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澳門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連進發表了《致澳門全體居民公開信》，表達了其牽頭反對輕軌工程一期方案新口岸軌道走向路線的態度，但卻又在信中承認「新口岸區輕軌段路線爭議問題讓澳門社會付出了一定的社會成本」，因而其代表該會及全體成員「向全澳門居民表示歉意」。「公開信」還聲稱，「本事件發展至今，相信仍有不少問題未能讓許多居民可以清晰瞭解，故特地進一步的解釋。輕軌建設無非是希望造福全體居民，方便居民和遊客出行，進而提升澳門的國際都會形象。然而，本是好事一宗，卻造成居民與政府方面的對立，其因在於雙方的欠缺溝通，以及政府的咨詢方向和宣傳不足。相信絕多數居民都是支持澳門輕軌興建案的。本會及相關居民之所以反對的是路線走向方案的選擇，而不是反對澳門興建輕軌。」這樣的表述，予人有「立場和策略調整」的感覺，因而也就使人引發許多聯想。
實際上，盡管澳門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陳連進在這封「公開信」中，再次詳盡地表達了反對輕軌工程一期以高架形式途經倫敦街及波爾圖街的訴求和理由，但「公開信」一開首就承認其抗爭行動「讓澳門社會付出了一定的社會成本」，並承認「相信絕多數居民都是支持澳門輕軌興建案的」，他們「不是反對澳門興建輕軌」，似是折射出，他們的反對行動，並未得到全澳大多數居民的共鳴和呼應，擔心其抗爭會流失正當性和大多數居民的同情和支持。
實際上，自政府有關部門公佈輕軌一期計劃零九方案，並以各種形式進行展示和諮詢後，大多數市民都沒有公開表達異議，甚至連輕軌線路最接近民居的黑沙灣一帶的居民，也不見有反對聲音。這有可能是他們認為輕軌對自己沒有什麼影響，相反還是益處多多，因而基本上接受了該方案並樂見其成；也有可能是其中有一些人仍對該方案不滿意或持不同態度，但基於傳統習慣，而未有公開表達反對態度。當然，不排除大多數居民認為，討論了好幾年的輕軌項目，已錯過了興建和投入使用的最佳時機，如果再拖下去，澳門特區就將會在「同城化」的大趨勢中，被邊緣化了。倘再考慮到，在越來越多的大型賭場酒店陸續開業，及更多的內地居民以「個人遊」方式旅遊港澳後，如不能及時落實輕軌規劃，交通的壓力就將越來越大。而且，受通貨膨脹影響，輕軌越遲動工，投資額就越大，也在每日有數以萬計的內地和外地旅客來澳旅遊之下，流失了本來應可「落袋」的車資收益。因此，在這輪諮詢中，也就不再出現過去幾年的「百家爭鳴，難有共識」現象，而是基本上認可和贊同了「零九方案」。
既然在諮詢期滿後未有收到重大的反對意見，相關部門就進入實質操作階段，進行國際招標。但就在招標期間，過去在諮詢期未曾表態的倫敦街和波爾圖街的居民，才出來表達反對態度。其理由是輕軌的路線和高架方式對他們的個體利益造成影響。這引起政府相關部門的關注，針對他們提出的疑慮和反對意見，運輸基建辦公室、土地工務運輸局、環境保護局、交通事務局及消防局等相關部門都派出代表，在立法會議員陳明金、吳在權陪同見證下，與他們進行座談，並解釋難以接受其變改規劃的建議的技術原因。但似乎是並未能達成共識，居民代表仍堅持其反對態度，並表示要繼續抗爭。
其實，倫敦街、波爾圖街居民所提出的幾大懮慮，並非沒有理由；而政府的解釋，則更是在理。現在，是雙方都不願各退一步，形成了僵持局面。但如從輕軌一期是澳門整體城市規劃的重要建設，既要照顧整體利益，也應盡量配合居民需要的最大利益出發，雙方應盡快達成共識，加快輕軌建設進程，達至共贏。
倫敦街、波爾圖街居民的抗爭情況，使人想到了澳門居民的小城心態呢。實際上，有好幾個例子，是頗能說明問題的。其一、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澳門建築發展業從習慣於興建五、六層高的唐樓，開始轉型興建高層住宅樓宇時，本澳居民卻一反鄰埠香港居民喜歡購買高層住宅的潮流，就是購買高層住宅也是挑揀低層單位，而十樓以上的單位則是十分滯銷。其原因，是擔心電梯停電及消防問題。這顯然是無法改變居住五、六層高唐樓的老習慣，及與當時澳門確實是供電不正常，經常發生停電事故，以及消防局的設備也不夠先進有關。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後來電力公司大力改造電纜，也就極少發生停電事件，而消防局的也更新設備。此後，人們也就改變了心態，更歡迎高層單位，而已購買低層單位的人卻後悔不已。
其二、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澳門政府相關計劃將噴水池一帶改為步行街，因而封閉了噴水池兩側的汽車通道。這當即引發附近店舖的反對，擔心會影響其生意，並借助報章形成了輿論壓力。但此後二十多年的事實證明，封閉噴水池兩側馬路，不但未有阻塞交通，而且相反還使生意更佳，他們的擔心是多餘的。當時有擔心其舖位會貶值而將之出售的人，後來後悔了，因為這些舖位都升值了，而且價位升了好幾倍。
現在倫敦街的情況，有可能也將走進這個「怪圈」。實際上，按照台北、北京、廣州等地的經驗，捷運沿線的樓宇都處於升值狀況。尤其是在捷運站附近的舖位和住宅樓宇，都成了「黃金價」，由於人流暢旺，生意也就十分紅火。因此，建商的售樓廣告，都在強調其樓宇距離捷運站以至是捷運路線有多近。這與倫敦街居民的擔心，並不吻合。
誠然，正如「公開信」所言，倘捷運以高架形式途經倫敦街，可能會導致損失若干車位。但若是改走地下，先不說在技術上存在著很大的難度，就是因此而導致宋玉生廣場、藝園及銅馬廣場的幾個停車場被割去一半，所損失的停車位更多。即使是以「兩者取其輕」的優選法衡量，小利益就應服從大利益。
陳連進說自己是來自台灣，但以他對輕軌的利弊觀看，相信他並非是來自台北市，尤其不是捷運木柵、內湖沿線的居民，因為台北市居民已對捷運抱有強烈的依賴態度，即使是受個人利益受到一些影響。如果要訴諸「民粹主義」的話，民粹意識更強烈的台北市居民，豈非是要像唐吉珂德那樣，天天向捷運線挑戰？
這又進一步使人聯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近年來以較為激烈的手段進行抗爭的，大多不是澳門原居民。比如，在「五一」遊行中，表現較為理性者，大多是在澳門出生或是在澳門成長的；而持激烈以至極端手段者，則大多是近年移居澳門的。這種社會現象，值得相關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