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傳統基金會昨日公佈「二零一一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澳門連續兩年在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逐級上升，在全球一百七十九個被評分的經濟體中排名比去年上升一位至第十九位，得七十三點一分，較去年增加零點六分，遠高於全球平均的五十九點七分，被評為「較自由」地區。傳統基金會的報告稱，澳門排名上升是由於貨幣自由度及投資自由度得分增加；另外，十項評分中，仍是政府開支得分最高，為九十三點三分。這項研究涵蓋全球不同地區的經濟體，並對營商自由、貿易自由、財政自由、政府開支、貨幣自由、投資自由、金融自由、產權保障、廉潔程度和勞工自由等十項經濟自由領域進行評估。澳門排名較高的領域包括有貿易自由度、投資自由度、財政自由度、貨幣自由度及金融自由度等。此顯示，澳門回歸並沒有損害到澳門的經濟自由度，相反還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因此，「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和《澳門基本法》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及「企業所有權和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澳門元自由兌換」，「保障資金的流動和進出自由」，「保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徵收關稅」、「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保障貨物﹑無形財產和資本的流動自由」，「單獨的關稅地區」……等規定，均得到切實的保障，澳門特區以「經濟自由度提升」以及香港特區連續十七年均名列榜首（今年為八十九點七分）的驕人成績，向全世界宣佈，「一國兩制」是正確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經濟自由度指數，是由《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發佈的年度報告，是全球權威的經濟自由度評價指標之一。在一個指標上分數越高，政府對經濟的干涉水準越低，因此經濟自由度越高。各個指標累加後的平均值可以計算出總體係數。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觀點是，具有較多經濟自由度的國家與那些較少經濟度的國家相比，會擁有較高的長期經濟增長速度和更繁榮。而被列入評選的指標有五十個，分成貿易政策，政府財政開支 ，政府對經濟的幹預，貨幣政策，資本流動和外國投資，銀行業和金融業，工資和物價，產權，規制，非正規市場活動（黑市）等十大類。世界經濟自由度指數採用百分制(零至一百)的評分辦法，將有關經濟自由度測評的十個大類指標逐一評定，使評分和評價呈同向關係。在計算出各個大類指標得分後，進行簡單平均，即得出某一經濟體的具體改指數。得分越高，說明經濟自由度越高；反之，經濟自由度越低。依據得分情況，各個經濟體被列入五個不同的自由度區間，即「自由經濟體」(得分在八十至一百)、「較自由經濟體」(七十至低於八十)、「中等自由經濟體」(六十至低於七十)、「較不自由經濟體」(五十至低於六十)和「受壓制經濟體」（零至低於五十)。

澳門經濟在回歸後與香港一樣，建基於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是世界最自由開放的外向型經濟體系；建基於自由企業、自由貿易和全面開放的自由市場；沒有貿易屏障 ，對所有貿易夥伴不征關稅，不設配額制度，一視同仁 ；不限制投資，外國商人可以在澳門自由投資，澳門商人也可以自由投資海外；沒有外匯管制。

近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澳門的繼續保持著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系，並因中央政府採取了傾斜優惠措施而使這一態勢進一步擴大。由於實行了「個人遊」政策，使得中國大陸遊客得以自由流動，數量急劇上升，直接促成博彩業快速發展；澳門和大陸簽署的「CEPA」協議，使得澳門製造的產品進入中國大陸免關稅。從而促使澳門人平均本地生產總值在二零零六年首次超越香港，創下歷史新高。

當然，澳門仍是處於「較自由經濟體」階段，與「自由經濟體」的標準相比，仍有若干差距。其表現在，其一、雖然傳統基金會的報告稱「澳門作為一個自由港，長期以來均受惠於全球貿易及投資的發展，……稅率低而稅制簡單」，但受客觀環境制約，澳門卻沒有深水港。使澳門虛有自由港的優惠政策，卻沒有實施自由港政策的港口條件，只是將之運用在消費品進口免稅或低稅方面，白白地浪費了這一優惠政策。而比澳門開埠遲得多的香港，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商貿服務中心和世界航運中心，除了同樣享有自由港政策之外，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具有優良的深水港。為作出補救，澳門透過《粵澳合作框架協議》，與鄰近的廣東深水港進行對接合作，將澳門自由港的優勢延伸過去。 改革開放已經三十二年了，在未來的「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的征程上，我們必須要有新的思路，思想要再解放一點，要有新的作為，為進一步改革開放創出一條新路，在澳門「自由港」與內地「深水港」的對接合作方面「特事特辦，先行先試」。

其二、傳統基金會的報告認為，澳門的經濟自由與人均收入以至社會整體福祉存在正向關係。其實，此譽有過當之嫌，因為澳門人均GDP與居民收入中位數的比例，並非處於最佳的結構，而是後者偏小。這顯示在澳門社會經濟發展這個「大蛋糕」面前，出現兩個偏低的狀況，其一是居民收入在總體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其二是多數人的收入比居民收入中位數偏低，分配並不合理。而收入分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關係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係到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大局。解決好分配不公的問題，讓全體市民共享發展的成果，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任務，也是鞏固「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成果的必然要求。特區政府必須警惕貧富懸殊問題惡化，財富傾向部分行業或人群的問題。

其三、是某些政府行為可能加大介入經濟活動的力度。比如，最低工資等勞工政策雖然符合和諧社會的要求，但卻有幹預自由經濟之嫌，必須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另外，國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定位，雖然有利於澳門經濟健康發展，但仍存在著「計劃經濟」的影子。幸好，其效果卻又是有利於澳門的自由經濟發展的。

其四、是「大社會小政府」有淡化的跡象。過去，社團承擔了不少政府的職能，使到政府可以精簡。但近年社團介入力量萎縮，政府集權增加，一些本應由社會承擔（即使是由政府資助）項目，也由政府承包了起來。這不利於「大社會小政府」的繼續發展，對釋放自由度也是不利的。

但總體而言，還是成績是主要的，問題也確實不少，大有改善空間。在成績之前，應不驕不躁，繼續努力，並透過「ECPA」等有利因素，再加上充分發揮澳門的自由港利好因素，澳門還可在「經濟自由度指數」排行榜上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