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現執政危機迫使扁李密會圖修補裂痕

盡管李登輝對未能完全執行其「既定方針」的陳水扁有諸多不滿,但面臨民進黨在被稱為「總統選舉前哨戰」及「對陳水扁政績中期評核」的台北市長選舉中慘敗,因而「政治行情」下滑,尤其是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進行「連宋會」,取得國親兩黨在二零零四年「總統」選舉中共同推出一組候選人的共識的嚴重執政危機之下,李登輝又覺得畢竟在意識形態尤其是「統獨」立場上,只有陳水扁才是他這個「台灣之父」的「台灣之子」,因而又不計前「嫌」,與主動找上門來的陳水扁進行密會。而陳水扁之所以甘於忍受「胯下之辱」,主動拜會李登輝,看來也是在北高二市選舉尤其是「連宋會」之後,深感形勢危急,只有借助李登輝和台聯黨的力量,才能應對今後「泛藍軍」的「復辟」圖謀。

不過,據台灣政界及新聞界傳來的消息,這次「扁李密會」,並不在事前議程之內,而是頗有「突發」的意味,亦即是受到兩個因素的誘發:其一,是十二月十四日上午,連戰與宋楚瑜二人在台北市國賓飯店進行選後會談,決定國親兩黨二零零四年「總統」大選共推一組候選人參選,並共組執政團隊。這使原本一直以為連、宋二人都私心自用,根本不可能「合」的陳水扁,慌了起來。其二,是陳水扁原本准備以「度假外交」名義,在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赴印尼訪問,但在臨行前遭到印尼拒絕其專機降落,只好臨時叫「卡」,但他在原定「出訪」的三天時間內,並未安排在台灣的行程,而使他在這三天內一下子有了許多空閑時間,需要「填滿」,於是就想起了要向李登輝「請益」,並藉此「彌補裂縫」。

由於陳水扁與李登輝在十二月十五日下午進行的這次密會,並未向外界公開,故密會的內容也就屬於「秘密」。不過,近日政壇有不少傳說,謂李登輝再次以「老子」自居,訓斥了陳水扁一番。而且,計劃在今〔二十一〕日發表被稱為「台獨政綱」的《台灣二十一世紀國家總目標》的李登輝,亦向陳水扁再次宣示了自己的「台獨」立場及個人「歷史使命感」,聲稱他不會將自己定位在「台聯精神領袖」的自我設限格局裡,他將要為台灣的「國家前途發展」拼老命﹔他也不會為特定政黨和個人「保駕護航」,但對「新政府」推動有關「台灣優先」的各項施政,他都會以「卸任元首」的身份,透過各種管道鼎力協助,但如果行政部門施政有偏差、方向不太「正確」,他也會言所當言,扮演有力監督者的嚴厲角色。但不怎樣,他還是將會執行兩大工作主軸,一是幫助「扁政府」「拼經濟」,二是幫助陳水扁拼二零零四年「總統」大選。為此,扁、李二人在密會中都認為,「拼經濟」是當務之急,穩住台灣經濟,才可望安定人心,解救執政危機,「捍衛本土政權命脈」。

李登輝在「密會」中,還向陳水扁坦言自己十分懮心「泛綠」高層缺乏危機意識,誤判「泛藍」的整合情勢,及內部的快速腐化和為卡位而互相爭鬥,「扁政府」團隊更是內耗嚴重,多位部會首長儼然成為「泛藍」的「人質」,儘是做些討好「泛藍」卻忽略正常施政的事情。他還特別「點名」指責「內政部長」余政憲。──由於在「扁李密會」前,恰好「內政部長」余政憲發表了一番考慮修訂「選舉罷免法」,允許跨黨推荐一組候選人參加「總統」大選的談話,李登輝便在「扁李密會」中,大罵了余政憲一頓,並指由於「新瑞都案」將「余家班」扯了進去,余政憲為了討好「泛藍軍」,減低「新瑞都案」的衝擊,最近頻頻向「泛藍軍」大拋媚眼。除了是便於連戰、宋楚瑜配對的「修訂選罷法」之外,還有放言優先處理台中縣市的合併升格問題〔台中市長胡志強和台中縣長黃仲生都是國民黨藉〕,以至較早前有利於馬英九選情的核准台北市里長選舉延選案等。

由於余政憲是陳水扁所創「正義連線」的龍頭大老,與陳水扁私人關係密切,一向視為陳水扁的「接班人」之一,故李登輝在陳水扁面前「點名」批評余政憲,頗有「挑撥離間」之嫌。但為何李登輝仍然不避諱忌,當面「剃」陳水扁的「眼眉」呢?據說,除了是李登輝口頭上所指責的余政憲「刻意討好泛藍軍」之外,還有更深一層的隱懮:余政憲雖然是民進黨資深黨員,也曾任過中常委,但卻並非是一個「台獨原教旨主義」者,從不明確叫過「台獨」口號。相反,他在高雄縣長任內,還附和過高雄市長謝長廷「一個國家的兩個城市」的言論,計劃一旦謝長廷訪問廈門市成功,他也將緊隨到大陸進行「縣際訪問」。而且更令李登輝充滿戒心的是,余政憲的爺爺,「余家班」的開山鼻祖,余登發,當年雖然是著名黨外人士,但也同時是一名鼎鼎有名的「統派」人士。一九七九年二月他就是因發表「台灣今後只有與大陸統一才有出路,才有光明的前途。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兩岸同胞血濃於水,海峽兩岸應該盡快結束分裂的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的演講,而遭情治機關拘捕,並被以「涉嫌叛亂」、「知諜不報」及「為中共宣傳罪」,判處八年有期徒刑。因此,李登輝懷疑余政憲對「國家」的「忠誠」程度不足,也就不顧余政憲是陳水扁的「入室子弟」,告了余政憲的「御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