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偈有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以此佛偈來形容近日本澳突然掀起的是否應恢復置業移民的爭議，真是貼切不過。實際上，特區政府尚未有任何高官、任何機構放出「恢復實施置業移民政策」的「試探氣球」，坊間就為此事熱鬧了起來，鬧得沸沸揚揚，真不知從何談起！。

當然，此議題的開鬧，也並非是空穴來風，因為有商人提出了此話題。或許，這只是行業利益的個人意見，而被此議題的「反對派」認為是政府的「代言」。這也難怪，因為其中有個別提出此議題的人，及其說此話的時間點，都非常敏感，就是在其被宣佈為委任議員之後，這當然是使到此議題的「反對派」們自然而然地將之視為是政府的「試探氣球」。

不管此議題的「風源」在哪裡，在距現任政府只餘下兩個多月任期，第三任特首崔世安即將宣誓就職之際提出這個議題，都不是適當的時候，無疑在客觀上有向新任特首「施壓」的意味。眾所周知，崔世安在第一、二屆特區政府任職時，主管行政業務之一就是社會工作，雖然並不直接掌管社會和經濟房屋問題，但卻與之有直接關連。而在他競選第三任特首時，無論是在《傳承創新，共建和諧》的「參選政綱」中，還是在落區訪問時，都作出了「健全社會體系，落實公屋建設」的承諾。在置業移民已被歷史實踐證實為扯高樓價，令到本澳居民置業十分困難，從而激起民怨的主要「罪魁禍首」之一的情況下，如果現屆特區政府決定恢復實施置業移民政策，就將迫使新任特首崔世安面臨究竟是「傳承」此政策，連中下階層的民怨也一併「傳承」下來，還是為了撫平民怨，甫上任就否決此計劃，導致產生「不尊重前任」印象的尷尬矛盾境地；如果是要向新任特首施加話題壓力，則是有向新任特首施以「下馬威 」之嫌。

或許有人認為，崔世安的承諾，是「落實及優化公共房屋政策，合理配置公屋資源，盡力解決弱勢社群和低下階層家庭的住屋需要」，與受置業移民政策影響的中產階層並不是同一社群。即使是這一說法成立，難道中下階層的居住利益就不要維護照顧？實際上，前幾年適合本地中下階層自置樓宇居住的中下價樓宇的價位急升，超逾了本地中下階層的負擔能力，除了是大量外地僱員對租賃市場的需求所致之外，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就是「置業移民」政策的「低門檻」所造成。－－一百萬元購樓、五十萬元以定期存款方式存到銀行的「低門檻」，使到利用「置業移民」政策的內地居民，將「投資置業」（「置業移民」政策最初叫「投資移民」）的目標緊盯在中下價樓宇之上，從而催谷了中下價樓宇的價位異常地飆升，使到本澳中下階層的置樓自住能力大受打擊。這是誘發兩次「五一遊行」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所謂「安居樂業」也者，「安居」佔了很重要的位置。一個「家」字，其「宀」字頭就是一間屋。如果市民的頭上沒有片瓦，不能「安居」，必然會引致民怨深重，影響社會穩定。 

還有更深一層次的問題，就是「置業移民”政策也抵觸了「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和違反了內地的出入境管理政策。這是因為，「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其中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中國公民因私事往來香港地區或者澳門地區的暫行管理辦法》第五條也規定，「內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港、澳門定居，實行定額審批的辦法，以利於維護和保持香港和澳門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這一條文規定了內地居民前往澳門定居控制辦法是採取「定額」審批的原則。「定額」由公安部門與有關部門共同商定。而「置業移民」政策，則顯然是與上述法律制度及政策規定有抵觸的。 

另外，「置業移民」政策中的「第三地」規定，使到不少人違反中國的出入境政策，在到外國購買了居留證後，冒充外國「華人華僑」來澳辦理「置業移民”手續。其中一些國家，如岡比亞等，與中國無外交關係，甚至是台灣當局的「邦交國」。就此，整個「置業移民」的操作，又涉及到「買賣護照」及「偽造文件」等問題。尤其是後者，坊間曾傳說，發生了不少「假樓宇交易」的情況。嚴格來說，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在澳門，這都是刑事犯罪行為。而且，也在客觀上為內地貪官「洗錢」、轉移贓款提供了便利。這幾年內地的一些報刊，就報導了內地貪官藉在澳門「投資移民」轉移贓款，內地司法機關經澳門廉政公署協助追回贓物的新聞。

因此，如果是為了消化積壓樓宇而有意恢復「置業移民」政策，就需考慮以下兩個問題：一、必須就出入境政策與中央相關權責部門，包括港澳辦，公安部談妥，不要自己單方面行事，至少要得到對方實質上是中央的默許。二、適當提高「門檻」條件，將上限提升至與本地中下階層置業能力有所區隔，亦即主要是豪宅，以適合澳門房地產市場呈現兩個市場的實際。或許，將之引領到商業房屋，亦即寫字樓或舖位更好，吸引內地人來澳創業而不是置業，有利於經濟適度多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