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澳門特區立法會議員身份的「澳門幸運博彩中介人協會」召集人周錦輝，昨日就行政會通過《關於訂定從事娛樂場幸運博彩中介業務的資格及規則》一事發表談話。他在肯定了該「中介業務法規」的優點及可行性之餘，又指出該法規內仍有部分細則問題需要修改，而且在實施時對徵稅起始日期應設有一個緩衝期。

周錦輝作為當代「博彩中介人」模式的創建人之一，在這方面享有較高的權威，而且亦頗為熟悉本澳「進客」制度的歷史及拉斯維加斯等國際賭城「中介人」制度的情況，他對「中介業務法規」提出的修訂建議，當然是屬於專業性甚高的意見。而且，他作為「澳門幸運博彩業中介人協會」的召集人，其對「中介業務法規」提出修訂建議的代表性，也不容置疑。因為在他的身後，是超過一百個「中介人」實體和超過三千名的「合作者」。

然而，這個「中介業務法規」既然是「行政法規」，實質上就只是《訂定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法律制度》第二十三條和二十九條的施行細則。按其立法程序，在獲行政會通過後，即可呈送行政長官簽署頒佈，已難有修訂的空間。它不像特區立法會獨享立法權力所制訂的法律那樣，在行政會通過後，成為法案由行政長官提交給特區立法會審議；在討論過程中，議員們可根據社會公共利益及議員本身的意願，對之進行增刪修改。而在為了避免出現「法律真空」，這個「中介業務法規」必須在新賭約開始生效的四月一日同步生效實施的情況下，也已不可能再「回爐重修」。因此，這個「中介業務法規」就必須被迫「帶病服役」了，只能等待在未來實施過程中，暴露出其某些並不適應實際情況的「不可行」或「難實行」之處之後，再透過行政法規的立法程序予以修訂。

這就折射出，這個「中介業務法規」在研擬及立法的過程中，缺乏了「以民為本」的精神，未有認真徵詢與該法規有直接利害關係的「中介業務」從業人員的意見。而從事「中介業務」人員的數量，不但佔澳門勞動力市場不小的比例，而且其營業額也佔了澳門博彩業營業總額的六成以上。十多年來，澳門政府的博彩稅收業績驕人，使政府日常運作和公共建設得到充裕財政保障，也使澳門各業經營和市民生活得以享受到低稅優惠，從事「中介業務」的人員也有很大的貢獻，他們也是社會財富的傑出創造者。因此，政府在制訂規範「中介業務」的法規時，理應徵詢他們的意見。何況，從事「中介業務」的人員亦已成立了「澳門幸運博彩中介人協會」，亦即政府有了徵詢意見的代表對象，而無須擔心在徵詢意見的過程中，出現因人多話雜而無所適從的情況。但政府當局在「中介業務法規」的研擬過程中，並未按照特首何厚鏵在「施政報告」中揭櫫的「以民為本」精神，尤其是其中的「我們將擴闊諮詢渠道，吸收更多專業人士的意見，對澳門法律改革的路向作出深入研判，提出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專業意見」的指示，難免會令人感到遺憾。

其實，在這項「中介業務法規」的制訂過程中，「澳門幸運博彩業中介人協會」是曾有主動地尋求參與，要求當局「廣泛地聽取業內外人士的意見」，並在對該「法規」的「詳細內容還不知道」的情況下，向經濟財政司司長、博彩競投委員會主席譚伯源遞交了一份「意見書」，並將其副本抄送博彩監察暨協調局局長雪萬龍的。該「意見書」針對「中介業務」從業人員的實際經營情況，提出了幾點意見和建議，其中包括了如對「中介人」徵稅是以毛收入作計徵依據，將會忽略「爛賬風險」等問題，並不合理等，並指出在澳門博彩業面對世界賭業激烈競爭的情況下，如果徵稅不合理將會導致「中介人」的服務活動轉向海外市場，造成澳門博彩業以至整體經濟的損失。但從行政會發言人唐志堅前日披露的「中介業務法規」內容來看，似是當局並未重視、更無意接受該「意見書」的建議。即使是政府當局認為自己對「中介業務法規」的相關設計完全有理，倘若是有進行諮詢活動的話，政府代表在面對面的對話討論中，開誠佈公地講出其理由，或許「中介業務」從業人員還會以顧全大局的態度，「雖不滿意但可接受」。但因沒有進行諮詢活動，也就難免會令「中介業務」從業人員對其中若干內容滿腹牢騷，口不服心更不服了。

幸好，譚伯源主席前日表示，政府當局可根據「新博彩法律」第二十九條關於行政長官可基於公共利益的原因，在最多五年內部分減免博彩中介稅率不超過四成的規定，在短期內向特首作出建議，並將會就「中介人」實際收益的計算方法，「與博彩中介人溝通並聽取業界意見」，以最公平、直接的方法來計算「中介人」的實際收益，這就使「合理徵稅」問題還存在可以調適的空間，不至於使「中介業務」從業人員的實際利益受到損害。希望，政府當局能夠完全兌現這個「將與博彩中介人溝通並聽取業界意見」的諾言，並趁此機會對某些不合理的情況予以補救，從而營造「稅務公平」的環境，並使「中介人業務」從業人員感受到他們的社會地位及意見建議受到政府當局的尊重，心情舒暢地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