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澳門基本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澳門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和澳門特區的防務。因此，雖然澳門已經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且「澳門基本法」亦明定上述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澳門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但由於澳門特區的對外事務是由中央負責管理，故澳門特區在執行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中有關每年向聯合國提交人權報告的內容時，無權直接與聯合國發生關係，必須透過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向聯合國提交執行上述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年度報告。

按規例，目前應是向聯合國提交執行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報告的時候，相信澳門特區政府已按法定義務，將相關報告送交中央政府，以方便中國中央政府向聯合國提交這一報告。

同樣，按照美國政府的以往習慣行徑，二月一日也是美國國務院發表其對全球近二百個國家和地區的年度「人權報告」之日，其中也包括澳門特區在內。盡管過去美國對澳門的「人權報告」，並無多少惡意，相反還「筆下留情」，但畢竟這是干涉中國內政和澳門內部事務的國際霸權行為。何況，澳門回歸後，美國的「人權報告」就開始對澳門有所挑剔，據說美國人就曾對「法輪功」、立法會選舉的「民主程度」等問題，指手划腳，估計在二零零一年度的澳門「人權報告」中可能會將這些「負面評估」收納進去，這就更是暴露出其」國際人權警察」的咀臉。

事有「湊巧」，台灣的張俊雄搶在其下台之前，於一月三十一日發表了「中華民國人權政策白皮書」，將自己的人權狀況吹捧上天。由於台灣當局雖然曾在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上簽署，但後來因為台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所以一直既沒有在其內部辦理「國會批准」手續，更無法向聯合國遞交「國會批准書」，故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也就不能在台灣地區生效，而台灣當局亦無權向聯合國遞交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執行報告。因此，張俊雄在卸任前一天拋出這個「人權政策白皮書」，純粹是民進黨式的「作秀」行為。

當然，張俊雄的「作秀」，還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就是要執行陳水扁在競選「總統」時提出的「人權外交」政治綱領，及陳水扁在就職「總統」時提出的「納入國際人權體系」政治口號，以「二千三百萬人民的人權及福祉應受到兩個國際人權公約的保障」為訴求，力爭台灣能正式簽署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並以此作為台灣當局「加入聯合國」的「突破口」。

實際上，張俊雄在「人權政策白皮書」中就聲稱：台灣於一九七一年「被迫」退出聯合國時，等於一併脫離了國際人權體系，又因為其時島內非常法制盛行，以致台灣幾乎成為國際人權體系的化外之民，這對已然達成民主摯固階段的台灣而言，毋寧是不合理、不可想像的，況且人權的基本議題與問題在現今國際社會中，已受到等同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的拘束，台灣自不應繼續自外於國際人權體系，而應主動參與、積極投入。台灣因過去歷史的錯誤、人為的失誤，以致脫離國際人權體系，今天的台灣已有充足的理由與堅強的訴求，尋求加入《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合約》與「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眾多國際公約，因為台灣已經成為道道地地的民主法治「國家」，國內法中與國際公約、國際標准相違背之處雖有之，但問題並不嚴重，只要依循上述構想或作法，自是不難將現行法規及其執行提昇至符合國際公約、國際標准的水准。而在順利達成提昇島內人權保障標准之後，台灣應以島內人權狀況大幅提升的傲人「成就」與亮麗表現，向國際社會廣為訴求，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遵守國際人權規范的意愿，同時愿意參與促進國際閃人權保障的工作，以融入國際人權的體系……云云。這就暴露了台灣當局的「人權秀」，是為了」融入國際社會」，在國際上大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更為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張俊雄在「人權政策白皮書」中，對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極其抹黑之能事，並將之與台灣地區的「人權佳績」作對比。這樣做，除了是要凸顯台灣地區「加入國際人權體系」的必要性及已具備條件之外，也是要參與西方的「妖魔化」活動，對中國大陸進行「污名化」。這種不友善的態度，與其接任者游錫?昨日的較為友善的態度相比，真是反差強烈。

而且，張俊雄還聲稱，台灣以提升人權，參與國際社會，除對「國家」本身以及人民有重大助益、貢獻外，還可以制衡中共謀「我」國亟的用心與作法。首先，憑藉著先進的人權狀態，全面融入國際人權體系，台灣可以以人權為由，強調中共人權紀錄不佳的事實，爭取國際社會認識「台灣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事實與法理」，對抗中共的統戰伎倆。其次，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均提及有關人民「自決權」問題，台灣可引據相關的國際法原理、原則，從人權的觀點，強調台灣人民對自己的前途，有最終的決定權，任何他人或他國皆無權置喙，以此為由，抗拒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攻武嚇」……云云。

這才是「人權政策白皮書」的核心所在。然而，卻有台灣媒體指出，台灣當局在處理大陸漁工問題上，卻是不顧人權原則，給予歧視性及非人道的待遇。台灣當局要向大陸講「人權」，還是先照照自己吧﹗

〔台灣專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