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省在貫徹執行中央和省委有關招商引資方面的政策規定，吸引境內外資金方面做了大的工作。省政府及其相關職能部門、各地政府都積極主動、想法設法地向海內外招商引資，簽署合約和實際利用內外資金有實質性的收獲，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我省經濟發展。 但在實際操作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由於我國的法律環境是「一國兩制四法域」，祖國大陸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所分別實行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甚至是存在著法律衝突。在港澳台地區法律環境背景下的商人，在來到內地投資的時候，往往因為不了解、不熟悉內地的法律制度及相關具體規定，以自己習以為常的居住地法律制度來代入及因應內地投資地的法律制度，因而誤觸相關法律的規定。
在沿海地區和改革開放思維、意識較為成熟的省份，均已注意到此類情況。為了更好地創造有利於港澳台僑商人和外商創業興利的投資環境，保護他們的投資積極性和信心，為誤觸法律規定的商人排難解困，當然也是為了維護法律制度的尊嚴，維護法治環境，紛紛建立了各種形式的調解和協調機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維護法制與保護投資者利益之間取得了平衡，創造了雙贏的局面。
為此，本人建議，我們貴州省也建立類似的機制。比如，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協的領導和協調下，由省委的統戰部、政法委員會，省人大的內務司法委員會、民族宗教和僑務委員會，省政府的公安廳、司法廳、招商局、台辦、外辦、僑辦、港澳辦，省政協的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聯合成立一個任務編組性質的機構，協調處理港澳台僑商人在我省投資和經營過程中遇到的誤觸法律問題和法律糾紛。凡是涉及到他們屬於投資和經營範疇的觸法個案，除了是危害國家安全、威脅公共安全、嚴重的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賄的犯罪行為，公安機關在將案件移交檢察機關之前，應主動徵求這個協調機構的意見，並由這個協調機構經過調查研究，作出相關建議，盡量做到可不羈押的就不羈押，可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就不追究刑事責任，爭取以行政處罰處理。只有經共同研究之下，確認相關個案是非羈押或追究刑事責任不可的，才依法移交司法機關處理。既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或是犯有這樣那樣錯誤，但並非是嚴重刑事犯罪的人。以盡量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
前面的一段文字，是在貴州省委書記石宗源、省長林樹森、省政協主席黃瑤會見貴州省政協港澳委員並舉行座談會時，筆者的發言稿。後來，在部分港澳委員建議之下，筆者將之另作「提案」提交。在座談會上，省政協香港區常委蔡玉強也強烈反映了省政協前兩屆澳門委員楊秀榮返鄉投資因誤觸法律被判重刑的問題。
石宗源書記在談話中，也認同楊秀榮的案子是「判重了」（黃瑤主席則私下認為，即使不是冤案也是錯案）。他指出，在「一國兩制」之間，確實是存在著較大的法律差異，在港澳特區可能不是問題的問題，在內地則是法律不允許的。這就需要政府和政法機關多作法制宣導和教育，讓港澳台投資者悉法並守法。更重要的是，要創造一個寬鬆的投資環境，讓港澳台商人在貴州投資投得安心和放心。他表示，有關港澳委員們反映的案情和意見，將會向有關方面轉達反映，但這並不等於是干預司法獨立，當然司法機關是否能接納，省委也沒有把握。
在省政協分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時，也有一些省內委員，如來自僑聯的鄭茂學委員，來自無黨派人士的劉穎委員等，也建議貴州省應參照外省的做法，出台保護企業家的文件。要進一步改善貴州省的投資環境，建議設立貴州省涉及港澳台及海外商人在貴州省投資重大案情的通報制度。
由此，包括筆者內的一些港澳委員，對《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有關「堅持依法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著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努力為我省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切實加強對公民和法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省內外投資者合法權益的平等保護，努力為我省經濟發展、對外開放營造良好的法治環境，始終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原則，妥善化解各種複雜的社會矛盾」的表述，表達不同意見，甚至認為省高院在此問題上講了假話。因為就在楊秀榮的案件中，就不但是並沒做到依法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而且也在審判之前，根本沒有進行調解，又何來「著力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始終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筆者更表示，倘若筆者是省人大代表，在表決省高院「工作報告」時，定投反對票。
楊秀榮一案，已在一些海外投資者中引起恐慌。一位在貴陽市有投資的省政協香港區常委私下表示，如果不是金融風暴將其物業套牢，已將在貴陽市的投資物業都賣掉。另有一位香港委員也透露，他曾介紹幾位台灣商人到貴州考察投資環境，他們本來有興趣到貴州投資，但當得悉楊秀榮案的來龍去脈後，當即打了退堂鼓。 ──行政手續那麼多那麼複雜，稍為忽略其中一個環節就被抓去坐牢，誰敢花錢買災劫？！
實際上，貴州省由於地理位置偏遠，交通不便，引進海外投資的額量就不多，應創造更寬鬆的投資環境。但由於楊秀榮案的發生，恐怕更不利於貴州省的招商引資工作。
（發自貴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