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出來的懸賞通緝令

1983年2月12日，瀋陽空軍醫院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二王”槍殺人案。案犯王宗訪、王宗瑋兄弟，在醫院圖謀行竊時被發現，當場開槍殺死四人、殺傷三人後逃竄。至3月，時任公安部三局主管刑偵的副局長劉文被任命為“二王案”的前線總指揮。

據劉文回憶，當年3月底，他奉命連夜趕往武漢的岱山派出所時，“二王”剛剛打死當地三名警察、一名群眾，並搶劫了警用槍支逃跑，“我到的時候，正有一幫群眾圍住派出所，他們說，公安局乾脆換牌子，改叫糧食局算了！”這句刺耳的話，劉文至今記憶猶新，“不怪老百姓諷刺我們，我們當時的隊伍素質、裝備、工作方法等，確實不適應對付‘二王’這類兇悍的暴力犯罪分子。”

破案為什麼經歷了漫長的七個多月？據劉文介紹：“上世紀80年代初，公安系統基層的刑事科，十幾塊錢的事也要管，偏偏缺乏應對暴力犯罪的經驗。1983年，‘文革’雖已結束，但社會治安和社會風氣卻有了許多變化……譬如，基層警察與‘二王’發生遭遇戰，我們的人開了三槍，一槍都沒打中罪犯，還被人家給打死了，正因為我們的基礎工作薄弱，隊伍素質差，而歹徒又特別兇殘，公安部才被‘二王’逼出了懸賞通緝令。”

懸賞緝拿兇殘逃犯的建議，是劉文和他的戰友們提出的。事實上，當年從2月案發至4月，“二王”連續流竄、不斷作案，案子卻遲遲不能破，一線幹警肩頭的壓力越來越大。中國舊時就有“懸紅通緝”，港臺地區也一直有類似做法，經反復考慮，劉文對公安部領導提出了懸賞緝拿的建議。

中南海批復“同意”

1983年4月，“文革”中被打倒的公安部原副部長劉複之複職，調任公安部黨組書記、公安部長。劉複之和公安部黨組討論後，批准了三局局長解衡、副局長劉文等人提交的“懸賞緝拿”報告。

為穩妥起見，劉複之又把這份報告呈送中南海，請求中央作最後決斷。很快，中央作出了“同意”的批復。

當年起草報告時，建議獎金分為三個檔次：1000元、2000元、5000元。但在中央的最後批復中，獎金被改為500元、1000元、2000元。這一改動透視出，這張懸賞通緝令在那個年代的發出存在著很大爭議。因為當時大學本科畢業生工作一年轉正後的工資，也不過每月50多元。

1983年5月17日，新中國第一份懸賞通緝令，正式發出。這張通緝令，除“二王”的相貌特徵外，通緝令背面還印著“只許張貼，不准廣播登報”。當時由於時間緊迫，通緝令來不及讓各地分印，只好全部在北京印好，然後派飛機運往全國各地。

上世紀80年代，中國公安的裝備實在落後，那時沒有110報警電話，沒有巡警、特警，也沒有預設的檢查點。連三局的第一部傳真機，也是為“二王”特別添置的，為的是趕緊把“二王”的照片傳往全國。

當時身為公安部三局副局長的劉文，和戰友背著一台十幾斤重的電話，跑遍廣東、安徽、江蘇、湖北、河南、陝西和河北，劉文說：“那部電話，是公安部當時最高級的了，瑞典進口的，還帶有一個電臺。”由於基層公安缺少警用專車，劉文去那些報告“發現了線索”的邊遠地區，都要乘坐公共汽車，那時候，當地的公安局還要給開個證明，說有兩個警察同志要坐車，麻煩保留兩個座位。

劉文還特地在北京買了100件防彈背心，“200塊錢一件，到一個地方只發一件”，每到一個地方，劉文都會激動地站起來對各地公安廳的同行表示歉意，“我們在廣東白雲山也圍堵了，武漢還調動了軍用直升機，還是沒逮到……”

“二王”為何在江西被擊斃?

“二王”為何最終在江西被擊斃？一是“二王”剛好逃竄至江西，二是江西省公安廳對公安部“懸賞緝拿”舉雙手贊成，三是江西省還加印了懸賞通緝令。

時任江西省公安廳刑事偵查處處長、參與追捕“二王”並榮立公安部一等功的王維城，至今記得當初的情形。1983年6月初，公安部牽頭在武漢開會，召集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五省及鐵路公安機關的負責人，佈置緝拿“二王”。會上，各省警界高官對公安部懸賞通緝做法有很大爭議，“我是少數的支持者之一，江西警方不僅把從會上領回的四五千份懸賞通緝令，全部張貼了出去，還加印了一批，總共上萬份，在省內關鍵地點，公開張貼。”

王維城特別強調：“二王”最終在江西廣昌被擊斃，與當地群眾積極提供“二王”線索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提供重要線索的廣昌縣民政局幹部劉建平不僅被授予“治安模範”稱號，還兌現了通緝令上所說的1000元獎金。

1984年1月29日，公安部向國務院、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法委報送了《關於追捕盜槍殺人犯王宗訪、王宗瑋的結案報告》，報告中有下列語句：公安機關對接連發生持槍殺人、爆炸行兇、駕車撞人、劫持飛機等嚴重暴力犯罪反應遲鈍，不能及時採取有力措施對付犯罪分子；指揮失誤，多次丟掉戰機；公安基層工作太差，公安民警政治、業務素質低，裝備也不行……這無疑表明了公安機關亟待改變現狀……

事實上，公安部的刑偵局，是在“二王案”的偵破過程中，從原來的三局分立出來的；懸賞緝拿、公安部發佈公開的懸賞通緝令，也是因此發端的。黨中央1983年在北戴河開會，決定在全國範圍展開“嚴打”，也與“二王”案的偵破不謀而合……

“二王”案確實引發了我國公安工作一系列的變革。比如各地特警的組建，110報警電話的開通和公安指揮中心的建立，公安刑偵部門優先配備現代化裝備，制定對付暴力犯罪的應急預案等，都是從1983年逐步建立起來的。

上世紀80年代，各級公安部門發放的通緝令曾經不分等級，只按號碼排序。遲至1999年，公安部才在其制定的“破案追逃新機制”裏提出，對重大在逃人員實行“A、B級通緝”。公安部通緝令首次分為A、B兩級。A級主要適用於情況緊急、案情重大或突發惡性案件；B級是公安部應各省級公安機關的請求而發佈的緝捕在逃人員的命令。

另外，從1983年轟動全國的“二王”案開始，通緝令懸賞破案機制出現。公安部A級通緝令的獎金是“5萬元起步”，最高20萬元，由公安部直接支付給舉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