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五日是葡國「四二五革命」五十週年。葡國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當天在首都里斯本市中心塔霍河畔的一個大廣場上舉行的軍事儀式，將幾周內舉行的數百項紀念活動推向高潮。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葡萄牙大使趙本堂，也應邀出席「四二五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活動。這個紀念活動，有葡國總統德索薩、安哥拉總統洛索、佛得角總統內維斯、幾內亞比紹總統恩巴洛、莫桑比克總統紐西、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總統諾瓦、東帝汶總統奧爾塔、葡國議長阿吉亞爾•布蘭科、葡國總理蒙特內格羅以及各國駐葡使節、國際組織代表等共同出席。在澳門，也有若干葡裔居民出席了紀念活動。
  本來，筆者是有意在四月二十五日當天，發文抒發自己對「四二五革命」的感想的，惟因當時一連幾天澳門都有「新鮮熱辣」的重大情事需要述評，因而擱置了下來。現在，就抓著四月的「尾巴」，談談筆者的一些看法。
  「四二五革命」又稱「康乃馨革命」或「鮮花革命」。其歷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帝國英國及法國等紛紛自願或被迫放棄其殖民地。葡國的薩拉查法西斯軍政權卻拒絕放棄其殖民地，並憑藉加入美國領導的「北約」，嘗試抵抗殖民地發起的具社會主義色彩的非殖民地化浪潮，幷因此爆發了長達十多年的殖民戰爭。長久的戰爭和龐大的軍費，令薩拉查軍政權失去了很多葡國人民特別是中下級軍官的支持。這些中下級軍官組成了「武裝部隊運動」，於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在里斯本發起政變，期間幷有很多平民自發參與。在政變期間，民衆將康乃馨插在了軍人們的步槍上，「康乃馨革命」便由此而來。「四二五革命」推翻了二十世紀西歐為期最長的獨裁政權（四十二年），新軍人左派政府宣布實行非殖民化政策，放弃海外殖民地，導致葡國在世界各處的殖民地紛紛脫離葡國統治獨立。但因撤離時未有善後，前殖民地莫三比克、安哥拉獨立後隨即爆發多年內戰，葡國被迫收容多達一百萬的葡裔難民。
  基於葡國左派新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更是基於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接受中國政府的意見，將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清單」中剔除出去，葡國新政府先是廢除了澳門「海外省」亦即是將澳門視為「殖民地」的定位，並從澳門撤軍，《葡萄牙共和國憲法》更是明確表明澳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正因為如此，以華年達為首的澳門左派葡人在佛笑樓餐廳集會，響應祖國的「非殖民化」政策，連署要求葡國政府將澳門交還給中國。但可能是當時「中蘇大論戰」的硝煙仍然尚未完全消散，而且葡國政府是由信仰社會主義的政黨甚至是一度由葡國共產黨執政，而葡共當時傾向於蘇共，被澳門愛國愛澳團體甚至是北京視為「葡修」，認為這是「葡修」附和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公開信中攻擊中國「沒有收回香港、澳門」的觀點，再加上中國當時處於「文革」後期的混亂狀態，無暇顧及澳門的事情。另外，也是基於毛澤東對港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策略，並擔心將會影響香港，因而據說由柯正平委託何賢，出面勸說這些左派葡人朋友。
  華年達等左派葡人的舉動，嚇壞了澳門的右派葡裔居民，成立了一個「維護澳門人權益委員會」，亦即「公民協會」，與華年達的「民主協會」相對抗。而在澳門的葡語語境中，「澳門人」只是專指在澳門的葡裔居民，並不包括佔人口多數的華人。而在「四二五革命」之前，澳門長期實行殖民管治。從葡國派來的高級官員，只是掌握核心政權，基本管理是依靠土生葡人。而這些殖民主義情結濃厚的右派土生葡人，對華人居民的態度極為惡劣，因而才導致爆發了「一二三事件」。該事件的本質就是民族鬥爭，只是後來也被衍生一條「國共鬥爭」的支線。在葡方的「認罪書」中，增加了將所有蔣幫機構及人員驅趕出澳門，及禁止「掛偽旗，辦偽慶」的條文內容。此後，澳門就成了「半個解放區」。
  但在對澳門管治上，土生葡人的右傾戀殖情緒仍然濃重。甚至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建交，雙方簽署了「澳門是中國領土，暫時由葡國管理，未來由雙方協商處理澳門問題」的秘密協議之後，一九八零年初，澳門的右派土生葡人議員，藉著修訂《澳門組織章程》之機，要塞進「澳督由直接選舉產生」的條文內容。要知道，當時只有葡籍人士才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依當時《葡國國籍法》「出生地主義」規定而獲得葡國護照的華人，並不熱衷選舉此「玩意兒」。因而一方面，南光公司發動澳門各界別社團，以各種方式批評「變相澳獨」的行為；另一方面，何賢、馬萬祺等華人議員，與澳督委任的葡人議員，以拒絕出席立法會全體會議作抵制，使會議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
  但《立法會章程》規定，議員凡是無故缺席五次會議，即喪失議員資格。而華人議員和官委議員已連續缺席了四次會議。就在此危急時刻，澳門南光公司（即現澳門中聯辦的前身）與澳督伊芝迪將軍邀請廣東省長習仲勳正式訪問澳門，使得華人議員都得以「參與接待習省長」為由，向立法會請假，具有了繼續拒絕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正當性，使立法會無法繼續開會，更是無法趕在葡國國會屆期結束之前完成審議「修章法案」，從而粉碎了「變相澳獨」的陰謀。
  一九八四年初，左派軍人澳督高斯達將軍針對當時澳門仍然實行「殖民地式」的公共行政管理，有意引進西方現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就籍著某據位的土生葡人官員出售葡國護照，及公共行政機關中普遍的貪污行為，決定利用「雙軌立法」，為設立行政暨公職司（即現行政暨公職局）立法。立法會中的右派葡人議員要「追認」，高斯達以此為由，向葡國總統建議解散立法會，從而引發一場政治風暴。高斯達為了稀釋右派葡人的被選舉權（當時三百多票就可當選直選議員），打破右派葡人對立法會直選議席的壟斷，決定向全體華人居民開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但是，不知為何，澳門的傳統愛國社團，先是抵制選民登記，後是組織「聯合提名委員會」，要將四年前被他們批評為「變相澳獨」的戀殖右派葡人重新拱進立法會，並將左傾的華年達排除在外。但在四年後的一九八八年立法會選舉，曾經對右派葡人的「殖民式」管理深惡痛絕，因而深度參與「一二三事件」的老工人，不再「一切行動聽指揮」地投票，因而導致「聯合提名委員會」選舉失利，差點連第三席都不保。
  應當說，高斯達摒除「殖民地」式管理，引進西方現代化公共行政管理，在客觀上為後來的澳門回歸，掃除了一個重大的障礙。而高斯達向華人居民開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是在客觀上為「澳人治澳」創造了有利條件。因此可以說，參與「四二五革命」的左派軍人高斯達將軍，其所作所為在客觀上有利於後來澳門的順利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