地，幾乎是天真地爭取和平，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他認為，對於這次大膽的行動以及訪問一個為許多美國人所不熟悉的國土這一事件，還有某種興奮的成分。

我們的飛機平穩著陸。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

我知道， 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一邊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我被介紹給所有中國官員，然後站在周的左邊，其時軍樂隊演奏兩國國歌。在共產黨中國首都的颳風的跑道上，《星條旗歌》在我聽來從來沒有這麼激動人心。

周和我同乘一輛掛著簾子的轎車進城。在我們離開機場時，他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 25年沒有交往了啊。」

中國人念念不忘自我批評

下榻後，我正準備洗個淋浴，基辛格闖了進來報告說毛主席要會見我。那天深夜，我寫下了會見時的氣氛。

日 記

在我們動身前，羅傑斯走上飛機，他很關心地說，我們應該很快同毛會見，並且我們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即當我會見他時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階梯而他卻站在階梯頂端。

我們在這方面的顧慮大約在兩點鐘就完全打消了，這時亨利氣喘吁吁地走進房間告訴我，周在樓下，說主席現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見我。亨利下樓去了，我等了大約五分鐘，然後我們乘車去毛澤東的住所。

我們被引進一個陳設簡單、放滿了書籍和文稿的房間。在他坐椅旁邊的咖啡桌上攤開著幾本書。他的女秘書扶他站起來。我同他握手時，他說：「我說話不大利索了。」周後來告訴我，他患了所謂支氣管炎已經有一個月光景。但中國公眾並不知道這件事。

他伸出手來，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約一分鐘之久，這一動人的時刻在談話的記錄裏大概沒有寫。

顯然，他有一種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斷吸引亨利參加談話。這次談話本來料想只會進行 10分鐘或 15分鐘，卻延續了將近一個小時。

為了把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記錄下來，幾名中國攝影記者趕在我們前頭擁進會場。我們都坐在長方形房間的一頭圍成半圓的軟沙發上。當攝影記者還在忙碌的時候，我們彼此先寒暄了一會。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曾經指定他班上的學生研讀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用典型的謙虛口吻說：「我寫的這些東西算不了什麼，沒有什麼可學的。」我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可是毛回答說：「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

我們發現中國人看起來比較容易相處，原因之一是他們一點兒也不驕傲自負。他們和蘇聯人不同，蘇聯人一本正經地堅持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國人幾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評，常常向人請教怎樣改進自己。周不斷地提到他們需要瞭解和克服自己的缺點，我就不禁想到赫魯曉夫怎樣說大話，和他相比，中國人的態度要健康得多。我當然知道，這只是他們的一種態度，他們有意作出決定要保持謙虛，事實上他們絕對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學極端優越，認為總有一天要勝過我們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學。

必須搞好同中國的關係

我們在北京逗留的第三個晚上，他們請帕特和我去觀看一場體操和乒乓球表演。

日 記

體操表演豐富多彩，蔚為壯觀，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樣，自始至終貫徹了一種巨大的獻身精神和專一的目的性。

他們搬出體育器械的方式和高舉紅旗的入場式顯示了驚人的力量。男女運動員的外表，當然還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

亨利的警告無比正確，隨著歲月的推移，不僅我們而且各國人民都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國人民的巨大能力、幹勁和紀律性相匹敵。

那天晚上我上床以後久久不能入睡。到早上 5點鐘，我起來洗了一個熱水澡。我回到床上後，點燃了一支主人體貼地提供的中國制「長城牌」雪茄煙。我坐在床上一面吸煙，一面記下這一星期裏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

日 記

周恩來和我在驅車前往北京機場途中作過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談。他提到毛在闊別 32年之後重返故鄉時填的一首詞。他再次提到他常常談到的一點：逆境是個好老師。我聯想到一般的逆境，指出在選舉中失敗比打仗受傷還要痛苦。後者傷的是身體，前者傷的是精神。另一方面，在選舉中失敗可以助長力量和砥礪品格，這對迎接將來的戰鬥是必要的。我對周說，我發現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比從勝利中學到的還多，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勝利的次數比失敗的次數多一次。

我還舉了戴高樂的例子，他在野的那幾年是有助於鍛煉他的性格的一個因素。他重返政壇以後認為畢生一帆風順的人不會有堅強的性格。

周說，我在上次祝酒詞中講到我們不可能在一星期之內搭起跨越1.6萬英里和 22年的橋樑，說我的這種想法就像毛主席的一樣，富有詩意。

回顧在中國度過的那一個星期，我感到最鮮明的印象有兩個。其一是在北京觀看體育表演時，觀眾既守紀律又激動得近乎狂熱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證實了我的這一信念，即我們必須在今後幾十年內在中國還在學習發展它的國家力量和潛力的時候，搞好同中國的關係。否則我們總有一天要面對世界歷史上最可怕的強大敵人。

這次訪問給我留下的另一個鮮明印象是周恩來無與倫比的品格。世界上的許多領導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貫注于某一事業或問題，周恩來卻不然，他能廣泛地談論人物和歷史。他的觀點為他那種意識形態的框框所影響，然而他知識的淵博是驚人的。我很惋惜，等到我 1976年 2月第二次訪問中國時，周恩來已經逝世，不能再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