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七‧一大遊行」後，香港媒體對中央港澳工作機構的組織、人事、工作、作風…等情況，發表了不少評議及報導。其中最集中的，是相關機構脫離群眾，未能掌握香港真正民意，以致在對參加遊行的人數進行預估時作出誤判，……等。為此，有媒體指出，中央應當重組或調整有關港澳工作機構，進行必要的人事調整，並檢討港澳工作的作風、策略，使之能夠真正做好中央與港澳聯台的橋樑，及中央港澳工作的得力助手。

而從香港媒體連日來的報導看，似是中央亦已覺察到港澳工作及其機構出現的一些偏差，並已著手強化對港澳事務的領導和統籌工作。繼日前有關廖暉將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不再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其遺下空缺由陳佐洱晉升填補的消息外，昨日《香港經濟日報》又報導稱，北京最近強化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對港澳事務的領導和統籌工作，把涉港澳事務提升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層級來處理。最新的分工是：涉及港澳事務的重大問題，由總書記胡錦濤親自過問；日常的最高領導由書記處書記曾慶紅直接掌管；一般性的港澳事務，則會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剛負責。而在國務院層次方面，除了總理溫家寶、國務委員唐家璇和港澳辦主任的原有分工外，針對目前香港所面對的困難，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會統籌國務院相關部門、相關地方政府，主持落實內地與香港特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協助香港經濟復甦。

類似的消息不知是否屬實。但從情理上看，我們倒是樂見此類消息符合或較為接近事實。這是因為，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港澳居民，近年來都隱隱感覺到，自香港、澳門先後回歸後，中央的港澳工作機構可能是出於尊重港澳兩特區「高度自治」的原因，與港澳民間的聯繫也就逐漸疏遠了起來，以致出現了「脫離群眾」的態勢苗頭。而有關機構對參加「七一遊行」人數作出了誤判，以至理所當然的「為二十三條立法」工作竟然變成了數十萬香港居民的非政治訴求的「出氣口」，看來相關機構的「脫離群眾」作風，也須承擔部分責任。

實際上，在港、澳回歸前，中央港澳工作機構與港澳各界居民的聯繫，是十分密切的。當時，國務院港澳辦的大小官員，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經常來到港澳地區，深入各界社團座談，或與各色人等溝通，及邀請各界社團組團赴京訪問，就中央和港澳居民所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而香港、澳門兩個新華社的工作人員，也與港澳居民打成一片，其中還呈現了宗光耀副社長與數千名澳門居民同操太極拳的動人景象。正因為是中央港澳工作機構注意以各種貼近群眾、令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做好群眾工作，從而調動了廣大港澳居民的積極性，使港澳回歸的過渡期的各項事務得以順利進行。尤其是在香港，使部分當地居民對「回歸」的態度，從恐惶轉變為接受，進而積極面對、熱心參與。因此可以說，港澳地區之所以能夠順利回歸，是與中央港澳工作機構注意做好群眾工作，使「一國兩制」事業擁有堅實的群眾基礎，所分不開的。

但在港澳先後回歸後，可能是中央港澳工作的決策人士認為，為了尊重港澳兩特區的「高度自治」，並展現中央政府對「不干預港澳內部事務」的誠意，中央港澳工作機構與港澳居民的關係，就經歷了一場從「熱」到「冷」的「三溫暖」。不要說，普通居民以至各界社團難得與中央港澳工作人員一見了，就連是全國人大的港澳區代表及全國政協的港澳區委員，也為「受冷落」而發出不平之聲。其中，尤以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力在香港《明報》發表的專欄文章，最具代表性。他在該文中透露，香港中聯辦搬家後，第一次邀請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到中聯辦的電影室觀看電影《我的一九一九年》。文中指出，香港中聯辦從灣仔的皇后大道東搬到上環干諾道西整整一年之後，港區的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才有機會「第一次」獲邀進入中聯辦大樓電影室看電影。既然連在業務上屬於中聯辦管理、指導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都是那麼難得有一次機會進入中聯辦大樓，那麼，那些不具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身份的社會各界人士，包括長期以來愛國愛港、為香港回歸及特區建設作出不同程度貢獻的人士，就更難有機會進入這座曾被前香港新華社社長周南稱為「香港同胞的家」的中聯辦大樓了。

同樣，回歸後國務院港澳辦也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不復見回歸前港澳來客絡繹於途的熱絡景象。港澳辦主任廖暉，更是從不接見本已經過精心篩選因而少得可憐的赴京訪問團。另外，據說港澳辦在審批內地各機關、各地政府赴港澳交流、招商的團體時，也是「從嚴掌控」，故而被形容為「守門員」。試想，如此地脫離群眾，又如何能確切掌握港澳居民的真正心態﹖長此下去，未能准確預估參加「七一遊行」的人數，還是小事；如果發生了誤導中央，因而使中央作出的港澳工作政策出現偏差，那才是嚴重的失責瀆職。

因此，當我們回過頭來談到有關中央強化對港澳事務工作的領導、調整相關機構組織人事的消息時，更使我們深刻地感受到，組織調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要端正工作作風，千萬不要脫離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