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觀生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青年工作，過去2年先後由社會文化司司長及特首出席座談會，與青年人交流。而多個民間團體亦舉辦各種研討會、論壇，探討本澳青年問題。剛結束的新一年度施政辯論，提出將構建青年資訊交流平臺以提供各類有助青年成長的資訊。但無論政府部門或者是社團、學者，對青年人向上流動的訴求，均未提出有效果的意見建議，很多意見只是“授其以魚”，而不是“授之以漁”，讓青年人得到創業發展的機會。

青年人向上流動訴求增多

近年來，愈來愈多本澳青年人透過漫畫、改編歌曲、自製短片的形式表達對社會的意見。有議員指出，隨著區域合作緊密，本澳青年面對競爭更加激烈，現實與讀書有很大落差，本地人才成長空間有限，向上流動亦受限制，不少年青人動力退卻，澳門青年居民就業面對不少困難。

早前，本澳青年團體探討青年訴求時，向上流動訴求成為主題，有人認為，澳門現時雖然失業率低，但向上流動卻較難。而在外地修讀專科的澳門學生，如生物工程或時裝設計等領域，由於在澳門缺乏這類職種，部分學生沒有選擇回澳發展，專業人才錯配或流失的現象。有人指，現時澳門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最大阻力，中層以上的本地人晉升機會偏低有人稱：向上流動不單包括事業、工資的提高，還包括個人能力及際遇的發展，青年人在自我增值及培訓方面需多下工夫；有人表示，向上流動視乎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如將自己的職業看成經營自己人生的事業，在工作時汲取經驗，善用時間，總會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本澳經濟近年高速發展，各種發展的機會應該非常多。但如今社會階層的板結卻越加明顯，即底層難以上行，上層結構穩定，以致青年人特別是低下層青年人感覺上升通道受阻，出現這樣的問題，是什麼原因？

筆者認為，很重要的原因是本澳在允許競爭的領域，競爭已經相對飽和，在不允許競爭的領域，機會還沒有出現。過去（1960到1990年代），本澳“底層上行”的機會大量湧現，和當時各個領域一個接一個的放開以及內地的改革開放創造了很多的機會有關係，所以出現一片一片的“空白點”。因為當時競爭不充分，這些人雖然今天也會覺得“生意越來越難做”了，但畢竟他們及時地完成了“原始積累”，和後來者比還是有一定的優勢。今天同樣聰明、能幹、勤奮的人，卻未必還有這個機會。這一點不但適用於“商場”，用在“政壇”、“學術界”、“藝術界”、“娛樂界”也是一樣的。

本澳年輕人現時向上流動的困難裏，雖然有競爭激烈的因素，但不少是政治的因素。有些本可以允許更多競爭的領域人為地阻礙競爭，導致本來就有限的“上行機會”被一小部分人以不公平的方式壟斷了，從而縮減了其他年輕人上行的去向，這可能會加劇某些年輕人的憤懣。由於上行無門，本澳年青人大多把公務員或到大型博企打工當做最好的出路。

青年盼機會可公平競爭

社會中不同層次人員的流動，有利於整個社會和諧。特別是從收入、地位等較低層面向較高層面的流動，流動越活躍、通道越暢通，社會通常越有活力。

本澳青年人訴求向上流動最關注的問題是如何能夠公平競爭，但現實情況並不令人如願。專家指出，當前本澳青年最不滿的是在就業過程中“背景”、“關係”、“人脈”的決定性、排他性作用。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裏，上行機會一般來說不會有太多，這不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更大的問題不在於如何讓底層流向上層，而是如何讓底層也過上體面的生活。另一個問題是有限的上行機會能否公平“分配”——也就是這個社會是獎勵智識、才幹和勤奮，還是獎勵家庭出身、關係網絡和皮厚心黑。如果更多的是獎勵後者，那結果只能是“劣幣驅逐良幣”。它還會導致社會不滿情緒的積壓從而影響社會穩定、憤世嫉俗感的流行從而導致人的精神面貌變得很乖張暴戾（比如仇富仇官、一看到“精英”兩個字就咬牙切齒），等等。

20歲的投資公司董事長、22歲的房地產企業老闆、25歲的社團領袖、30歲左右的高官……近年，內地的“富二代”“官二代”現象亦不斷出現在澳門人的視野中。他們的父輩可以讓其擁有良好的教育資源，父輩具有社會資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於成為社會精英，更易取得成功，更易成為社團領導。研究報告指出，在父親受教育程度這個因素固定的情況下，傳統社團領袖子女成為新一代社團領袖的機會，是其他人子女的2倍多。

專家認為，當家庭背景成為就業過程中一道不斷升高的“隱形門檻”，普通人家的子弟，因為其父母沒有金錢和權力，難以進入社會上升通道，而有著強大社會資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則可以輕鬆獲得體面的工作、較高的收入以及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這種狀況不僅影響就業公平，在當今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更加劇了由社會底層向中間階層以及更上階層流動的難度。專家指出，“二代”現象折射出當前階層固化的傾向，階層固化不僅影響社會活力，也影響穩定。

只有實現社會的良性流動，社會才能在飛速前進中保持穩定與平衡。教育是現代社會實現不同層面流動的關鍵管道，本澳實行了15年免費義務教育，令一大批貧寒家庭的年輕人通過教育，真正實現了“鯉魚跳龍門”，不僅改變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時改變了整個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運。行政長官崔世安一再重申，澳門學生不會因為家庭貧窮而不能接受教育，特區政府亦會為就讀大專教育的學生提供免息貸款，確保可接受高等教育，投身社會，向上流動，脫離貧窮。但這種狀況在近幾年出現了變化。“暗箱操作”之下，“潛規則”甚囂塵上——權勢階層變著花樣維護自己的利益，令社會底層通過教育實現向上流動的動力越來越小，成本越來越高，向上管道有變窄的趨勢。

其中的關鍵點還是在於起點的不公平。市場經濟的公平在於機會與起點的公平，但創造機會與起點的公平則要靠政府的平衡與保障，否則無法在競爭中拉平貧富差別所必然形成的機會與起點的差距。按照經濟學理論，市場經濟就是建立起這樣的一種社會體制，這個體制中的各個人，包括了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的組織（主要是民商法意義上的主體），都要為自己的生存、生活、發展，盡到自己的最大努力和能動性，創造出財富來，以換取他人的財富，滿足自己以及家庭的需要。這個體制的特點是，各個主體為各自負責，也就決定了需要各自的努力。市場經濟是將各人的利益捆綁在各自的努力上，自己創造得多，就收穫得多；創造得少，就收穫得少。這就是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的規則。在這一規則的支配下，經濟得以發展，社會呈現活力。市場體制與個人利益的捆綁，正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和秘密所在。

所以，特區政府要做的事，主要是支援弱勢群體，防止出現窮二代。首先是要全面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特別是教育、醫療、社會保障服務的均等化。其次是要破除種種不合理的障礙以及歧視性的政策措施，尤其要打破那些傳統利益集團的壁壘，防止近親繁殖，盡可能實現起點公平，競爭有序。

要“授人以漁”不要“大溫室”

國家主席胡錦濤09年考察澳門時表示，要高度重視和加強愛國愛澳優秀年輕人才培養。特區政府為此推出了各種措施，如“持續進修”計畫等。但很多政策卻是逐漸將澳門變成一個巨大的“溫室”，政府將澳門人都保護起來（如現金分享和部分外勞政策），實際效果是削弱了澳門人的競爭能力和鬥志。

前立法會主席曹其真表達了這種擔憂。她在自己博文中說，我們的年輕人現在最缺乏的是創業機會。在她來澳初期，澳門很窮也很落後，當時澳門青年大部分都不能上大學。男孩子高中畢業已算是高學歷，而女孩子12、3歲就進工廠學手藝，養家活口。但是那時的青年只要勤奮和努力，都有可能白手興家，創出自己的一番事業。在澳門老一代的廠商、出口商中我們是不難找到這樣的人士的。不過今天澳門富了，15年免費教育更加保證了澳門下一代接受教育的權利。現在只要我們的年輕人願意，也都能進入大學求學。但是可悲的是他們在離開學校後，除了進入工資待遇相對優厚的公務員隊伍外，最好的就業機會就是進入博彩企業，因為博彩企業的待遇是遠遠高於其他中小企業的。

曹其真指出，在澳門人力資源極為缺乏的今日，政府仍維持禁止輸入博彩企業的“荷官” 職位的政策，以保證澳門人的就業機會，本是無可厚非。但她認為一個政府必須有廣闊的思路和前瞻的視野，也必須考慮到用保護手法來保障澳門居民的充分求業和現金分享政策只是短期可行的政策。從長遠來看，這樣的政策只會削弱澳門人的競爭能力，和鬥志。對澳門融入世界，和逐漸走向國際化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所以她認為政府在尋求產業多元化的道路上，必須為澳門居民，特別是年輕人，開創創業的機會。

有學者指出，在特區政府這個“大溫室”的呵護下，新一代的澳門人生活環境雖然比上一代大有改善，讀書的機會也比前多了，但嬌生慣養卻令他們的求生意志也退化了。新一代的年青人，受小小挫折就怨天怨地、要生要死，讀完書仍不想去工作，寧願留在家裡上網打機，做隱蔽青年，試問在這種心態下，社會的經濟發展何來新的動力。

正如曹其真所說，上一代澳門人創業是由自己一步一步去探索出來的，但新一代的澳門人卻不想去冒風險，他們希望畢業後，政府可以幫他們提供工作機會，最好規定給他們比市場更高的工資。他們覺得出社會工作三、五年後，就應該有條件買樓。如果買不起的話，政府就得多建一些廉價的公屋。

靠政府政策照顧的生活，只會走向公平齊一，不可能有個人的突破與向上。靠政府的呵護，更多的澳門人只能一輩子從事荷官等職業，爭取到吃不飽餓不死的工資，而不是靠自己智慧和能力得到高人一等的報酬。靠政府的房屋政策，也不可能讓人人入住豪宅，澳門人要向上流動，先要調整自己的目光。

中國有句古話叫“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說的是傳授給人既有知識，不如傳授給人學習知識的方法。道理其實很簡單，魚是目的，釣魚是手段，一條魚能解一時之饑（如現金分享），卻不能解長久之饑，如果想永遠有魚吃，那就要學會釣魚的方法。因此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