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歷來認為，青年學生最具有革命精神。“五四”運動由學生而起，自天安門廣場而始。當毛澤東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同樣寄希望于青年學生，並且無獨有偶地在天安門廣場檢閱了紅衛兵大軍。

講到天安門廣場的那8次大接見，要從“紅衛兵”誕生始末講起。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

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毛澤東開始了對於青年問題的思索和引導。他說，由於蘇聯發生的變化，帝國主義預言家將“和平演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必須粉碎這些預言家的預言，從中央到基層，必須在所有的地方注意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1966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正式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後，全國各大報紙隨即掀起了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展開政治性批判的浪潮。這些在全國青年尤其是大中學校青年學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刮起全國“文化大革命”颶風的風眼。處在這個中心的青年人，尤其是大、中學校的青年學生，極富政治敏感和衝動。他們一般都是解放前後出生的。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受到的教育是對革命理想和烈士先輩奮鬥業績的嚮往和追憶。“反右”鬥爭、中蘇論戰、“四清”運動，使他們初識了階級鬥爭的刀光劍影，並在思想中積蓄著對投入火熱鬥爭生活的渴望。這些青年們認為，只有真正地投入“反修防修”鬥爭之中，像傳統教育中的烈士和先輩那樣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才能實現他們遠大的理想和人生價值。正是這種“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歷史使命感，把他們推到了歷史的前臺，成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政治舞臺上叱吒風雲的一代。

大字報引起一場大辯論

1966年5月，在全國各個大、中學校裏，對“三家村”批判的溫度似乎也隨著夏季的到來而逐漸升溫。一部分學生在批判“三家村”的過程中，聯繫到學校發生的一些現象和言論，並把這些視為是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反映。當時，北京各個大、中學校的大字報鋪天蓋地，人心浮動不安。在這種情況下，各校領導和中共黨、團組織按上級指示精神，積極進行說服工作，要求學生按照學校領導的統一安排，有領導、有秩序地開展“文化大革命”。

在康生的授意下，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7人在北大大飯廳的東牆上，貼出了《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顛倒黑白地攻擊北大校黨委，並且矛頭直指中共北京市委。

這張大字報在北大校園內引起了一場大辯論，北大黨委組織反擊。兩派觀點不一，由辯論引起分歧，由分歧引起感情用事，進而引起推搡與扭打，上述大字報的七作者之一的高雲鵬還挨了打。

6月1日晚，經毛澤東批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這張大字報全文。這張大字報開了利用“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進行政治誣陷和人身攻擊的惡劣先例。

同日，作為黨報的《人民日報》，也發表了由陳伯達授意和審定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將廣大知識分子誣陷為“資產階級專家”、“學者”、“祖師爺”、“牛鬼蛇神”，聲言要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3天后，即6月4日，《人民日報》又公佈了中共中央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和新市委關於改組北大黨委的決定。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播發後，學生一下子就起來了，給老師提意見，對老師進行大批判，發展到衝擊校黨委，動手打人，學校從行政系統到黨委系統全被打碎。北京大學亂了，其他大、中學校也就跟著亂了。“橫掃”風暴席捲的全國城市和農村各級學校，都陸續停課“鬧革命”。紅衛兵組織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

這一時期，在清華大學附中的高年級，一些思想認識比較一致的同學自然而然地串聯在一起，就學校內外所發生的各種事件進行議論、分析。

“紅衛兵”意在保衛紅色政權

5月29日晚上，蔔大華、王銘、駱小海、張曉賓、陶正、張承志等七八名清華附中的學生，悄悄來到學校附近的圓明園廢墟上集會。他們決定像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青年近衛軍”小組那樣組織起來。在小組名稱問題上，有人提議叫“向陽”，有人建議叫“衛東”，但大多數人贊同老名字“紅衛兵”，即“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

在名稱確定下來之後，他們一起宣讀了《紅衛兵誓詞》：“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堅決灑盡最後一滴血。”稚嫩而莊嚴的紅衛兵，就在這群大的不過19歲、小的只有13歲的孩子們的童音中誕生了。5月29日這一天，後來被看成是紅衛兵組織的誕生日。

“紅衛兵”這三個字的由來看似偶然，但紅衛兵這樣的組織被推上當時的中國政壇，則有一定的必然性。歷史的必然性往往是通過各種偶然性來實現的。

“紅衛兵”組織不脛而走，迅速出現在北京各個中學的校園裏。

紅衛兵組織趨於合法

學生的造反運動終於導致停課後，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黨的第一副主席劉少奇和總書記鄧小平等組織了一條防線，以制止“事態”的進一步擴展。

6月初，他們向造反的大、中學校派了工作組，以指導“文化大革命”，試圖把運動控制在有益的範圍內。

工作組進入學校後，表示了對學生的支持。紅衛兵也把工作組看成是黨中央對造反的支持而備受鼓舞，但很快工作組與學生的對立矛盾產生了，並不斷升級。

6月24日，蔔大華等人以“清華附中紅衛兵”署名貼出了《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大字報貼出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但與工作組的宗旨相違背，遭到了工作組的反對。但蔔大華等人卻是有備而來。早在6月5日，他們就在《人民日報》的一篇國際問題的文章中，無意中發現了一條毛主席語錄（當時報紙凡是毛主席語錄都用黑體字印刷）：“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

於是，正在困境中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又與工作組玩起了先“請君入甕”，再“甕中捉”的遊戲。他們在大字報中故意不寫毛主席語錄，引誘工作組上鉤。

果然工作組反擊了。“造什麼反、造誰的反，社會主義時期還造反？”

在幾天的辯論中，蔔大華等人引而不發，故意讓工作組表演得充分一些。就在他們以為這場風波要圓滿結束的時候，7月4日，蔔大華等人以同樣的署名寫出了第2張大字報《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並在大字報一開頭，工工整整抄錄了毛主席那段語錄。

看到這張大字報，工作組一下子愣住了。毛澤東的話是“最高指示”，如何反得？就在工作組考慮對策時，紅衛兵又拋出了《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

7月17日，73歲高齡的毛澤東，暢遊長江之後，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返京後，聽取陳伯達等人的彙報。江青、陳伯達一夥在毛澤東面前大加指責工作組的錯誤問題，謊報情況，給工作組羅列了種種罪名，惡毒打擊陷害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

於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將要求支持的目光投向了最高統帥毛主席。

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覽館召開大會，宣佈撤銷海澱區各中學工作組。會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慷慨激昂地控訴了工作組對他們的迫害。駱小海、曠濤生也上臺發言，並把幾論造反精神的文章交給了江青，請她轉交毛主席，讓他老人家看看，到底反動在什麼地方。

8月1日，黨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

8月3日，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在釣魚臺約見了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給他們看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文件之二《毛澤東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毛澤東本人的堅決支持，等於宣佈了紅衛兵組織的合法性。一時間，紅衛兵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在首都的各大、中學校裏，並很快蔓延到全國各地。紅衛兵以其特有的狂熱，在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主宰”了中國，在神州大地上大顯“神”通。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

1966年8月上旬召開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使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由第2位降至第8位，林彪躍居第2位。在組織上做出重大變動的同時，為了動員全國的青年參加“文革”，天安門廣場上又召開了大會。

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有百萬人參加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這次大會，既是慶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閉幕，也是全面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總動員。

大會預定在早上7點30分正式開始。但天濛濛亮時，上百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便已在統一指揮下，提前聚集到了天安門廣場。站在天安門正前方的是北京大學的紅衛兵。在北京大學紅衛兵的周圍，也算站在天安門正面位置的，是來自上海、天津、廣州、武漢、哈爾濱、烏魯木齊等外地紅衛兵。天安門兩側的觀禮臺上則站滿了數以萬計的北京紅衛兵的代表。

清晨5時，太陽即將從東方升起。毛澤東穿著一套綴有紅帽徽、紅領章的草綠色人民解放軍布軍裝，繼林彪、周恩來之後，從天安門城樓下走過金水橋，微笑著向人群揮手，和群眾握手，在人群面前轉了一圈。

毛澤東在金水橋下握了一圈手，回到金水橋上，向廣場凝神望著。他把頭上的軍帽摘下來，一再向群眾招手。然後，毛主席戴上軍帽，轉身上了天安門城樓。

7時30分，慶祝大會開始。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主持會議。

林彪和周恩來先後講話。隨後，北京大學代表聶元梓和北京、哈爾濱、長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學生代表也分別講了話。

慶祝大會結束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百萬紅衛兵。望著廣場上浩浩蕩蕩的人群，毛澤東高興地對站在身邊的林彪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義。”

“文革”引發的悲劇

面對廣場上瘋狂的人群，劉少奇與毛澤東、林彪肯定有著不同的感觸。他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