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5月27日中國共產黨接管上海到新中國成立，是上海最特殊的歷史時期之一。中國共產黨能否成功接管並順利運行大上海，如何將軍事勝利轉化為政治成功，如何團結社會各階層的力量，是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道道全新的難題。
  文化陣地是接管上海的一項重要內容。本文聚焦1949年上海的文化接管，冀從這一角度來解析以陳毅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接管上海文化界時體現出的政治智慧和戰略眼光。
  1949年3月5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召開。這次大會分組討論了上海的接管和建政問題。在討論中，有人對管理城市，特別是有「東方巴黎」之稱的上海感到沒有把握，甚至有畏難情緒，乾脆提出：「我們打仗沒話說，想拿下哪就拿下哪。接管大城市，我們沒經驗，尤其是大上海，是否請蘇聯專家來協助我們管理？」陳毅則表示不同意:「我的意見是自己準備搞城市。」會上，鄧小平提出，上海解放後，由陳毅出任上海市市長。
  毛澤東對上海市長人選極為慎重，就此事又專門徵求黃炎培、陳叔通等民主人士的意見。他們對陳毅早有認識，紛紛表示：「陳毅將軍能文能武，是貴黨中的儒將，擔任上海市長是非常合適的。」
  毛澤東定調上海文化接管工作
  接管前的上海，是一座有著500多萬人口、1.2萬家工廠、6萬多家商店，工業總產值和貿易額都分別占到全國一半的世界聞名的大城市。周恩來說，上海不僅在工業、商業方面占了全國總量的一半，文教事業上也是「半壁江山」。當時，上海有大學40多所，校長和教授中有不少是全國乃至世界知名的專家、學者。上海還有20多家大報，四五十家小報，不僅有中文報，而且有外文報。還有各類雜誌社、通訊社、電臺、出版社，可以說，當時的上海人文薈萃，集中了全國最多的知識分子。
  為了解放和接管好上海，毛澤東親自査閱資料，多次聽取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劉曉（上海地下黨負責人）的彙報，並召開座談會，聽取接管和做好上海工作的意見。在廣泛調査研究的基礎上，他親自起草或審查修改中央下發的政策性檔，使之成為全黨接管城市的行動準則。
  為了搞好對上海的接管工作，毛澤東除了讓劉曉隨陳毅一起參加接管籌備工作，還點名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的潘漢年、夏衍、許滌新等速從香港趕回北平，參加接管上海的準備工作。
  4月20日，國共和平談判宣告徹底破裂。
  當夜，解放軍百萬大軍突破長江天塹。同日，黨中央批准了華東局關於接管上海的機構——「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管會）及幹部配備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上做了多處批示，特別針對文教接管，他批示:「應由陳毅兼文化教育接管委員會主任。夏衍、錢俊瑞、範長江、唐守愚、戴伯韜為副主任」，「亦必須吸收一部分黨外文化工作者參加接管」。
  夏衍是1927年入黨的老黨員。他和潘漢年一樣，都有長期在上海工作的背景。用周恩來的話說，軍管會有夏衍這樣的面孔，才有親和力，可以消除上海文教界的各種疑慮。
  1949年5月6日，潘漢年、夏衍、許滌新、沈寧一搭乘一艘掛外籍旗的貨輪從香港到達天津塘沽，次日坐火車趕往北平。中央任命陳毅為上海市長、軍管會主任，兼文化接管委員會（以下簡稱文管會）主任。潘漢年出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協助陳毅工作，分管政法、統戰工作。夏衍出任文管會副主任。這顯示出中央對上海文化接管工作的高度重視。
  潘漢年、夏衍到北平後，毛澤東在香山的住地接見了他們，對接管上海做出指示。毛澤東說：關於接管上海的總方針，中央已經給陳毅、饒漱石去了電報，重要的一點是盡可能完好地保存這個工業城市，不要讓國民黨實行焦土政策，上海是人民的上海，上海是全中國的上海。
  只要有愛國心，都應該用起來
  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中共華東局決定，上海文管會由陳毅擔任主任，韋憲（que）、夏衍、範長江、錢俊瑞、戴伯韜為副主任。範長江負責接管新聞、廣播、出版，錢俊瑞負責接管教育，夏衍負責接管文藝——主要是電影。因為範長江和錢俊瑞都還留在北平，所以文管會在陳毅直接領導下，由夏衍實際負總責。
  文管會領導成員還有於伶、黃源、陸萬美、鐘敬之、向隅，他們已經先期到丹陽，集中學習接管城市政策、組織紀律等，成員還有長期在上海工作的唐守愚、薑椿芳、徐韜等。
  丹陽是江蘇的一座縣城，是在渡江戰役發起後的4月23日解放的。負責解放上海的三野部隊10萬兵力駐紮在這座小縣城的四周，準備接管上海的2000名幹部也在丹陽整裝待命，準備隨攻城部隊一起入城。
  另一邊，潘漢年、夏衍、許滌新、周而複，以及民主人士胡厥文，盛丕華、盛康年父子等一行十多人，於5月16日離開北平乘火車沿津浦線南下，5月23日抵達丹陽。
  三野的指揮部設在丹陽一座小洋房裏。見潘漢年、夏衍、許滌新等人進來，陳毅站起身來，與他們一一握手，說：「你們幾位『香港客』終於到了，等你們好幾天了，你們剛從北平來，接管上海的政策方針、人事安排，你們應該已經知道了。我們印了一本小冊子，主要是入城紀律和黨員守則，可以看看。中央對你們有什麼新的指示，說來聽一聽。」
  潘漢年將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彙報給陳毅，陳毅則介紹了上海戰役的情況，他說，你們來得正及時，攻城之前，我們已經在這裏集訓了好一陣子了，所有參加接管工作的幹部與士兵都必須參加這次集訓。當然嘍，你們都是「老上海」，這一課免了。現在上海戰役進展順利，估計兩三天內上海就可以拿下來了。我們已經包圍了吳淞口，上海只剩下國民黨幾個軍的殘部了。
  陳毅接著對夏衍說，文管會我當主任，實際工作由你負責，我掛個名，是為了你工作上方便，我這個名字還可以壓壓那些不聽話的人。你人頭熟，情況熟，認識好多大文化人，所以可以放手工作，不要害怕，要和你講的就是這一點。韋憲先生是我們的老朋友，他當副市長兼文管會副主任，名字排你前面，但他也是掛個名，日常工作他不管，可是你得尊重他，重要的事要聽取他的意見。
  陳毅又對許滌新、周而複說：統一戰線是黨的三大法寶之一，你們忘記了沒有？上海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基地，也是資產階級的基地，很有必要把這項工作做好，進入上海，首先要做好統戰工作，配合好我們的接管工作。
  其實，在夏衍一行到達丹陽前的5月10日，陳毅就發表了關於接管上海政策的「丹陽講話」。「丹陽講話」的主旨是對我黨我軍幹部進行統戰政策、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教育，陳毅重點提出要貫徹執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要給民主人士工作做，使他們有職有權，還要在生活上給予必要的照顧。」並強調這是黨中央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的要求和方針。
  陳毅在講話中說：現在上海各階層民主人士正歡迎我們去上海，我們也要歡迎他們幫助我們搞好接管上海的工作。我們要站在維護黨和人民利益的立場上看問題，不能站在個人利益的立場上看，從而忘記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你們要是和民主人士比待遇、比地位，那你們就是忘記了自己是共產黨員，如果你們一定要比，那就等你們開除黨籍再比。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8日晚，陳毅以市長身份召開上海市政府市長辦公會。會一直開到深夜，陳毅聽取了各接管委員會的工作彙報，進一步商討怎樣把各部門的接管工作搞得更好。
  與政法、財經的接管任務比，文教接管看上去要輕鬆一些，但「麻雀雖小，五臟倶全」，大量全國和國際知名的專家、學者、作家、藝術家，知識份子成堆，情況複雜，任務艱巨。這次會上沒有講文管會的工作，陳毅對夏衍說，文化藝術方面的事不簡單，今天不談，不是不重視，而是我對這方面的事有興趣，明天起，就開始接，但是要注意「先接後管」，你們的對象大部分是知識份子，教授、專家、文學家，所以情況不摸清就不要亂管，先讓他們安心，然後和他們談心，交朋友，千萬不要居高臨下，你先把這個意見告訴文管會的所有工作人員。不僅要平等待人，而且要謙虛謹慎。
  夏衍在丹陽穿上了趕制出來的新軍裝，胸前佩戴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標識。開完會，夏衍起身欲離開，陳毅突然叫住他說，你回去，把這套軍裝脫了。夏衍一時沒有聽懂陳毅的意思，說，我沒有中山裝，只有西裝和袍子。陳毅說，西服也可以麼，劉長勝（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不是穿著西裝在市委辦公嗎？我要你脫下軍裝，是因為你穿了這套服裝，會使過去與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和你見外。你要記住，讓這些人永遠和從前一樣，把你當作自己的朋友。
  當時的上海是一個藏龍臥虎的地方。在政界，有清末民初的政客，有日偽時期的人物；在學界，既有有專長、專心做學問的學者，也有沽名釣譽的「名人」。因此，在接管中，怎麼對待他們，群眾有意見，夏衍也感到很為難，對他們是否要用？要請示陳毅拿意見。於是他和市委宣傳部、統戰部、市文化局的同志去陳毅辦公室請示。陳毅聽完彙報，以革命家的膽略和氣魄說，你們提出的這些認為難以處理的人，我聽來都是有名的人物、是「知名人士」。這些人，一不跟蔣介石去臺灣，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國，這就表明，他們還是有愛國心的。有愛國心，只要他們沒有具體反共行動，都應該用起來，有的還可以重用，而且要考慮他們生活上、學習上、研究工作中的具體問題。夏衍據此拿出了穩妥的處理意見。
  同文化界座談，上門拜訪知識份子
  上海成功接管後的6月初，陳毅指示夏衍、姚湊、於伶、黃源等同志，拿出一份以上海市長身份與上海文化界座談的出席者名單，他說：「過幾天，我要邀請文教界知名人士開一次座談會，請你們給我先準備好一個邀請者的名單。」陳毅明確指岀，參加者要包括科學家、技術人員、學者、教授、作家、演員及中小學教員，他要在會上談談黨的政策，特別是知識份子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大家可以安心工作。
  不久，夏衍等人拿出了一個100多人的名單，陳毅逐個向夏衍詢問瞭解情況，認為凡是遺漏的，都要一一補上。陳毅還把潘漢年找來，再對名單進行充分研究，加以增補，最後共增加到162人。他語重心長地對夏衍說：「知識份子比起資本家來，更敏感，更自尊，更有個性。因此，請誰，暫時不請誰，要格外用心。這是我第一次與上海文化界見面，要講講黨的政策，讓大家安心工作，所以要記住，團結面越寬越好，你們這些『老上海』要胸襟寬大，不要因為過去有過什麼思想上、感情上的糾葛而抱有成見，過去他罵過你一句，你噓過他一聲，這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千萬不要因為你們做了『當權派』，就可以報一箭之仇，凡是願意為新中國服務的，一律要團結，社會地位相同的人，請了這個不請那個，人家就會生氣，這就是古話說的『一人向隅，舉座為之不歡』。我們要照顧到每一個人，『勿使一人向隅，舉座為之不歡』，團結就體現在這張名單上。」
  6月5日下午，上海解放後文教界第一次座談會在八仙橋基督教青年會舉行，到會的有科學、文化、教育、新聞、岀版、戲劇、電影、美術、音樂、遊藝等各界代表。
  在這次座談會上，陳毅首先表示感謝說：「我們解放軍以前在內地苦鬥不利的時候，經常受到上海文化教育界的鼓勵，給我們繼續鬥爭下去的勇氣，因此，我要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大家致以革命的敬禮！」說完，向大家行了一個端正的軍禮，全場頓時響起熱烈的掌聲。
  接著，陳毅與知識份子交心說：「我這個共產黨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識份子出身。我翻譯過波特萊爾的詩，寫過小說、詩文。我個人的改變就經歷了三個階段:開頭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後來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賽先生』，變成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最後，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經過矛盾、消沉、碰壁，才選擇了革命的道路，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這幾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別人推動，也有環境的逼迫。」並表示願意將來與大家一道，繼續走思想改造的道路。
  陳毅置身於知識份子之中，現身說法，坦率真誠，使大家深受感染。巴金、周仁、吳有訓等人，紛紛發言。特別是吳有訓，過去從來不在公開場合說話，這次他講了國民黨幾次三番要他去臺灣，而他最終巧妙拒絕的故事，表示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合作，為建設新中國共同努力。周穀城教授發言說：「感謝解放軍打進上海，把我們解放了……」他的話沒說完，陳毅立即接上去說：「不是解放，是會師，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你們從裏面打出來，是我們共同會師。」最後，陳毅高度評價了上海人民革命鬥爭的作用。
  這次會議傳達了共產黨的文化宣傳政策，為後來軍管會接管上海文藝單位的工作開展起到了穩人心、定基調的作用。會後，陳毅對夏衍說：「有人把上海的接管概括為『接、管、清、改』四個字，就是先接後管，然後再清理、改造，這個秩序一般來說是可以的，但在文化界，我看『清』和『改』特別要慎重，不要圖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會出毛病，誤大事。做統戰工作，特別是對知識份子，先要交朋友、談心，讓他們敢講真心話，不入耳之言也要聽，罵娘也不要緊，可怕的是他們有話不講，放在心裏，形成怨結。」他說，我在蘇北、皖南，對地主老財、封建士紳，也是這樣做的。
  上海解放後，陳毅不止一次說過，與知識份子打交道，一定要「禮賢下士」「我們尊重他們，他們才會尊重我們」。
  上海一解放，陳毅就分別拜訪了宋慶齡、張元濟、顏惠慶、張瀾等黨外人士。其間，陳毅分別參加了工人、青年、民主黨派、工商實業界的各種集會，還出席了大學教授聯誼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並講了話。
  陳毅十分關心上海的學者、專家、文博人才，幫助他們解決在生活、學習、工作方面的實際問題。儘管新生的上海百廢待興，各方面工作十分繁忙，但陳毅仍擠出時間，逐一登門訪晤了一些知名人士，如化學家任鴻雋、生物學家秉志、新文化運動宣導者之一的沈尹默等。早年留學美國的衛仲樂，是上海民樂界第一琵琶名手，人們都說他性格孤僻，不願與他交往，陳毅卻與他相處甚洽。夏衍也遵照周恩來、陳毅的指示，主動到梅蘭芳、周信芳、袁
  雪芬等人家中拜訪，聽取他們對文藝工作的意見，收到了良好的工作效果。
  陳毅曾對文管會指示：「對熱愛祖國、熱愛黨的民主人士，如有主動捐獻文物者，應予獎勵。」在他的影響下，上海的收藏家捐獻各類文物達數10萬件之多，歷代書畫作品，有五六千件。1949年8月，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即告成立。陳毅任命李亞農為主任，徐森玉為副主任。李亞農是黨內的文物專家，徐森玉是國內外有名的文物鑒定家和圖書版本專家，民主人士。在陳毅的大力推動下，文史館和參事室也很快建立起來。接著，又成立了上海市博物館、圖書館等，大批專家學者、文博人才有了用武之地。
  陳毅說：上海的文藝界千富萬富，最珍貴的財富還是人才。陳毅、夏衍和文管會的同志通過細雨潤無聲的朋友交往，引導上海的文化界不斷棄舊圖新，投身新上海的文化建設事業。
  親自指導文化接管
  陳毅經常親自指導文管會的工作。當時，上海有個由上海工部局如的交響樂團，團裏除了17個中國人外，其餘全是外國人。軍管會有人看不慣黑色燕尾服演出裝，也聽不懂西洋古典交響樂，就主張予以解散，「花錢養這麼個洋玩意兒有啥子用？」陳毅聞訊後，指示不僅要保留，而且要搞得更好，他說:「交響音樂是全世界的共同藝術財富嘛。」他認為上海作為一個國際性大城市，應該有一個高水準的交響樂團。當時樂團所在地環境較差，經過陳毅親自過問並催促，樂團最終搬進了一座花園洋房。不僅如此，在陳毅的指導下，文管會通過細緻的工作，留住了想走的猶太指揮和白俄樂師。
  為感謝陳毅的知遇之恩，樂團專門組織了一場演出，請軍管會、市委、市政府各部門負責同志出席欣賞。演出開始後，有人以「我們是工農幹部大老粗，對這玩意兒聽不懂也不感興趣」為由，中途開始三三兩兩地退場，陳毅立即令工作人員鎖上劇場大門，中場休息時，他告誡大家要尊重藝術家的勞動，聽不懂也要靜下心來慢慢體會。全團藝術家得知後非常感動，立即現場演奏了革命樂曲。樂團自1879年成立以來（1956年正式定名上海交響樂團），從來沒有演奏過中國樂曲，這次他們演奏的是《新四軍軍歌》和《秧歌舞曲》，那些原來「聽不懂」的幹部此時聽得熱血沸騰，全場掌聲雷動。陳毅滿意地對身邊的同志說:看到了嗎？你尊重了人家，就能感動人家，人家就能讓你聽懂了，以後交響樂可以演奏中國樂曲，但我們要有聽音樂的耳，要聽得懂西洋樂曲。
  夏衍知道陳毅曾在法國勤工儉學，喜歡話劇、電影、西洋音樂，於是對工作人員說，陳毅市長參加的晚會，要少安排戲曲、民族音樂會和雜技節目。陳毅知道後，對夏衍和文管會其他同志說，你們管文藝的人，一定要心懷寬闊一些，趣味廣博一些。譬如我是四川人，對川劇有興趣，但我不能在上海單提倡川劇。這方面你們不要有成見、偏見、個人愛好，要有群眾觀點。陳毅多次去聽評彈、越劇這兩種上海人民喜聞樂見的地方戲曲，還大力支持上海勞動人民喜歡的蘇北戲曲「淮劇」的正常排練、演出。
  文藝方面的接管主要是接管電影製片單位。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接管了汪偽政權所屬的電影機構，利用接收過來的廠棚、設備、技術人員，建立了 CC系統的「中電一廠」「中電二廠」，軍統系統的「中制攝影場」和三青團系統的「上海實驗電影廠」，以及管制電影發行放映、進出口業務的「中央電影企業總管理處」「電影審查委員會」。按政策，這些產業和機構都應該被接管，但考慮到這些製片廠的藝術、技術人員除極少數外，大部分是愛國的，而且在解放前夕已經和地下黨及進步電影工作者有了聯繫，文管會請示陳毅後，讓他們自己組織臨時管理委員會，負責清點器材，登記造冊，進行政治時事學習，等待改組。而對一批進步的電影工作者創辦的私營電影公司「昆侖影業公司」和民族資本家創辦的「文華影業公司」，則幫助其儘快恢復生產。對於孤島時期（1937年11月上海淪陷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因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孑立於日占區包圍之中，形似「孤島」，從而得名）參加過「華影」（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汪偽政權的電影機構）的人，算不算「附逆」的問題，黨內有不同的意見，為此，陳毅做了明確指示：凡在敵偽經營的文藝單位工作過，但沒有幫助敵偽迫害愛國民主人士的人，可以不作附逆論處。
  接管文藝團體和遊樂場所也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上海本來是一個消費城市，有幾十家戲院、電影院、書場、遊樂場所，而這些單位當時被認為是藏汙納垢的地方，因此，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黨內外都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禁一些戲，有的主張把美國人經營的電影院一律沒收，還有的主張殺雞儆猴，在遊藝界抓幾個典型的反動分子。
  對此，陳毅對夏衍做了精闢的指示：上海有幾十家戲院、書場和大世界之類的遊藝場所，直接間接依此為生的人有30多萬。要是硬幹，這些人馬上就面臨著吃飯問題。因為我們並沒有新的節目給人家看，多少年來，還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真正做到符合工農兵的要求，估計還需要10年。如果現在就把什麼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卻會使30萬人沒有飯吃。沒有飯吃，人家就會到市政府來請願，那時候你再和人家談工農兵，人家就會打破你的腦殼。把什麼都反掉，批評幾句是容易的，從實際情況出發逐步地改，就不容易。
  夏衍在認真領會陳毅的意見後，採取了穩妥的處理辦法，除了對文藝界少數有血債的人、有可疑現行活動的人，交政法部門處理外，到1949年8月野「只禁演了內容很反動的兩種影片和一種戲劇」，反而是京劇表演藝術家周信芳帶頭訂了一個「公約」，主動不演《殺子報》《大劈棺》這類的戲。
  1949年8月，文管會基本完成接管工作任務。上海的文藝事業和文藝界從業者未遭受到大的波動，上海舊有的文藝活動也沒有在接管後戛然而止，戲照看，舞照跳。而共產黨人對文化界人士的「禮賢」之舉，成就了一段段佳話，撫慰了許多厭煩戰亂、人心思定的心靈，換得了社會安寧，贏得了民眾的廣泛讚譽。」
  從整個接管上海的情況來看，留用舊人員、保留舊有的機構，經濟上平穩過渡，文教系統照常上課，文藝事業新舊更替，衛生事業蓬勃發展，這些都為1949年全國解放和1950年抗美援朝做了充足的進備。
  （吳躍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