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是國務院港澳辦新任主任王光亞履新屆滿一百天。為此，中新社發表了題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履新百日》的綜述，指他履新一百天來，以學生自稱，頻繁會見各界客人，展現個性和新風。其首次「亮相」，就初顯開明之風，令港澳人士耳目清新。而且，他與港澳記者良性互動，他在會見香港客人後主動與港澳記者會面，並大讚港澳記者「敬業、能吃苦」，出乎港澳記者意料。他面對香港各媒體高層人士的「考問」，不避敏感問題，有問必答。一百天來，王光亞口中的關鍵詞，包括「一國兩制」、基本法、愛國愛港、繁榮穩定、「十二五」機遇、港澳新定位、內地新支援、互利共贏、互諒互讓、港澳辦的角色、責任重大、好好學習等。他留給外界最大的印像是謙和、儒雅、理性，樂於傾聽、對話、交流。
而一家香港報紙如是點評：「王光亞出掌港澳辦之後，接見個別港人的資訊，都在港澳辦網頁交代，而且肯答覆記者提問，表達觀點，這種開放作風值得肯定。」
從這篇述評看，王光亞給國務院港澳辦帶來了新風。過去，本欄曾藉著評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力在香港《明報》發表的專欄文章，在港、澳回歸前，中央港澳工作機構與港澳各界居民的聯繫，是十分密切的。當時，國務院港澳辦的大小官員，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辦法，經常來到港澳地區，深入各界社團座談，或與各色人等溝通，及邀請各界社團組團赴京訪問，就中央和港澳居民所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正因為是中央港澳工作機構注意以各種貼近群眾、令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做好群眾工作，從而調動了廣大港澳居民的積極性，使港澳回歸的過渡期的各項事務得以順利進行。但在港澳先後回歸後，可能是中央港澳工作的決策人士認為，為了尊重港澳兩特區的「高度自治」，並展現中央政府對「不幹預港澳內部事務」的誠意，中央港澳工作機構與港澳居民的關係，就經歷了一場從「熱」到「冷」的「三溫暖」。回歸後國務院港澳辦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不復見回歸前港澳來客絡繹於途的熱絡景象，港澳辦被形容為「守門員」。如此地脫離群眾，又如何能確切掌握港澳居民的真正心態﹖
而現在，王光亞的作風完全不同，拉近了中央與港澳各界人士的距離，至少是將國務院港澳辦打造成為中央與港澳特區的「聯繫橋樑」。
繼二零零八年國台辦主任由外交部黨組書記兼副部長的王毅接任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也是由外交部派人來，並非是從內部提升，也非從台港澳事務工作系統調進，這似乎是展示中央對台港澳工作的用人路線，有了新的思考，那就是將台港澳問題視為政治問題，因而必須調進政治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員來主持。
實際上，台灣問題和港澳問題本來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因兩岸關係以經貿為主軸，或主觀地認定港澳均是經濟城市而不是政治城市，而有所改變。由此就可發現一個這樣的軌跡，當國台辦（中台辦）是由政治官員，如來自情治系統的羅青長、楊蔭東、楊思德，或統戰系統的丁關根、王兆國等主持，都是北京主動「出招」，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葉九條」、「鄧六條」、廖承志致蔣經國信、鄧穎超致宋美齡信等，而臺北則只能是被動接招。待李登輝已暴露「台獨」真面目後，卻主觀認定台灣問題為「經貿問題」，調來經貿幹部主持工作，結果變成了臺北出招，如「戒急用忍」、「兩國論」，以至是「公投入憲」、「廢統」等，北京被動接招。港澳事務也是一樣，當年的國務院港澳辦負責人，或是在新
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或是由外交部調入，因而政治經驗豐富，盡管其對手狡詐，但仍能掌握主動權。後來是「三門幹部」（即從「家門」到「學校門」，再到「機關門」）當家後，就被動得多。偏在此時，中央高層又錯誤理解「一國兩制」中的「不幹預港澳高度自治事務」，將港澳辦當作是「守門員」。於是，在中英談判中堅決支持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法律、教育界，卻成了「七一大遊行」的主導者。
現在還正面臨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那就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年擁有豐富政治經驗的老幹部紛紛離休、退休，代之而起的是「三門幹部」。「三門幹部」如是掌理經濟技術專業的部委辦，並無不妥；但在掌理涉及複雜政治問題的台、港、澳事務時，就往往表現出政治經驗不足，甚至是把政治問題當作是行政技術事務來操辦，就必然陷於被動。因此，廖暉退休後遺留的空缺，沒有在港澳辦內部提升，估計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因為港澳辦現在的幾名副主任，都是「三門幹部」。但偏在此時，香港、澳門事務的政治性質日重，包括外來勢力暗中插手幹預，也包括港澳社會正向「公民社會」轉型，居民的訴求中夾雜著不少政治問題，如由「三門幹部」技術官僚來處理此類問題，恐怕難以得心應手。
在目前的現實環境下，只有外交部的官員才擁有較多的政治鬥爭經驗。即使他們也是「三門幹部」出身，但經過多年外交工作的浸淫，尤其是對美外交無不是政治過招，因而磨練成在國務院系統中政治經驗最豐富者。其中又如王光亞為甚，單是他在聯合國任職的經歷，就練就了洞若觀火、縱橫捭闔的本領。另外，外交幹部往往也在外交活動中，培養出嫻熟的交際手段。
但外交幹部也並非沒有局限，就是謹小慎微，遇事不敢自己拍板作主，事事都要請示報告。在一九五四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佈之前，周恩來是以政務院總理身份來兼任外交部長的。他每逢到外交部主持會議，都強調三句話：「外交幹部是不穿軍裝的解放軍」、「外交工作，授權有限」、「外交無小事」，這就形成了外交幹部謹小慎微的傳統作風。一九七三年毛澤東指示「四人幫」圍鬥周恩來，其中一個「罪名」就是「大事不報告，小事天天報」。實際上，周恩來就是「小事天天報」的「舉輕若重」的人物，與鄧小平的「舉重若輕」正好相反。這就使到外交官員養成了小心謹慎、事事請示的傳統作風。
不過，今日的情勢已經大為不同，外交工作已經走向專業化、規範化、制度化；外交官員也已從「將軍大使」到「翻譯大使」再到「學院派大使」，具有更深厚的專業知識和更寬廣的國際視野，故此在保持「外交無小事」的優良傳統的同時，更具有開拓精神和獨立工作能力，無論是從事外交還是內務工作，都有較佳的表現，如王毅就是一個好例子。而從王光亞以往的表現看，他也並非是「小事天天報」之輩。由出身於外交部，曾到過聯合國任職，本身具備國際視野的王光亞接任港澳辦主任，相信在處理港澳事務上會有一番新氣象。
中新社的述評說，「再過若干天，春暖花開之日，王光亞將應邀赴香港、澳門進行工作訪問。」看來，本欄日前有關王光亞應注意避免「大香港小澳門」的議論，已得到了北京的重視。但「春暖花開」是何時？一月間各省級政協開會，二月是春節，三月又是全國「兩會」開會，而此時港澳地區許多政經聞人都因開會或渡假而不在港澳。或許，要到「兩會」閉幕亦即是三月中旬之後，才是適當的時間。而在此時，雖然已過了紅梅「猶有花枝俏」，但卻是「山花漫爛時」，正好是春暖花開季節。
（發自貴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