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於一九八零年六月四至七日訪問澳門時，雖然此前曾經已經出訪過一次，但畢竟是在一九六二年的「反黨小說《劉志丹》事件」受到迫害，連同當時僅九歲的習近平一道，全家被攆出中南海，「文革」中的迫害更是升級，「習仲勳賈拓夫劉景范反黨集團」成員胸前掛上打了大「紅交叉」牌子被批鬥遊街的照片流傳很廣，因而對「紅交叉」仍然心有餘悸，而且因曾經與世隔絕十多年，而不熟悉海外的情況，而在這次訪問澳門期間發生了一些誤會。但卻是「錯有錯著」，透露了一些重大信息，對澳門以至香港的歷史發展進程，無意間發揮了推動作用。

習仲勳訪問澳門時，各中文報章都以整版篇幅進行報導。澳門南光公司每天早晨將澳門、香港出版的報刊，送到習仲勳下榻的竹仔室招待所，供習仲勳閱讀。當時澳門各中文報章都集體加價，但獨立特行「唔埋堆」的《大眾報》，逆向而行不加價，因而在《大眾報》報名旁邊，以套紅框刊登《照原價發售啟事》。當時的印刷技術很落後，是以平板機開印。因而當天的《大眾報》，不慎將「紅框」疊印在「廣東省長習仲勳抵澳訪問」的大標題上（二十多年前《市民日報》也發生過類似的印刷技術失誤，而導致催生《澳門日報》創刊）。習仲勛在澳門南光公司舉行的澳門各界同胞座談會上講話，就提到了這個問題，並回憶起在「文革」中，紅衛兵在他的名字上打「大紅交叉」的往事，並指出，港澳的報章都表述他是「廣東省長」，其實他是「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但有些與會者以為習仲勳是在責怪《大眾報》，就推碰了一下坐在其旁邊的《大眾報》社長蔡克銘。不懂普通話的蔡克銘以為習仲勳「點」他的名，連忙站起，唯唯諾諾，造成會場轟動，連習仲勳也感到詫異，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然而，就正因為港澳報章文化與內地官場文化的差異衝突，導致習仲勳透露了中央對港澳前途設想安排的重大信息。習仲勳在參觀市政廳並發表講話時，針對當日香港《星島日報》的社論評論說，習仲勳到澳門是採用「訪問」一詞，而「訪問」是對外國而言，對本國地方是用「視察」，因而認為北京不準備收回港澳，指出「訪問」一詞完全適用於他此次出訪，這次訪問澳門是第一次，以後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他指出，港澳從歷史上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將來定會收回，並且實行與內地不同的政策制度。未來香港、澳門也是特區，但與深圳、珠海的經濟特區不同，是政治特區。「澳門是中國的領土，但是我們的地方這麽大，爲什麽不能允許一些特殊地區呢？我們不正在搞經濟特區麽？」他希望澳門成爲一個社會安定、經濟繁榮、環境優美、衛生清潔的美麗城市。將來廣東省的現代化建設搞起來，澳門的經濟更繁榮發展，兩地的友好往來更加頻密，兩地的友好合作將隨之更爲加强。

而在澳門同胞座談會上，習仲勛還向在座的各界人士介紹了前一天與澳督伊芝迪將軍會談的情况，透露澳葡政府對將要成立的珠海經濟特區抱持贊同的立場。習仲勳說，澳門本身也是一個有發展潜力的好地方，雖然大工業難搞，但搞輕紡、電子等各項加工業是大有前途的，以後可以到珠海去投資設廠，特區將提供一系列優惠條件。習仲勛還特意談到，澳門、香港實際上都是特區，要維持歷史現狀，要維護安定、繁榮。不希望有什麽損害中葡兩國關係、兩國人民的利益，損害澳門的安定繁榮的事情發生。他希望加强澳門與珠海、與廣東省的友好往來和合作。習仲勳換特別指出，將來台灣回歸祖國了，也同樣是個特區，領土、主權是中國的，做法上可以靈活。中央已一再表示，港澳將繼續維持它的歷史現狀，歷史問題留待今後再談。正如鄧小平副總理說的，在澳門的葡人、居民大可以安心生活，安心做生意，安心賺錢。總之，希望澳門繼續繁榮、穩定。

由於當時港澳記者大多普通話不靈光，尤其是難以聽懂習仲勳帶著濃重陝西腔的普通話，可能再加上對「港澳回歸」的議題尚未有足夠的敏感，因而放過了這段談話。而因為參加了香港「托派」政治團體活動的香港《新報》記者龍景昌（後曾先後長期出任《明報周刊》社長、《零一》網媒總負責人），政治敏感度極強，聽出了「味道」，邀請筆者幫助他逐句「翻譯」出用錄音機所錄下的談話內容。結果翌日《新報》就以頭版全版刊出了這段談話內容，並配以評論這個「一國兩制」雛形的談話內容。實際上，在此時，不要說「鄧六條」（一九八三年六月）尚未發表，就是「葉九條」也未發表（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可見其實在此之前，中央已經對未來處理香港、澳門的前途問題，有了初步的構思，大致上就是「一國兩制」。

而在此前，香港的一些老報人如查良鏞、陸鏗、胡菊人等，都已隱隱約約聽到，一九七九年三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時，率先向鄧小平提出香港問題，希望中方支援港府繼續批出橫跨一九九七年的土地契約，但由於翻譯不清，加上毫無準備，鄧小平於是一口拒絕建議，並強調中方即使實行焦土政策也要在一九九七年前「收回」香港，但請「香港投資者放心」。鄧小平的強硬立場出乎麥理浩的意料之外，麥理浩也未能說服鄧小平接納英國在一九九七年後繼續統治香港的立場。鄧小平除了反對麥理浩關於土地契約方面的建議，還表示中國收回香港後，香港的基本制度與特殊地位將維持不變，呼籲「香港投資者放心」。但是，在當時這些重大信息還是處於高度保密階段，尤其是英方擔心將會影響投資者信心，而堅決否認上述傳言。

而習仲勳的上述講話內容，就間接證實了鄧小平對麥理浩大談話內容。於是，就在習仲勳離開澳門的翌日，查良鏞親自執筆，撰寫《明報》社評《習仲勛在澳門的談話》（按：當時《明報》社評的標題，凡是以宋體字刊印的，就是查良鏞親自撰寫，楷書的則是徐复觀等社評班子成員撰寫）。指出習仲勳在澳門的談話內容，「提到了『特區』的概念」，「雖然港澳和深圳、珠海等特區在行政上性質不同，但在中國當局心目中，這幾個地區對於中國的作用基本上可說相同。這些地區的特殊化對於中國有利，尤其在促進中國現代化的經濟作用上很重要，因之在行政上必須保持其特殊化。」「本來沒有特殊化的地方，都要特別劃一塊地域來使之特殊化，例如深圳和珠海，何况事實上早已特殊化了的港澳？」由此，香港的中產階層以上人士，都對中國政府必定會收回香港，並保持現行制度，有了初步認知，因而提前吃了一顆定心丸。

就在兩年多後，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國首相撒切爾訪問北京，對鄧小平提出「有關香港的三個條約仍然有效」的主張，被鄧小平頂了回去。精神恍惚的撒切爾，在人民大會堂北門的階梯上摔了一跤。至此，拉開了中英談判的序幕。緊隨著，有關澳門前途的中葡談判也開始進行。由於此前習仲勳在澳門的已經使大家提前有了心理適應，因而減輕了「衝擊」力度，並接受回歸及實行「一國兩制」的未來現實。

習仲勛在參觀葡京酒店時，看到該建築物使用了黃色的琉璃瓦，就表示，這可是皇帝的專用建築材料呀！弄得在場人員包括記者們都開懷大笑，澳門居民和遊客都可以享受昔日皇帝的待遇。習仲勳也很開心，主動邀請一直跟隨他採訪的港澳記者合影留念，還與每位記者握手表示感謝。筆者至今仍然保存著這幀極為珍貴的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