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0日晚，APEC領導人歡迎宴會在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舉行，與會領導人身著中式特色服裝拍攝“全家福”。

有人把北京天空的本色藍稱作“APEC藍”，這種難得的境況從11月3日開始出現，已持續了一周時間。

種種待客之道表明北京進入了APEC（亞太經合組織）時間。從11月5日到11日，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北京召開。

11月9日上午6時30分，俄羅斯總統普京乘坐專機抵達首都機場。3個小時後，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專機到達機場。美國白宮將奧巴馬這次訪華稱作“歷史性事件”。

中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攜夫人也抵達北京，次日和中國國家領導人舉行了時隔3年來的首次中日首腦會談。

這一天共有10餘名與會經濟體領導人相繼抵京。在加入APEC23年後，中國第二度成為這一區域經濟合作官方論壇的東道主。

儘管有“非正式”的說法，但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才被認為是APEC的“正日子”，大多數人會記得眩目的民族服飾和夫人們的花團錦簇。

這個彙集了全球經濟最活躍地帶諸多重量級經濟體的區域合作組織，在成立25年後已經發展成為亞太地區最具影響的經濟合作官方論壇。

從1993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參加第一次APEC非正式領導人會議，到2001年上海APEC中國首次作為東道主招待各國首腦，再到2014年APEC重回中國，選址北京懷柔雁棲鎮，21年裏，中國已經從GDP排名第七、八位，成為經濟總量“超英趕美”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加入現有體系、接納規則變為熟悉規則、制定規則。

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發展史，正是中國國家元首走上世界經貿合作大舞臺的展示史。

1993年：重回國際舞臺

67歲的江澤民與47歲的克林頓在1993年首次相遇。遭美國制裁4年之久的中國，因為這次江來到APEC，與美國的關係得到緩和。

1993年，時年67歲的江澤民剛剛開始自己的第一個國家主席任期。

這一年，中國GDP突破5000億美元大關，經濟增長率，根據2004年之後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修正，高達14%。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重新加速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進程。

對於1992年11月當選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而言，1993年也是他任期的頭一年。這位國際政治學專業出身、47歲的年輕總統決定做一件大膽的事，把江澤民邀請到APEC上來。

這是一個冒險的決定，1989年中美兩國關係惡化，江澤民那年6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曾經訪問過朝鮮、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1992年江澤民訪日，參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紀念活動，為此日本也承受了不小的壓力。

當時的美國仍在對中國進行“制裁”，而克林頓競選時在中美雙邊關係問題上曾說過一些過頭和離譜的話。這位新任總統意圖利用作為東道主的機會，“解凍”與中國的關係。這是他開拓亞太的關鍵一步。

江澤民收到了克林頓的書信，他被邀請參加位於西雅圖布萊克島舉行的APEC領導人第一次非正式會議。

亞太經合組織的成立也在1989年，出自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霍克的倡議。後來美國、澳大利亞、韓國、加拿大和日本與文萊、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等12國於當年11月成立了這一機構。按照APEC成立時的宗旨和性質，它只是一個具有實質內容的官方論壇，而非具有約束性的組織。

這年，蘇聯深陷經濟困境和國內政治當中，亞洲國家的經濟則有了令人矚目的增長。這是兩極格局崩塌的前夜─要好好發展經濟，是得為世界劇變之後的情況早做打算。

雄心勃勃的克林頓也面臨一個棘手的問題。

經濟體領導人碰頭的話，中國和香港、臺灣兩個地區經濟體該如何相處。這在當時不是一件小事─1993年的香港還掛著英女王殖民地旗幟，總督還是彭定康。

1991年中國加入APEC以前，中國外交官們曾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冗長的談判。這個組織裏少不了20世紀80年代經濟表現最搶眼的的亞洲四小龍中的香港和臺灣地區，但地位及稱呼成為談判難點。最終中國以主權國家，香港（1997年7月1日起改稱“中國香港”）和中國臺北以經濟體身份加入APEC。

在1993年6月美國建議召開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後，如何解決台方與會問題擺在了面前。經過多次溝通，台方最終以“地區經濟”身份與會。據第二任APEC中國高官王�生《親歷APEC與時代的變遷》一書記載，克林頓總統在會前晚宴上介紹與會代表時，非常清楚地一字一句說，這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江澤民主席”，那位是“中國臺北經建委主任蕭萬長先生”。會議休息和會見記者時，克林頓也很注意避免與蕭交談。

非正式會議，就是克林頓開創的一種聰明的解決方案，這無疑是各經濟體領導人發展個人友誼的好場合。按照這種設想，香港和中國臺北兩個經濟體如果要派代表參加峰會，需要得到中國領導人的同意。

聰明人才能聊到一起，中國牢牢抓住了這個機會。

中國首任APEC高官秦華孫曾對媒體回憶1993年江澤民接受克林頓邀請時的情形，由於時間緊張，當時外交部打破了中文起草文件再翻譯為英文的慣例，直接起草了英文原稿。

在領導人的高瞻遠矚之下，忙碌而寸土必爭的是努力的外交人員。王�生在文章中回憶說，中國外交官希望克林頓能前往中國代表團駐地，但“一向以老大自居”的美國人又不滿這樣的安排，最後江澤民和克林頓的會面地點，選在雙方駐地之間的一家鄉間俱樂部。根據《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一書記載，1993年11月19日下午，江澤民同克林頓在西雅圖舉行了一個半小時的正式會晤。這被稱作“歷史性的會見”。 　　之後進行的“非正式會議”在當時還是一個新奇事物，那時中國領導人剛學會正裝的穿著方式，從中山裝或各色西服改為深色西裝。

在克林頓的設計之下，“非正式會議”變成了領導人們膝蓋頂著膝蓋的會議。領導人不帶助手，同聲傳譯一律在其他房間裏，領導人的特別助理也只能在隔壁房間看電視、做記錄，準備隨時為領導人提供咨詢。

最後合影時所有領導人都穿著休閒服，身著富有特色的民族服飾合影是自1994年印尼茂物APEC會議才開始的慣例。

江的表現中規中矩，提出“我們要把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帶到21世紀”的議題。這是一個開放的話題，沒有特別針對誰，也不會有攻擊性。套用一種體育比賽中常見的說法，此時的中國更像“是來學習的”。

這是江澤民登上國際大舞臺的開始，他在西雅圖會議上認識了不少國家領導人，此後十年間，他同其中許多人保持了良好的私人關係。當時與會的不少首腦回憶，同江會見並建立私交，是出席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收穫之一”。

2001年：東道主和練兵場

2001年APEC落戶上海，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如此大型的區域會議。一切力求完美：會議中心的燈眨巴了下眼睛都是不得了的事。

8年之後，中國這個APEC會議的後生一舉躍升為東道主。

江澤民依然是中國國家主席，但他腳下的土地已今非昔比。這一年，中國在世界GDP排名第六，GDP總量幾乎是8年前的2倍，達到13248億美元。

和8年前西雅圖APEC時小學生式的參與相比，歷經多次APEC的江澤民已“身經百戰”，與各經濟體領導人展開過各種於公於私的交往，有了自己的國際人脈圈。 2014年11月6日，一位武警在執行APEC安保任務。身為東道主的中國政府為會議期間的安保和空氣質量費盡心力。

美國總統從民主黨克林頓換成了共和黨小布什。這一年中美關係一波三折，在經歷中美撞機事件後不久，美國遭到“9・11”恐怖襲擊，迎來了至今尚未平息的反恐戰爭。

儘管襲擊才過去一個多月，小布什仍然來到上海參加APEC。他的父親老布什曾在中國工作多年，小布什能夠理解中國人待客的好意，以及倘若貴客失約的失望。

這也是和中國修復關係的好機會。面臨恐怖主義這個敵人的時候，強大如美國同樣需要朋友和支援。

上海峰會可以作為中國學做東道主的練兵場，這年7月11日，北京剛剛獲得2008年第29屆奧運會的主辦權。北京上一次籌辦國際性大型活動已是十年前的亞運會，上海的辦會經驗正好能給北京提供借鑒。

這是中國首次擔任APEC這一亞太地區重要區域組織的東道主，中國又是一個以重視禮儀自居的國家，力求完美地呈現自己。

無論北京還是上海，所有工作都縝密有力。上海浦東機場一度每10到15分鐘就迎來1架專機，其間還要兼顧簡短的歡迎儀式和民航的正常起降，為了做好APEC領導人專機接待工作，浦東機場與外交部門協商，作出“迎賓儀式不超過19分鐘，決不讓飛機的輪子停下來”的承諾。根據《北京青年報》的報道，當時負責花束的孩子們一天之內一度接待了四撥外賓，他們最得意的就是收穫了外國領導人的親吻。

日本人對自己要求嚴苛，對別人也是如此。他們向機場提出舷梯不能碰到客機的要求，這對機場工作人員來說很是新鮮。技術人員反復練習客梯停靠技術，以便準確地在客梯與專機之間留下一指空隙。

這年的安保也空前嚴格。美國總統小布什此時是恐怖分子瞄準的對象，中國媒體驚訝於採訪小布什時一支筆都要脫下筆帽仔細檢查，而中國的安全人員也在盯著美國同行學習經驗。

2001年的《人民日報》提到，墨西哥APEC高官盛讚此次會議各項組織工作“宛如一架精確的鐘錶有條不紊地運轉”。

“因為我們有千里眼和順風耳。”時任上海市公安局科技處處長陳志康這樣回答。

“千里眼”和“順風耳”是指GPS車輛衛星定位系統、實時圖像監控系統和無線通訊系統。如今手機打車軟件可以具備的功能，在13年前是警用的先進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