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昨日向立法會引介二零一零年度經濟財政範疇的施政方針。這份施政方針是一份結構合理，邏輯嚴密，層次分明，論述清晰，語言流暢的報告，顯見文字功力。當然，文字功夫的優化，並不能完全與政策是否明確對頭完全劃上等號。但即使如此，譚伯源司長的經濟財政範疇施政方針，在政治上尚算是緊貼著中央政府對澳門的各項要求的精髓，在實務上還是結合了澳門的實際情況，在操作上仍能夠做到立足新的起點，科學判斷形勢，準確把握區情，提出新的政策。

首先，是能做到對形勢冷靜分析，既不輕易悲觀，也不盲目樂觀。其對國際經濟形勢的全面復甦的基礎並不穩固，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仍將存在，金融領域的風險尚未完全消退，世界經濟前景存在諸多不穩定、不明朗的因素的判斷，是科學及符合實際的，與中央也是保持一致的。而且眼光遠眺，注意到各國各地區已經開始著手制定刺激政策的退出策略，世界經濟因此將潛伏波動的風險；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調整；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呈現出波動上揚的走勢，因而將增加企業生產成本，加大通脹壓力等不利因素。這對沒有資源，對外依賴程度甚高的本澳經濟架構來說，不啻是醍醐灌頂，對廣大工商業者都具有警醒作用，十分重要。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內外兼顧，趨利避害，使澳門能夠主動地應對復雜多變的區內外經濟形勢。

由此，譚伯源提出了清晰明確的經濟財政範疇的施政總方向：妥善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後續影響，維持經濟金融體系穩定，推動經濟保持復甦勢頭，保障居民就業，切實改善居民生活。加大力度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積極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務實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繼續完善營商環境，增強本澳綜合競爭力，努力實現經濟穩定發展、民生逐步改善、社會和諧進步的目標；及施政重點：應對危機後續影響，推動經濟穩定復甦；加強扶持中小企業，實現均衡協調發展；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奠定持續發展根基；強化博彩監管協調，促進適度有序發展；加強改善職業培訓，提升人力資源素質；拓展對外經濟合作，深化服務平臺建設；繼續完善營商環境，提升綜合競爭能力；保障居民生活穩定，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在新的一年里，只要能抓住這個「綱」，就能「綱舉目張」，使到經濟財政範疇施政方針所列舉的各項細「目」，都能順利完成。

但是，如同行政法務範疇揹負著公共行政和法律改革滯後的沉重壓力一樣，經濟財政範疇性的包袱更重。其一是經濟結構單一，中央已多次要求澳門特區必須走「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之路」；其二是失業率含有水分；其三是貧富懸殊，分配不公。前者，在「施政方針」中有精確的分析，但仍似乎是強調客觀困難多了一些，未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誠然，以澳門的特殊環境，要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確實是存在很多困難，但也應開動腦筋，思想再解放一點，思路再活絡一點，不能單靠增加旅遊元素，打造商貿平台，這是並不足夠的，還需向其他領域擴展，如依托「澳門歷史城區」的有利條件，提高旅遊文化品味。當然，這並非經濟財政範疇，譚伯源不能「越位」。而這就正好折射出必須全澳統籌協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後者，比行政法律改革滯後更為棘手。因為行政法律改革是屬于上層建築之事，即使欠賬再多，但也與平民百姓無涉，不會成為影響人心穩定的因素。而貧富懸殊，分配不公，及人力資源安排不合理等，卻是與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和生活息息相關，倘處理不善，容易造成社會不穩。

因此，經濟財政範疇施政方針將改善民生放在五個主調的最後，似乎就是尚未清醒地認識到「民心穩，社會穩」的大道理，也未能充分認識到「民生」問題正是經濟財政範疇的最主要工作標的，而且也與特首崔世安「協調發展，和諧共進」施政安排，是把「著力保障改善民生，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置於首位的做法，有一定的落差。實際上，就在譚司長向立法會報告經濟財政範疇施政方針之際，發生了某大型項目疑似「假招工」事件，幸好涉事各方都能克制，勞工局也能及時介入，沒有釀成群體事件。因此，如何在中小企業缺乏人手，與仍有人失業，「黑工」仍然猖獗之間取得平衡，應是譚司長盡心去解決的矛盾。此問題獲得妥善解決了，就能在崔特首宣佈一系列惠民措施的基礎上，進一步安撫人心，使所謂「五一遊行」成為歷史。

經濟財政範疇施政方針雖然有提到今年是中國實施「十一五」規劃的最後一年，並將制定「十二五」規劃，也雖然將「深化合作」列為今年的施政主調之一，并具體地論述了推進區域服務平臺建設，加強區域合作，在繼續打造粵西地區以至泛珠地區的商貿服務平臺、世界華商聯絡和交流的服務平臺的同時，重點推進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臺的建設，促進中葡經貿合作和交流，及與粵港共同推進實施《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進一步完善和有效發揮共同推進實施《綱要》的機制，充分協調發展戰略規劃，加強分工和合作，有效落實三方達成的合作共識，加快推進粵港澳經濟一體化，共同打造全球最具核心競爭力的大都市圈，以及深化落實《安排》，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加強宣傳推廣工作，在行政上予以積極配合，協助業界充分利用《安排》優惠，把握內地巿場的商機，特別是加快《安排》在粵先行先試步伐，加強產業合作，促進粵澳率先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等，但很遺憾的是，卻沒有把上述政務與國家「十二五」規劃有機地結合起來。尤其是在「粵澳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起草小組已決定爭取將「粵澳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之後。這折射出經濟財政範疇的施政方針，欠缺更廣闊的眼界，美中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