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日前在接受UDN TV專訪談到「習馬會」時表示，兩岸關係的發展「基本上在穩定中往前邁進」。他所剩任期不到三年，「如果卸任前有這個機會，我不會排除」。不過馬英九又說，「馬習會」困難不小，必須創造一些條件才能克服，包括雙方的身分、見面的場合。對此，島內輿論分析認為，馬英九是期待與習近平會面的，在其最後一任任期內，希望在兩岸歷史上留下美名。但由於島內仍有一些雜音，因而馬英九一再提出「創造條件說」，相信是希望大陸方面主動為他的登陸大計創造條件，而不是由他來創造條件。
這是馬英九首次正式宣示將會在任期內不排除「習馬會」。盡管過去也曾有過這方面的表示，但卻多是在遇到記者發問時隨口說說，而且將他與習近平會面的時間點「挪」到其卸任「總統」之後；而「陸委會」主委王鬱琦則堅持馬英九要以「總統」的身份登陸。
然而，倘是以「總統」身份登陸，根本就是自我關閉大門；倘是在馬英九卸任之後登陸，雖然他或許仍擁有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因而還是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卻未能超越連戰、吳伯雄，無法實現他所追求的「歷史定位」。
過去，馬英九曾說過，時機成熟，國家需要，人民支持，他將會考慮登陸。現在，已有過半的民眾支持他在「總統」任內與習近平會面，「政治風險」已經大為降低。而且，他的「總統」已經兩任，不可能再選，沒有選票壓力。更有一個有利條件，就是連個別民進黨人也不排除登陸與中共高層領導人會面的可能，馬英九倘要再扭扭擰擰，可能就會被民進黨奪走本應是由國民黨獨占的兩岸關係戰略高地。
其實，馬英九對此是很敏感，也是很介意的。實際上，前年十月「總統」大選呈現膠著態勢之際，當馬英九得知正在訪美的蔡英文，向美國智庫表示自己倘當選，將會與對岸進行政治談判的信息後，就擔心自己賴以制勝的兩岸關係旗幟將會被蔡英文奪走，因而急忙從南台灣救災現場趕回臺北，急匆匆地宣示《黃金十年》的「兩岸篇」，聲稱當選連任後將會與對岸進行政治談判，簽署和平協議。
說不好，蔡英文為了要與蘇貞昌爭奪「二零一六」的出線權，突然出奇謀，在「二零一二」敗選後的檢討報告必須調整黨的兩岸政策的基礎上，仗著自己並不擔任民進黨中央的任何職務，無須向「台獨黨綱」負責，也無須揹負「台獨神主牌」的「包袱」，因而以模糊手法處理自己的「台獨意識」，並以其「台灣共識」來取代之，或許會因為北京高層出於「以點帶面」、「打開缺口，逐個擊破」的戰略需要，同意她登陸並與之見面，作為已經參與建立「國共平臺」的國民黨的主席馬英九，仍然猶豫不決，就顯得被動，自己賴以制勝的「大旗」被對手奪走。
或許，馬英九是謀劃將「習馬會」當作是「置於死地而後生」的戰術來使用。倘馬英九在提出若干改革措施，並經過一番艱苦的努力之後，但其民意支持度仍是跌至穀底無法抬升，反正是已經無所顧忌，「伸首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那就不如乾脆伸頭，或許還有生機，登陸訪問倒是會有「起死回生」的可能。或許，這就是馬英九近來頻頻放風不排除「習馬會」的背景。
馬英九若要與習近平會面，絕對不能在中國境外進行，這是北京的政治原則所決定的。習近平即使是多開明，也會受到內地政治生態的掣肘，不可能超越這個政治底線，因而只有登陸一途。那麼，馬英九日前所說的「雙方的身分、見面的場合」問題又如何適應和解決？這確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王鬱琦堅持他必須是以「總統」的身份，相信民進黨也是如此。相信這根本是不可能。但他倘是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登陸，可能不但是自己感到「有失尊嚴」，等於是與連戰、吳伯雄沒有差別，而且也難以過得了民進黨這一關。
唯一的一個時間點及場域，就是明年底在「APEC」非正式領袖會議在上海舉行之時。實際上，「中華臺北」是「APEC」會員體，而按「西雅圖模式」，是由台灣經濟領域的部長級人物作為「中華臺北領導人」的代表，出席「APEC」的峰會，二十年來，各主辦國即使是與台灣的公私關係再好，也不能突破這個原則。但當輪到由中國做東道國時，情況就不一樣。一方面，由於這個「中華臺北領導人」實際上指的就是台灣地區的「總統」；這就為馬英九出席上海「APEC」峰會預留了契機，即是由馬英九直接以「中華臺北領導人」的名義出席上海「APEC」峰會，而不再是派出代表。另一方面，由於邀請函是由屆時的主辦國中國發出，北京有權自行破例直接邀請馬英九。這是「只此一家，沒有分店」，其他國家是不能採取此方式的；而且還是「過了這一村，沒有下一店」，待十幾年後再一次輪到中國主辦「APEC」峰會時，馬英九早已卸任「總統」，無法創造「歷史定位」了。
還有一個妥適之處，就是台灣參加「APEC」，並非是以「中華民國」的身份，而是「中華臺北」，「西雅圖模式」也已否定了「中華民國總統」的稱謂，因而馬英九在出席上海「APEC」峰會時，只能以「中華臺北領導人」的身份，因而是輪不到馬英九還要「擺譜」，打著「中華民國總統」的旗號。這就為馬英九不是以「總統」身份登陸，提供了便利條件。民進黨即使是有意尋釁鬧事，也沒有法理依據，反倒是暴露其政治質素之惡劣。
因此，馬英九可以乘搭「APEC峰會號」這艘航船，穿越台灣海峽，實施「登陸戰役」，並以「中華臺北領導人」的身份，與其他會員國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身穿大會統一定制的民族服裝，「排排站」大合照，這才是重大突破，才能建立「歷史定位」。而且相信，既然這能讓台灣走上國際舞臺，提高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能見度，台灣民眾也高興。
然而，這還並非是「習馬會」的適當時機。盡管在「排排站」時，馬英九可能會有機會與習近平握手並閑談幾句，但並非是專門會面，因為畢竟那還是國際場合。這正是北京之顧忌。
最佳的時間點和場合、身份，就是馬英九出席上海「APEC」峰會後，在上海再逗留多幾天，或是轉進北京，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身份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一方面，這已離開國際場合，另一方面是兩岸執政黨的領袖會面，而且馬英九在台灣仍具有「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但卻又沒有抵觸「一個中國」的原則，也顧及到現實的政治需要。而既然是能夠實現「習馬會」，馬英九就必然會尋求對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的「胡連會」的突破，說不好確定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甚至是政治協商，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洽簽兩岸和平協議，就是最佳的話題。
說不好，馬英九也可籍此與習近平一道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為全台灣及國民黨增光，有利於國民黨在二零一六年「總統」大選的選情，更有利於馬英九建立「歷史定位」。當然，這存在著諾獎評委會是否願意「配合」的問題，或許在北京的外交運作下，讓其作為對達賴喇嘛和劉曉波頒獎的「平衡」。就像當年諾獎評委會在向高行健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後，惹來北京抗議，而諾獎評委會後來則以向莫言頒獎，以作「平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