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中聯辦在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舉辦的澳門地區政協委員讀書班的第一堂課，是《井岡山鬥爭史及幾個重大問題》，其中有一節是「關於袁文才、王佐被錯殺的原因及教訓」。在隨後的到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敬獻花圈、參觀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參觀茅坪八角樓及大井朱毛舊居的「現場教學」課程中，也程度不同地接觸到了袁文才、王佐被錯殺及其歷史教訓的問題。這宗發生在七十八年前的錯案的成因及其環境背景以及所引發的深刻教訓，其實對於我們澳門特區的社會政治生活，也具有深刻的現實啟迪意義。

對於袁文才、王佐被錯殺的問題，由於資訊佔有情況的變化，筆者經歷了一個不同認識的過程。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七日，特首何厚鏵率澳門特區政府和工商界代表團訪問江西省並考察井岡山時，筆者就在本欄指出，當特區政府代表團參觀考察了井岡山之後，不但應能接受到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體會「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敢創新路，依靠群眾、勇敢勝利」的井崗山精神，也宜從「袁文才、王佐冤案」中吸取教訓，既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為鞏固和發展澳門穩定繁榮的大好形勢服務，也要注意「兼聽則明」，不受某些片面之詞所盅惑，避免發生「袁文才、王佐冤案」這類的慘劇，真正做到兼容多元，海納百川。

袁文才、王佐部隊是毛澤東上井岡山前就存在的兩支地方武裝。袁文才、王佐都是被封建軍閥、地主豪紳強徵暴斂、備受欺壓而「逼上梁山」，投身綠林生涯的。但他們不同於一般嘯聚山林、殺人掠貨的山寨土匪，而是以土豪劣紳為打擊對象，以「劫富濟貧」為口號的綠林武裝。大革命後期，在中共黨人龍超清等人啟發幫助下，袁文才的「馬刀隊」改編為寧縣農民自衛軍，袁文才任總指揮，並加入共產黨。王佐亦受其影響，亦將自己的武裝改編為遂川縣農民自衛軍，任總指揮。

毛澤東早在秋收起義前安源軍事會議上就對袁、王有所耳聞，在三灣改編期間進一步了解袁、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在討論「上井岡山」的決定及策略時，確定了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決策，和團結、爭取袁文才部隊的方針。經過一系列的工作，袁、王武裝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團長袁文才，副團長王佐，王佐後來也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可以說，井岡山原來是袁、王綠林部隊的「地盤」，如果不是毛澤東團結、收編和改造袁王武裝，工農紅軍就無法在井岡山立足，更無法建立第一個革命根據地，中國革命史就將改寫。但在後來，湘贛邊界特委錯殺了袁文才、王佐，這曾被非中共正統史家形容為「乞丐殺廟公」、「過橋抽板」。過去，有人認為是毛澤東的責任，另也有人認為是彭德懷必須負起責任。但近年的研究卻指出，特委錯殺袁文才、王佐時，毛澤東、朱德已率領紅軍主力部隊下山到外圍作戰，並未參與此錯殺事件。相反，此前中央下達「解決土匪武裝」指示時，毛澤東還曾為袁文才說了好話。袁文才被殺後，毛澤東還頻呼可惜。而執行「解決」袁文才、王佐命令的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事件被撤職時所寫的檢討交代中，承認了自己須負「錯聽錯信」的責任。

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教學科研部黨史教研中心主任陳勝華教授在《井岡山鬥爭史及幾個重大問題》課程中分析指出，導致袁文才、王佐被錯殺的原因，主要是：一、受黨內「左」傾政策的影響；二、激烈的土（黨組織）、客（軍隊）籍矛盾；三、湘贛邊界特委領導人對袁、王的錯誤政治定位；四、中央巡視員、紅五軍領導人（彭德懷）錯聽錯信；五、袁文才、王佐自身的不足。陳勝華還總結了袁文才、王佐被錯殺的教訓：一、必須肅清黨內「左」傾錯誤的影響；二、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三、必須堅持調查研究，防止輕信；四、必須切實提高領導幹處理問題的能力；五、必須加強領導幹部的團結。

這個教訓，對我們澳門特區的政治社會生活，也具有深刻的現實教育意義。實際上，在澳門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即使是在愛國愛澳隊伍內部，也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唯我獨正確」、「以我為核心」的排他情緒，因而以放大鏡來觀察別人的缺點，但對別人的優點卻是視而不見。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惜排斥異己，甚至製造並不存在的「冤案」。對於並非與自己同源的愛國愛澳團各界人士所存在的這樣那樣不足之處，拼命將之扭曲為「敵我矛盾」，或是予以污名化。而愛國愛澳社團的某些領袖人物，又往往先入為主，偏聽偏信，從未作調查研究，又未全面客觀分析，輕易就給別人扣上「不愛國不愛澳」的帽子，「殺錯良民」。

這種種做法，不利於澳門各界居民的愛國愛澳大團結，甚至有可能會形成「為叢驅雀，為淵驅魚」的反效果，製造對立面，製造分裂。因此，筆者倒是突發奇想：澳門中聯辦有必要協調各愛國社團的負責人，到井岡山培訓學習。除了是學習「堅定信念、艱苦奮鬥，實事求是、敢創新路，依靠群眾、勇敢勝利」的「井岡山精神」之外，還須從袁文才、王佐被錯殺案中吸取教訓，真正做好澳門各界愛國愛澳的大團結。

（發自井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