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韓抒濱分別向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時，代表們的反應並不熱烈，也頗為吝嗇掌聲，在蕭揚的五十五分鐘報告中，只有三次掌聲，只是「意思意思」一下，韓抒濱的遭遇也是一樣。因此，如果在未來幾天內，各地代表團的領導不是奉命做工作要求代表們「顧全大局」的話，有可能這兩個「工作報告」也會像以往那樣，「低空掠過」式地獲得通過。當然，也不會發生瀋陽市「兩院」工作報告因拿不到過半數票而無法通過的尷尬情況。

「兩院」工作報告之所以遭到冷遇，主要是因為人大代表們對「兩院」的工作不盡滿意，有很大關係。在早幾年，不滿的內容是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維護社會治安、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不力﹔而在近幾年，則是懲處貪污腐敗分子，保護國家和集體財產不足。另外，各地司法系統專業素質和個別司法人員職業道德水平與人民群眾的期待及法治社會的要求存在一定的距離，也是人大代表不滿「兩院」工作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其實，要說最高及全國各地各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無所作為」，並 不符合事實。絕大多數司法人員是克己奉公、兢兢業業工作的，有的法官還因

與犯罪分子作鬥爭，或是操勞過度，而耗盡了最後一滴心血的，湧現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有名英雄和無名英雄。就是從蕭揚的最高法院工作報告看吧，全國法院五年來審執了四千多萬件案件，實行了三十多項司法改革，推出了法官職業化建設的戰略方針，培訓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員二十餘萬人次，五千餘名法官獲碩士、博士學位。在嚴懲嚴重刑事犯罪、經濟領域犯罪、職務犯罪的同時，也切實保障被告人權利，宣告二萬九千多名被告人無罪。另外，在民事和行政審判方面，也審結一審民事案件二千三百六十二萬件，訴訟標的總金額達到三萬一千九百七十一億元。而從韓抒濱最高檢察院工作報告中，也列舉了五年來全國檢察工作的成績，包括其批捕各類刑事犯罪嫌疑人三百六十萬零一千三百五十七人，提起公訴三百六十六萬六千一百四十二人﹔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續職等職務犯罪案件二十萬零七千一百零三件，為國家挽回直接經濟損失二百二十多億元。而在教育培訓方面，舉辦了各類培川班三千三百五十六期，組織三萬一千五百多名檢察官參加續職資格培訓和法律本科學歷教育等。這樣的工作量及工作實績，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相對數字〔即法院和檢察院工作人員平均工作量〕，都是位於世界前列的。即使是沒有功勞，也應有苦勞，疲勞！

但是，以「依法治國」的要求來衡量，仍然存在著頗大的差距。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司法人員的素質問題。儘管國家已經頒佈了「法官法」和「檢察官法」，並制訂了「大法官」法銜，但各地法院的法官中，還有不少人並未具備專業法律知識，也未曾受過司法官的專業培訓。不久前發生的西部某省「三陪女」當法官的醜聞，就折射出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這樣，勢必會影響到審案的質素，目前，我國的「翻案率」，亦即「上訴得直」率較高，就反映出初審素質不高的問題。今後，全國各地各級法院和檢察院在進人時，適宜把好「專業關」，一是從大學法律專業本科畢業生中物色人才，二是應當對其進行職前司法官培訓。而對現有的司法人員，宜在繼續加強培訓的基礎上，對不合格的司法人員該撤換的撤換，該下崗的下崗，該「回爐」的「回爐」。

在體制上，也適宜作一些改革。「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執政黨也須在憲法之下進行活動。但實際情況卻是，各地的政法書記往往「權大於法」，直接向法院批條子，這根本就不是「加強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而是干預司法獨立。另外，現時的法院和檢察院體系，是配以於行政區划，省設高級法院和高級檢察院，地級市設中級法院和中級檢察院，往下也是如此類推，這就很容易為同級黨委及政府干預同級法院、檢察院提供便利條件。是否也可以像金融體制改革那樣，打破行政區划的「條條」，另立不與行政區域相等的「塊塊」？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各大行政區設立分院，幾個地級市合併為一個中院等。在此基礎上，建立兩級法官任命體制，高級法官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任命，把法官任命集中在中央和省裡。總之，是盡量避免因法院設置與行政區划一致而容易受到地方干擾的情況。

有代表在審議「兩院」工作報告中，提出了一個頗為嚴肅的問題，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在「行風」評比中，將法院、檢察院也納入評比對象，這實際上是把法院、檢察院當作為受其領導的一個部門或行業，這是抵觸「憲法」的相關規定的，嚴格地說是屬於「違憲行為」。實際上，我國「憲法」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即政府〕和審判機關〔即法院〕、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受人民代表大會監督，人民政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之間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而且，人民法院還肩負著審理行政案件，對政府依法行政進行監督的職能，故由政府來評比法院、檢察院，已是抵觸了「憲法」的相關規定。代表的這一意見，對於進一步加強「依法治國」，確是具有很大的啟迪性。

〔北京專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