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以下簡稱武大)被稱為「全國最美校園」，不只因為櫻花大道。
  從武大珞珈門進校，穿過複建的國立武漢大學牌樓，再從櫻花大道向北爬上八十八級臺階，就能到達「龍門千尺、高不可攀」的老圖書館。整個建築群遵從「軸線對稱、主從有序」的中國傳統建築思想，銀灰外牆，碧綠琉璃瓦，遠挹湖光，近攬山色，這裏是武大的最高點。
  回溯近一個世紀，國立武漢大學籌委會成員李四光請來美國建築師開爾斯為武大選址並設計新校舍，提出建築要「以宏偉、堅固、適用為原則，不求華美」，這符合武大自晚清學堂傳承的精神內核：「經世致用」。
  1938年4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郭沫若，搬進了武大的「十八棟」。這是分佈於珞珈山東南坡上的英式鄉間別墅，是武大知名教授的居所。他後來回憶，小樓背山面湖，有可以遠眺風景的月樓，爬一個小坡就到珞珈山頂。「太平時分在這裏讀書，尤其教書的人，是有福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11月，南京國民政府西遷武漢辦公。直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這裏成為中國「事實上的臨時首都」。郭沫若搬進「十八棟」不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黃琪翔搬到郭家隔壁。1938年5月，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搬進珞珈山一區教工宿舍27號樓。珞珈山上高炮環列。
  這不是中國近代風雲人物第一次聚首武大。從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此後的方言學堂、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再到國立武漢大學、新中國成立後的武大，1893年以來，武大的發展始終與國家，特別是近代以來的「大武漢」都市史「同頻共振」。而今，在珞珈之山，東湖之濱，這所130歲的老牌名校正面臨新的時代機遇與挑戰。
  「赤都」的「最高學府」
  武漢大學的前身可追溯到張之洞1893年創辦的自強學堂。1889年，「洋務殿軍」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武漢三鎮成為清末洋務運動的中心。當時，漢口已開埠近30年，新式工商業發展，急需大批專門商務人才。張之洞取「經國以自強為本，自強以教育人才為先」之意，創設「自強學堂」。
  自強學堂設方言(外語)、算學、格致、商務四門，開近代外語教育之先河。最初，這些課程「講求商務應如何浚利源，暢銷土貨」。1895年甲午戰爭後，張之洞開始課程改革，將方言門擴大到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五科。1902年，自強學堂改名方言學堂，增設地理、歷史、算術、公法等學科，「學業注重在於外交」「擇其品端文優者留學」。
  張之洞意識到，辦一所商務學校無法實現救國理想，「自強之道，貴能取人所長，若非精曉洋文，即不能自讀西書，若不能多讀西書，即無從會通博采」。重視外語、「開眼看世界」成為武大的最初基因，被代代傳承。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同盟會成員張繼煦指出，辛亥革命主事者多是張之洞「所培植之學生」，革命能在武漢成功，正是因為在張之洞的建設下，武漢「精神上、物質上皆比較彼時他省為優」。
  1911年，方言學堂被清政府以「經費困難、校風不端」為由停辦。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決定按全國中心城市規劃「六大國立高師」，在華中地區以原方言學堂校舍開辦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張繼煦曾擔任校長。1923年，武昌高師改為國立武昌師範大學，次年更名為「國立武昌大學」。
  1926年10月，北伐軍光復武漢，國共合作的國民政府隨後遷都至此。12月，武漢國民政府決定將國立武昌大學、國立武昌商科大學、省立醫科大學、省立法科大學、省立文科大學等校合併，組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又稱「國立第二中山大學」)，設文、理、法、商、醫、預6科17個系。
  國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是：以「一省一校」模式建設全新的綜合性大學，革新北洋政府時期的大學培養模式，代表院校是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國立第三中山大學)和中央大學(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對武大而言，這次改革奠定了此後數十年發展的學科基礎，也開啟了向綜合性大學邁進的新歷史。
  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的使命還不止於此。那時的武漢是當之無愧的「赤色首都」，需要與之匹配的「最高學府」。大學的籌備委員會囊括了武漢最有影響力的軍政要員：鄧演達、董必武、戴季陶、顧孟餘、章伯鈞、李漢俊、周佛海……其中包括3位中共一大代表。
  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5位曾在武大求學或任職。其中，李漢俊1922年出任武昌高師社會學教授、歷史社會學系主任，開設了中國最早的唯物史觀課程。陳潭秋1919年畢業於武昌高師，畢業旅行時在上海與董必武一見如故，兩人後來成為湖北革命運動的組織者。
  1927年7月，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國立武昌中山大學陷入白色恐怖，年底被迫關停，李漢俊等遇難。這段重要歷史為武大積澱了深厚的「紅色基因」，也確立了武大日後發展的精神內核。
  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時期的教授，囊括了周建人、李四光、周作人、錢玄同、林語堂、顧頡剛等名家，但當時最引學生注目的，是陳望道、李達、沈雁冰等「紅色教授」。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是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應李漢俊、董必武之邀，在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宣傳馬克思主義，後來成為新中國成立後至今在武大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任校長。
  大樓、大師和大學理念
  武漢大學第四教學樓對面有一座雕像：地質學家李四光站在一頭毛驢前方，舉手遮陽遠眺，目光落在珞珈山和東湖的山水間。這是1928年發生過的一幕。那時，李四光的眼前只有荒山、村落和亂墳崗。但他難掩興奮之情，拿出地圖繞珞珈山畫了一個圈：這就是國立武漢大學的新校址。
  1927年寧漢合流後，武漢不再是首都，但南京國民政府多次設置武漢特別市、漢口特別市，將武漢提升到「直轄市」的地位。隨著局勢穩定，時任湖北省教育廳長的劉樹杞痛感武漢作為政治和經濟中心，文化卻「瞠乎其後」，提議以原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為基礎，重建大學，「在今後的中國，承擔起文化中心的責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與劉樹杞同為新大學籌備委員會成員的李四光，提出的定位是「中部之學術中心」。
  1928年，時任中華民國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正式確定設立「國立武漢大學」，次年5月，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法學家王世傑出任首任校長。他提出創造新武大的五個條件：巨大的新校舍、良好的設備、經費的獨立、良好的教授、嚴整的紀律。排在第一的就是大學建築。
  今日武大校園的老建築群基本在這一時期建成，老圖書館兩翼是文學院和法學院。這是一對「姐妹樓」，均為綠色琉璃瓦頂的四合院回廊式建築，在寬闊的中式大屋頂中間開有天井，近看牆體宛如城牆，氣勢恢宏。
  「大樓」的建設，是為了容納「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大學」。新武大初設文、法、理、工4個學院，王世傑提出要把學校辦成擁有文、法、理、工、農、醫六大學院的萬人大學。至1936年，學校發展到五個學院、16個系和2個研究所，是當時中國極少數開展研究生教育的綜合性大學之一。
  不到十年，國立武漢大學就已聲名在外。1937年，國立武漢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以及國立浙江大學在全國進行統一聯考招生，史稱「五大名校聯考」。20世紀30年代，胡適對一位外國友人說，「你如果要看中國怎樣進步，去武昌珞珈山看一看武漢大學便知道了。」
  原武漢大學檔案館館長塗上飆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國立武漢大學迅速成功的背後有「三大」：大樓、大師和大學理念。民國時，很多大學校長主張「教授治校」。王世傑也很重視大師，但他同時強調「寧缺毋濫」和「提高教授的待遇」，前者要引進真正有學識的教授，後者使教授不得兼職以集中其精力。
  20世紀30年代的時局，正是武大吸引人才的大好時機。塗上飆說，從外部來看，正逢世界經濟大危機，留學海外的中國學子紛紛回國；內部來看，「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危急，北方政治環境惡化，南京國民政府則大力支持長江流域的發展。另一方面，包括中央大學在內，很多大學並不為教師提供宿舍。而武大為了「築巢引鳳」，在珞珈山的東南面修建了條件優越的別墅，以引進有影響力的學者。這就是「十八棟」的緣起。
  「十八棟」的每一戶都是假四層樓，抽水馬桶、電話、冰櫃等一應俱全，單設的水管可以為洗浴間提供熱水，教授們可以在此享受最現代化的生活。完成一天的教學科研任務後，教師們在半山南路散步，還有教授雙休日喜歡去山上打鹿子和野雞。
  於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名師到了。「十八棟」的住客，有數學家吳維清，物理學家查謙、桂質廷，化學家王星拱，古典文學專家徐天閔、劉永濟，作家陳源和淩叔華夫婦，歷史學家吳於廑，以及法學家周鯁生等。這些名師為新中國成立後武大幾個王牌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學脈基礎。
  很多名師來自北大。國立武漢大學的籌委會中，多數人都在蔡元培任校長時期的北大任過教，首任文學院院長陳源曾是北大外文系教授，和王世傑、周鯁生都被視為深受胡適影響的「現代評論」派幹將。
  塗上飆指出，國立武漢大學的發展風格，一方面受北大影響，崇尚學術自由、學者為大；另一方面也具有武大特色：重基礎和交叉，特別注重外語訓練。當時，武大的課程設置是複合型的，鼓勵學生跨學科選課，文科生至少要選修一定的理科學分。同時，延續方言學堂的傳統，強調外語教育，一些理工科專業學生不僅要學英語，還至少要選修一門第二外語。理學院開的99門課程中，有46門課程採用國外原版教材。「這些特色後來都延續了下來」。
  全面抗戰的爆發打破了珞珈山的寧靜。1938年2月起，武大師生輾轉西遷到四川樂山。雖然經費極缺、條件艱苦，但科研成績斐然。1936~1949年，武大教師在頂刊《自然》《科學》雜誌上共發表學術論文8篇，其中有5篇是在樂山時期完成的。
  1943年5月，英國科學家李約瑟訪問武大。他在《川西的科學》一文中寫道：「武大圖書館就位於聖人的祠堂內，理學教授們在可遙望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內討論原子核物理，物理系教授胡乾善已完成了一部論述宇宙射線研究的專著……」他認為，武漢大學學術水準非常之高，甚至可與國立西南聯大相媲美。
  李達治校和哲學系的重建
  1958年5月，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到北京出席黨的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他把朱傳棨喊到前門飯店，和他進行了一次長談。
  朱傳棨是北大哲學系畢業的研究生，當時已確定將到武大工作。李達委託他向北大哲學系黨委領導轉達：武大把哲學系的骨幹教師送到北大進修，是為了提高業務水準。對在「反右」運動中表現不好的武大進修教師，希望區別於北大教師對待，「我辛辛苦苦要到一個教師很不容易，戴上『右派』帽子，怎麼讓他在課堂上講課呢？」
  新中國成立後，國立武漢大學更名為武漢大學。1953年2月，李達出任武漢大學校長，他是全國皆知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於「如何辦好社會主義大學」，李達有自己的認識。
  1958年，在「教育與勞動相結合」政策開展一段時間後，李達親自把在田間地頭「大躍進」的哲學系師生帶回武大。不久後，朱傳棨等青年教師去看望他，沒等他們開口，李達就問：「現在你們坐下來看書了吧？」「我說的是思想上真正坐下來沒有，勞動一下是可以的，但只是勞動不認真讀書，怎麼去教書！」他還囑咐朱傳棨要堅持做學術，「一個教師不進行科學研究，就不能很好地提高教學水準」。
  李達認為，大學的「紅」與「專」並不矛盾。他說，從革命事業的長遠利益出發，「科學上沒有長足進步，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不可能」。所以，他要求系主任帶頭拿出六分之四的時間，向學術方面進軍，還「逼」各學科自己動手編寫講義或教材，「否則這個系就不會有自己的特色」。
  李達任校長前不久，武大剛經歷了1950~1952年的院系調整。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水利學院及哲學系、外文系英語組等都被調出，又調入中山大學、湖南大學等校文理系科。武大從一所綜合性大學變成「文理小綜合」大學，設中文、俄文、歷史、法律、數學、物理等9個系。
  當時，全國高校的哲學系都被併入北大。武大哲學系創建於武昌高師時期，歷史悠久，熊十力、方東美、洪謙、朱光潛等名家都曾在此任教。李達來到武大第一年，就提出要儘快重建哲學系。他親自去北大、人大聘請剛畢業的研究生或講師，朱傳棨就是其中之一。1956年，經高教部批復，武大哲學系正式恢復，李達親自兼任系主任達6年之久。
  李達認為，重建不是簡單恢復，而是創辦一個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哲學系。他提出「一體兩翼」的學科發展方針：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體」，中國哲學和外國哲學為「兩翼」，帶動其他學科全面發展。他說，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注重實踐的，不是鑽象牙塔的哲學。「要把武大哲學系辦成具有理論聯繫實際好學風的系。」
  朱傳棨認為，武大哲學系能很快恢復重建並在20世紀80年代發展迅速，是因為李達當年引進和培養的人才還在，學脈沒有斷，也因為後繼者一直延續了李達提出的學科特色。「現在，武大哲學系的學術水準仍居於全國前列，不僅學科齊全，而且各學科的研究都有一定深度，學科梯隊也傳承下來。」
  李達來到武大時，已經63歲，有很嚴重的胃病。掌校的13年裏，他依然完成近百萬字的著述，並堅持為哲學系本科生上課。他個性強烈，但平易近人。到20世紀60年代，他只能坐著講課，「下課之後，他還喜歡和學生們交流，地點就在靠近哲學系辦公室的樟樹林裏。」朱傳棨說。
  今天，李達的雕像就坐落在這片安靜的林中。晚年時，他曾關切地說：「武漢大學在國家大學中占第幾位？我很注意這事。有人說我們是第五位。要努力，迎頭趕上，十年趕上先進水準。」
  1963年，李達牽頭制訂了武漢大學未來十年的科研事業發展規劃。三年後的8月24日，李達去世。
  冷門絕學的傳承
  1975年，武漢大學中文系青年教師宗福邦接到通知：為了改變當時「大國家、小字典」的局面，周恩來總理親自指示開展《漢語大字典》編寫，他被任命為武大編寫組組長。八年之後，在這項工作即將大功告成之際，他又於1983年「臨危受命」擔任新成立的武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
  這位操著粵語口音的青年，28歲就在語言學權威期刊上發表過廣州方言研究的論文，文革期間，被下放養豬時，還隨身帶著古漢語音韻學著作《廣韻》。被耽誤多年後，他原本計畫回歸學術，專注於自己感興趣的方言研究，「但領導勸我說，古籍所以編寫組成員為骨幹，你作為組長來管理最適合。」宗福邦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此後30多年，他投入到「為往聖繼絕學」的幾代接力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幾門罕見的冷門絕學，經過幾代人傳承，使武大文史在當代仍有廣泛影響力。20世紀50年代，武大中文系教師有「五老八中」之說，「耀老」黃焯是「五老」之一，他是近代著名學者黃侃之侄，亦是他的學生。在中國古代傳統學術中，文字、音韻、訓詁統稱「小學」，是所有經學和文史學者「入門」的必由之徑。晚清以降，以章太炎、黃侃為代表的「章黃學派」於小學領域貢獻最大，而黃侃的弟子黃焯、劉博平等，長期執教於武漢大學。
  黃焯晚年提出了校補《經籍籑詁》的構想。這是清代阮元主編的訓詁學巨著，也是許多文史學者常備的工具書。但該書的字義訓釋僅收錄到唐代，錯訛又多，且檢索不便。黃焯去世後，宗福邦帶領古籍所教師們接續了這一構想。
  「《經籍籑詁》不重視唐宋以後漢語發展的新現象，也不重視民間口語資料，而且20世紀歐洲語言學傳入中國後，出現了很多和傳統語言學不同的觀念，我們認為有必要突破《經籍籑詁》的局限，重新系統梳理漢字從先秦至晚清的訓釋歷史演變。」宗福邦解釋說。
  武大古籍所將這項「浩大的文化工程」定名為《故訓匯纂》。從櫻花大道向東，有一座矩形兩層樓房，上面一層是廢棄的化學系實驗室。這個殘留化學藥物氣味的房間就是《故訓匯纂》編寫開始的地方。為了收集資料，在電腦尚未普及的年代，古籍所團隊耗費6年製成70餘萬張資料卡片。
  2003年，1300萬字的《故訓匯纂》正式出版，比宗福邦預想的10年多用了8年。在《故訓匯纂》後，古籍所又花費22年出版了它的姊妹篇《古音匯纂》，宗福邦團隊跨越三代，一起「坐了數十年的冷板凳」。
  在中國歷史學界，武大和唐長孺這個名字密不可分。1944年，他受聘進入四川樂山的國立武漢大學歷史系，此後長期執教於武大。從20世紀50年代出版《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到1994年去世，唐長孺的學術高度幾乎達到「獨步學林」的地步。陳寅恪給他寫信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唐長孺去世後，史學家田餘慶與週一良共同寫下挽聯：「論魏晉隋唐，義寧(陳寅恪)而後，我公當仁稱祭酒。」
  唐長孺晚年最為自得的成績，也是兩次「坐冷板凳」。1958年，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中華書局開始組織全國知名學者標點、校對二十四史，史稱「翠微校史」。這場跨越文革的學術工程，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和古籍整理的一座高峰。唐長孺是「翠微校史」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他主持了「北朝四史」的點校，週期長達十年，是「出力最多，點校最久」的外部學者。直至視力退化，仍由學生讀稿，自己口述修改。而按照統一規定，點校本二十四史出版後，唐長孺既不署名，也無稿酬。
  點校本學術成果的體現之一是校勘記。中華書局編審張忱石指出，因為不署名，所以有些學者不將自己點校的學術新發現寫進校勘記，而是為以後另寫論文做準備。唐長孺卻毫無保留，由他親自撰寫或審定的「北朝四史」校勘記，後來啟發出諸多學術成果。
  20世紀50年代開始，唐長孺痛感敦煌文書及新疆吐魯番出土文書難以被學界充分利用，多次向國家提出整理相關出土文獻的建議。1975年，國務院正式批准成立「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由他任組長。年過六旬的唐長孺當年就赴新疆考察，因路途顛簸，右眼視網膜脫落，竟致失明。但他仍帶領武大歷史系師生，逐一整理、識讀近萬枚文書殘片，考證斷代。歷時16年，十冊釋文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出齊。
  晚年，唐長孺謙虛地表示，如果自己「有什麼微薄成果，恐怕是在古文獻整理方面」。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胡德坤曾和唐長孺交往密切，他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唐先生告訴我，做學問一是要專攻某一領域，要做深做透，切忌研究面過寬；二是要有研究團隊，形成團隊優勢，才能出大成果。」
  「冷門絕學」能代有傳承，其實不易。宗福邦回憶，《故訓匯纂》專案啟動之初，古籍所獲得啟動經費3萬元，到20世紀80年代逐漸增加至10萬，但也遠遠不夠。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末期是最艱難的階段，「當時其他院系的老師在基本工資之外都有創收，我夫人是武大文學院教授，每年收入要比我高上千元。」宗福邦說。
  更容易讓「軍心渙散」的是職稱問題。評職稱主要看個人成果，在權威刊物上發表多少文章、出版了幾本書，但古籍所所有成員的精力都在集體專案，而且一做就至少是十年起步，在此期間個人研究幾乎完全停下。宗福邦曾是武大中文系最年輕的講師和副教授，但到了1988年，一批同齡人被評為教授，他因材料不夠而落選。
  但到20世紀90年代末，職稱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學校為古籍所晉升指標單列。另外，對於《故訓匯纂》這種大部頭著作，武大出臺一項特殊政策，只要古籍所專案已納入出版計畫，即使還未出版，也能算作成果。
  「武大校領導的眼光還是比較開闊，這幾十年來，如果沒有學校提供的特殊支持，古籍所無論如何都活不下來。」宗福邦感慨。
  轉型為「多科綜合大學」
  改革開放初，武大領導層的定位很清晰：要從院系調整後的「文理小綜合」逐步轉型為「多科綜合大學」。結合傳統學科優勢，學校初步確定了幾個重點發展方向：文史哲、經濟、法律、圖書情報、電腦、空間物理、生物和病毒學等，覆蓋文、理、法、社科等多領域。
  關於學科建設，武大採取「內部挖潛」的辦法。1979年8月，武大率先宣佈恢復法律系，1980年，法律系同時招本科和研究生。1983年9月成立新聞系。1984年成立國內第一所圖書情報學院。與此同時，學校還圍繞這些領域的「重點問題」相繼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
  武大著名法學家韓德培敏銳意識到，中國擴大對外開放，國際法將在解決涉外問題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因此，他在1980年組建了中國高校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8年，肖永平考入武大國際私法專業，成為韓德培的研究生，博士畢業後留校任教，1990年代擔任韓德培秘書，現任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他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當年他考入武大時，武大是國內少有的幾所擁有國際法專業的大學之一，也是首個擁有國際法研究所的大學。
  「1980年代初，高校要成立一個研究所需要教育部批准，是非常不易的，武大國際法研究所的配置，強調國際公法、國際私法與國際經濟法的綜合研究，在國內外都是獨一無二的。」肖永平說。
  1981年，韓德培還推動武大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合作組建環境法研究所，這在全亞洲都是首創。20世紀80年代初，多數人還沉浸在經濟發展的大潮中，沒有多少人聽說過「環境法」，但韓德培提出，環保問題解決不好，會給經濟建設拖後腿。肖永平說，環境法研究所的成立，最能體現韓德培的戰略眼光。
  肖永平說，當時學校反對評職稱時論資排輩，從來都是大膽提拔。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黃進是新中國成立後我國國際私法學第一位博士，1988年破格晉升為副教授時只有30歲。武大法學院教師在短短五年內從5人增加到70人，承擔了多項重點科研任務。
  「破格」的前提，是學校在政策上給予充分包容。20世紀80年代開始，武大推出了「一切有利於科研的配套政策」，覆蓋職稱晉升、經費撥款、成果獎勵、出國進修、合作研究等「全流程」。1989~1993年，武大三批共破格晉升108位中青年教師為教授、副教授，其中45歲以下教授45名，35歲以下副教授63名。1993年後則建立了長效機制。
  肖永平1995年被評為副教授，兩年後晉升教授，年僅31歲。「和其他東部地區同批恢復法律系的高校相比，武大沒有區位優勢，但青年人才在這裏的成長速度比其他高校更快，這是武大法學的比較優勢，也是學科梯隊能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肖永平說。
  對於基礎學科領域，武大更注重「保護」。1978年後，學校出臺專門的政策，對從事基礎學科教學、科研的教師採取保護和分配傾斜政策，如每年適當加大經費投入。在此背景下，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學科發展出自己的特色。
  在武漢大學櫻花大道盡頭，曾經有一座歷史悠久的武大標本館，館中植物標本館的創始人就是國立武漢大學生物系教授鐘心煊。武大的生物系同樣歷史悠久。1959年，朱英國填報高考志願時，連填三個「武漢大學生物系」，他本科畢業後留在武大任教，後來成為中國雜交水稻研究的重要先驅。朱英國的「紅蓮型」與袁隆平「野敗型」、日本的「包臺型」被國際育種界公認為三大細胞質雄性不育類型。如今，「紅蓮型」雜交稻已在全國及東南亞等地區推廣種植面積累計超過1億畝。
  到1992年，武大生物學系、病毒學系和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合併為成生命科學學院，下設多個國家重點實驗室，成為武大在新時代重要的基礎研究基地。早在1978年，武大病毒學專業就從生物學系分出，成立了當時高校唯一的病毒學系，學科領頭人是中國現代病毒學奠基人高尚蔭。新冠疫情發生後，武大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藍柯團隊在疫情早期就快速鎖定病原，是國內最早鑒定出新型冠狀病毒的團隊之一，並率先發現氣溶膠的存在。
  推動科研改革、學科發展的同時，武大還從教學內容到管理體制推行了學分制、主輔修制、插班生制、導師制、學術假制等一系列改革舉措。20世紀80年代初，武大就成為全國首個全面推行學分制的學校。「把最好的教師放到教學第一線」「打造世界一流的本科教育」成為武大的傳統。武大還在全國率先提出「創造、創新、創業」教育的新理念，強調培養複合人才。進入新時代，武大又提出建立學生發展特區，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等。
  在本科生課堂上，6位院士已連續26年同講一門課。這門課叫測繪學概論，是武大王牌專業測繪學為歷屆新生開設的基礎課，學生稱之為「院士課」。今年83歲的測繪遙感資訊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李德仁是給本科生上課的院士之一。
  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院士課」有兩個目標：一是「給學生做思想工作」，告訴他們什麼是測繪學，主要學哪些課程，學科前景和對國家發展的意義是什麼。「根據過去的經驗，剛入學的新生不知為何要安排這些專業課，有些學生不好好學，基礎就打不牢。」另一方面，院士也會分享一些學科最前沿的應用方向。
  「中部崛起」下的武大
  今年10月，武大測繪遙感資訊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李熙團隊發佈了一份特殊的分析報告，通過對加沙地帶的夜光遙感觀測，即「夜晚的燈光在衝突後減少了多少」，來評估戰爭對當地帶來的影響嚴重性。結果顯示，截至2023年10月21日，加沙約80%的建築物處於停電狀態。
  「從技術分析來看，這一輪巴以衝突之前，加沙地帶的燈光還是挺多的，但現在幾乎除了醫療設施之外，大部分地區都陷入黑暗。」李熙對《中國新聞週刊》分析。此前，這位「80」後教授還利用夜光遙感技術研究過敘利亞內戰、葉門戰亂等。
  這是技術與人文的跨界。回到2000年8月，武漢大學與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大學和湖北醫科大學合併組建新的武漢大學。時任武大副校長胡德坤見證了這一過程，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新武大由3所全國重點高校和一所省屬重點大學聯合，合併進幾個實力較強的特色學科：測繪、水利水電和醫學。這給武大之後的學科發展帶來了一個重要優勢：學科之間的交叉。
  「原來的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優勢學科是測繪和遙感，合併後，武大再把電腦和空間物理專業整合進去，從測繪到資訊技術、空間物理就形成了一個學科群，比單一的測繪學科發展更快。」胡德坤解釋，「另一個例子是：武大的愛滋病研究全國知名，因為武大把原有的病毒學、生命科學和併入的臨床醫學整合到一起，上中下游都全了，這就是綜合學科優勢。」
  李德仁在合校前擔任原武漢測繪科技大學(簡稱「武測」)校長。李德仁說，武測有「三條大魚」，一條叫導航，一條叫遙感，另一條叫地理資訊系統，「三條魚」間要相互交叉。「我現在要把天上的遙感衛星、導航衛星和通訊衛星組一個網，地上有互聯網，天上怎麼能沒有。」在教育部開展的最新學科評估中，武大的測繪科學與技術繼續保持了全國領先的優勢。2022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佈的最新學科目錄，第一次將交叉學科門類寫進目錄，首批新增的6個交叉一級學科，就包括遙感科學與技術。
  胡德坤指出，早在21世紀初，武大就確定了發展交叉學科的思路。2002年9月合校後的第一次學科建設工作大會上，學校正式提出了「大學科建設」理念。不過，2022年發佈的《武漢大學教育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寫道：武大學科間相互支撐、共同發展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新的特色生長點突破較慢，促進學科交叉融合的措施和條件不夠完善。個別優勢傳統學科未能保持住原有優勢，學科整體水準與世界一流還存在差距。
  多位受訪老師指出，這其中更本質的問題在於，隨著武漢這座城市不再保有過去全國領先地位，以及東、中西部經濟差距拉大，武大的發展也受到限制。
  這一切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有徵兆。胡德坤1992年~1997年間擔任武大歷史系主任，他認為那是「最艱難的時期」：歷史系嚴重青黃不接，兩位最重要的老先生吳於廑、唐長孺相繼去世，後繼者中很多到了退休年齡，青年學者也有流失。當時，學校的應用型學科都在創收，歷史系卻很難創收。
  胡德坤發現，從2000年起，歷史系優秀人才流向東部地區高校的情況繼續增多，近十年內更為明顯，人員變動使得一個學科很難有一個長期規劃，或在某個領域長期領先。
  在世紀之交，曾有「中部塌陷」的說法。截至2003年，中央先後提出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西部大開放和振興東北戰略，「所有政策措施似乎都與武漢擦肩而過，武漢成為政策邊緣化城市。」在2004年的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時任武漢市長這樣說。他認為，武漢的命運其實正是中部地區命運的一個縮影。
  近幾年，「中部崛起」被頻頻提起，武漢也在2014年進入「萬億俱樂部」，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位列第三。2022年，武漢市的GDP達到18866.43億元，時隔兩年後重回全國第八，排在它前面的是上海、北京、深圳、重慶、廣州、蘇州和成都。
  2022年12月，中國科學院院士、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的張平文南下，被任命為武大校長。張平文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一所大學的戰略定位和發展思路，和其所在城市高度相關、同頻共振。由於區位因素限制，相比東部地區，武漢的發展還有較大差距。在張平文看來，武大現在最缺的是真正高水準的學術領軍人才，「要建設更多王牌學科，提升每個學科的『智力密度』。」
  百卅名校武漢大學，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武漢大學黨委書記黃泰岩指出，武大把2023年確定為「學科建設年」，在大力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的同時，學校還剛成立了交叉學科研究院，重點圍繞「臨床醫學+」等有基礎、有條件的領域推進交叉，建立以重大挑戰問題為導向的學科發展新機制，努力形成新的學科增長點。
  面向未來，武大還計畫推動籌建「中三角雙一流大學聯盟」，把鄂湘贛三省的「雙一流」大學團結到一起，共同研究三省的創新鏈、產業鏈和人才鏈如何有效融合。「武大當下的發展重點是服務於重大國家戰略，以及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張平文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霍思伊 曹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