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候選人崔世安在其《傳承創新，共建和諧》參選政綱中承諾，「加強政策研究的力量，提升政策研究的水平，確保特區政府政策制定的科學性、系統性和前瞻性，提升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確保政策的可操作性。完善政府建制內部的政策研究機構，設立高層智庫中心，增加專職政策研究人員的編制，擴大專職研究人員的隊伍」。日前，崔世安在與專業團體代表座談並作出回應時也表示，當選後會重視科學決策過程，以此支援行政長官的決策，提高決策的認受性和可操作性；重視和強化政策的執行力；重視回應社會訴求，以及對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他還表示，在人才任用方面，本澳高等教育已有二十五年的發展歷史，己培育了各領域的人才，也包括在外地完成學業回澳的人才。他們了解本澳的文化歷史、社會民意，是外地專家無可比擬的。因此，未來會重用本澳人才，包括將來成立的高層智庫中心，會多用本澳人才，讓本地有經驗、有能力的專家學者能發揮所長。

崔世安的參選政綱及在競選活動中的相關談話，明確了未來將設立綜合性、高層次的中心智庫，這是特區政府強化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步驟。而且，他承諾高層智庫中心將多使用本地人才，也將走出「外邊的月亮比澳門圓」的盲區。可以說，他未來在科學決策方面，是在「傳承」的基礎上，有所「創新」。

自回歸之日起，就有不少社會人士（包括本欄在內），積極地向特何厚鏵提出建立建制內智囊機構的建議，但由於種種原因而未得到正面的回應。後來，政府成立了「綜合生活素質研究中心」，隨後又將之提升為「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部份地回應了人們的建議。但仍有不足，因為它不是全面性的，仍欠缺政治、法律、行政等方面的內容。而且很遣憾的是，盡管本澳已有不少學有所成的人士，包括散佈在各政府部門的研究人員，但卻棄而不用，而是以聘請外地學者的方式來進行項目研究，盡管其學術理論水平很高，但因並不熟悉澳門的實際情況，致使其研究成果往往會有與澳門實際脫節的情況出現，亦即理論未能結合實際。這對提升特區政府決策的科學性，未能發揮最大的助益益作用。

實際上，由於「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是前所未有的事業，沒有多少現成經驗可供參考借鑑；也由於歷史上的原因，特區政府從行政長官到主要官員，都是一群在政府和公共行政決策方面的「新人」，即使是有個別主要官員是中高級公務員出身，但過去也未曾接觸過「政府決策」層次的政務。因此，特區政府的缺乏經驗，是顯然而見的。我們並不否認特首何厚鏵及特區政府「一班人」都是政治和社會活動的傑出人才，但同樣又不能否認他們在政府決策方面並非是與生俱來的「天才」，仍有待學習、提高。先驗論的「天才論」，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的。何況，在知識爆炸，社會關係複雜而又充滿矛盾衝突的今日，沒有任何一個人的知識能夠解決一個地方政府運作過程中提出的所有問題，也沒有任何人能具備一個地方政府領導工作的各種職責所要求的全部學識、精力與時間。因此，領導者必須學會利用「外腦」。靠一個智慧集團，總比靠一個「天才」更有利於長久不敗。尤其是當今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交往的日益頻繁，引起了信息量的急劇增長。面對千變萬化、不斷澎脹的信息，任何卓越的領導人物縱有三頭六臂，並可將每天二十四個小時變為幾倍使用，甚至不眠不休，也難以掌握和應付。現代社會的決策，有大量的多目標、多方案決策，涉及到政治、文教、衛生、生態環境等諸多方面〔如是國家決策，還涉及到軍事、外交等方面〕，所需知識橫貫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科學、人體生命科學的各個領域，絕非少數天才領導者所能做到，況且還必須有長期穩定的研究工作作為決策的基礎。當代有許多決策，要求有很高的速度，如延誤了時間，錯過了機會，決策就會失效甚至是失敗。由於上述原因，現代決策活動必須從領導者在辦公室「拍腦袋」、會議桌上「拍心口」的經驗決策，向科學化決策轉變。而科學化決策的關鍵，就是要讓「智囊團」參與決策。

因此，設立專業「智囊團」的問題，現在幾乎已是各國各地區的潮流。無論是巨人級的國際領袖如胡錦濤、溫家寶、奧巴馬、梅德韋傑夫、普京，還是地區性的行政首長如汪洋、俞正聲等，都設立了以各種不同形式、稱謂出現的「智囊團」。中央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各地黨委有政策研究室，政府也有政策研究室。中央政治局還定期邀請在各個領域學有專長的專家學者到中南海為其成員上課。最近，國務院又成立了重量級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既然是已經集中了全國人民的意志和智慧的中央領導人，都如此重視及發揮智庫的作用，那麼，作為地方政府的澳門特區政府，就更應充分發揮智庫及「外腦」的作用。因此，趁著特區政府換屆的機會，設立中央「高層智庫中心」，作為特區政府的建制性智囊機構，應是其時了。並可以此名義，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及各省級政府的發展研究中心，進行互訪交流，甚至是項目合作。這對於推進澳門特區政府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將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