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嶸:給官員們講政治

換了頭些年,于建嶸說什麼也不情願給領導幹部們講課。身為社科院農村問題的專家,他和許多同事一樣,覺得效果不佳。倒不如埋頭做他的學問,多走訪幾個鄉村,多接待幾個上訪的兄弟姐妹來得實在。

態度的一百八十度大拐彎,是在2009年某次中央黨校的課堂上。那次課程安排純屬偶然,圍繞“社會穩定與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題。當面對幾十名省部級高官,一樁樁擺出楊佳、鄧玉嬌、甕安、石首和上訪村的時候,于建嶸感到聽眾的情緒明顯不一樣了。下課了,高官們呼啦一圈圍上來,爭論洶洶。

又一次,浦東幹部學院請于建嶸給基層幹部講課。事關群體性事件、拆遷和信訪一票否決,六十多個縣委書記顯然更有切膚之痛,中途3次全體起立鼓掌,這自發而持久的掌聲讓浦東幹部學院的老師也驚訝了。

過去,于建嶸常常得到“喜歡到處亂講話”、“腦子裏少根筋”的評語。

2004年起,他主張弱化乃至撤銷信訪制度,他在調查報告裏說,在當時“信訪形勢一片大好”的輿論中說,當著國家信訪局的面更是說。此後,他沉寂了好幾年。

孤獨了許多年,終於,這位用腳行走的草根學者意識到,在學界逍遙的唇槍舌劍之外,原來整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幹部們才是最積極的學生。

於是現在于建嶸整日飛來飛去,2010年10月14日飛太原,15日飛北京,19日飛廣州,21日飛杭州,專門給官員講課,忙得陀螺一樣團團轉。

講臺上的于建嶸依然“軸”得厲害。他會習慣性地以“我農民”、“我們老百姓”自居,然後食指指著台下說,“你們這些當官的”。

儘管被罵得很慘,“學生們”也不惱,反倒是歡迎“能說真話”的于老師,甚至會“連上廁所都不捨得去”。課堂上,他們有時笑,也歎氣,有時掉眼淚,還有時候激動得一拍桌子、說改革就改革了。

“這些問題,黨委開會也經常討論”

一位幹部趁上廁所的間隙,向于建嶸表示理想不能與現實接軌的矛盾:“你太偉大了,敢堅持用自己的眼睛看問題,也不怕被人陷害,你是學者,我是個小官我怕。”

2010年10月18日,中國人民大學世紀館B105教室,聊城市中青幹部培訓研修班。

于建嶸灰衣站在講臺上,黑框眼鏡,有幾縷亂糟糟的頭髮被汗水打濕了,貼在前額上,濃重的湖南腔。

他說到群體性事件。從1996年到2006年,群體性事件從8790起增長到90000起,翻了近十倍。放視頻:石首搶屍事件,一面是綠森森的武裝和盾牌,一面是灰濛濛的嘈雜人群,你一塊我一塊地往武裝部隊扔石子。

學生們把弓起的腰直了起來。

他說到個體極端事件與社會穩定,放PPT……

台下有細碎的交頭接耳。

于老師說:“我今天再次提醒你們,你們不要隨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權利,假如要搞拆遷什麼的,你千萬不要衝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後面,能

不去千萬別去,寧願官當小一點,你不要吹牛皮,假如為這個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訴你白死,沒有人敢把你追認烈士,因為只要追了,全國網民會把你罵死的,(網民)會把你的領導搜出來,把他變成貪官。”

學生們笑。這樣的言論卓有成效,于建嶸自豪的是,前不久山西一個市委副書記電話他,抱怨說當地幹部沒人肯去拆房子了,說于教授說的,死了白死。

他說到洩憤性暴力,2010年3月23日的南平血案,“反社會心理可怕的傳染”。放PPT:老百姓高舉標語,“殺貪官英雄,殺孩子狗熊”。隨後PPT切換:一所粉紅色尖頂的幼兒園,漂亮得像積木,柵欄前是市民自製的橫幅,“冤有頭債有主,前面右轉是政府”。

學生們爆笑。有人歎口氣搖頭,還是忍不住笑了。

炮轟信訪制度時,于建嶸放他當年入駐上訪村45天拍攝的紀錄片:背景音樂是《二泉映月》,有大量圖片資料,最後是訪民自編的《上訪愁》,邊哭邊唱。

紀錄片放映近十分鐘,後兩排的幹部都站了起來,從頭看到尾。一位紫衣短髮的女幹部從包裏掏出餐巾紙,抬起眼鏡,擦了擦眼睛。

“這些問題黨委開會也經常討論,只是沒這麼尖銳,沒這麼全面,沒這種高度。”一位年輕幹部說。

課間休息的時候,一群學生圍上來要于建嶸的名片。

一位幹部趁上廁所的間隙,向于建嶸表示理想不能與現實接軌的矛盾:“你太偉大了,敢堅持用自己的眼睛看問題,也不怕被人陷害,你是學者,我是個小官我怕。”

在課上對著“學生”開罵

宜黃自焚事件發生後,10月上旬,江西省撫州市往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傳真,再三要求于建嶸教授去上一課,價碼隨便開。但好說歹說于建嶸就是不同意,“當地都是些貪官污吏,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殺”,他怕自己情緒失控,戳著他們鼻子罵娘。

大多數時候,于老師是尖銳但始終和藹可親的。他既瞭解“你們這些當官的”,又循循善誘,他舉例說,惹事了,千萬不要說自己是當官的,一定要說,“兄弟,我跟你一樣下崗了”;實在要抽好煙,記得換個便宜的煙盒子,免得像周久耕被人肉搜索了;當然,最好也不要寫日記。

于建嶸認為,“現代科技解構了中國政治生態”,他在PPT裏給上訪者張居正的禮物來了個特寫——表面上看是一支鋼筆,實際上它是一個針孔攝像機。而這高科技設備只花了273塊,在北京中關村海龍大廈四樓買的。

他說:“今天中國沒小事。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建議你不要發怒,不要去罵老百姓,不要去耀武揚威,因為一不小心你就麻煩大了。一旦罵了,有錄音,有錄像,他把你一上網,貼個標簽,說‘史上最牛某某主任’(職務應學生的身份而變化),你領導一定要你下臺。”

學生又笑。

可是,遇上點名批評,學生們就笑不出來了。

有回在河北行政學院講課,向來對拆遷有話說的于建嶸一時來了勁頭,提起河北的“三年大變樣”、“大拆大建”,痛駡一通,院領導嚇得臉色鐵青,好長一段時間不敢再請他。還有一次是在遼寧某市,數年前調查黑惡勢力滲透農村時于建嶸曾經來過這裏,便拿當地樹了靶子,一口氣說了好多問題,市委書記面子掛不住,放學後飯都沒吃就走了。

後來于建嶸反省自己,何必鬧得大家都不暢快呢,就換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調侃,“你們某某地我搞了大量黑材料,搞得我不高興就公佈出來。”

這並非講笑話而已。于建嶸在京郊農村的四合院裏,特辟了一間“黑材料”房,滿滿兩面靠牆的書櫃都是按地區歸檔的群眾舉報信,覆蓋全國2860個縣。某種程度上,這些檔案是一個地區社會穩定的晴雨錶——早“甕安事件”四年,2004年底,他就收到過甕安逾千群眾關於征地的舉報信。如今,這些舉報信已經四五萬封了,數量仍在扶搖直上。各地訪民隔三差五登門拜訪,有時大清早5點就來拍門,于建嶸照單全收。

心中“冤氣”愈是沉重,就難免控制不住脾氣,在課上拿著“學生”開罵。實在不爽,于建嶸就直接“罷課”。

宜黃自焚事件發生後,10月上旬,江西省撫州市往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傳真,再三要求于建嶸教授去上一課,價碼隨便開。但好說歹說于建嶸就是不同意,“當地那些官員,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殺”,他怕自己情緒失控,戳著他們鼻子罵娘。

即便專揀不好聽的說,學生仍是覺得,“總之,一句話兩個字:過癮”。邀請函滾雪球似的越來越多。在北京朝陽區黨校,于建嶸已成為“頭牌”——三四十名教師裏,學生給他的考評分排名第一,每逢中青幹部和處級以上幹部開課,必請于建嶸。

上海政協一位幹部對于建嶸說,聽了你的課,突然覺得可以喘氣了,因為你把我想說的都說出來了。

剛性穩定是潛在危險

“你們這樣把信訪公民拘留、勞教、判刑,會有報應的!”公安局長中有人站起來鼓掌。

對當前中國社會的判斷,于建嶸的觀點有二:其一,社會總體上是穩定的;其二,剛性穩定是潛在的危險。

私底下,不少幹部向于建嶸描述了一種“鐵屋裏加熱”的焦慮。他們也在思考,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了。

上個月,給某地級市科級以上幹部授課時,于建嶸再次炮轟信訪制度。下課後,人都散了,當地的信訪局局長激動地走上台,說著說著,忽然大哭起來。他說“兩會”那會兒,他就天天穿著小馬甲,守在最高人民法院門口截訪,來一個本地的訪民他就截走一個,不去也沒辦法,領導會認為對“兩會”不夠重視。但他打從心底裏難受,覺得這活不是人幹的。

2007年,捆綁了“領導一票否決制”後,信訪制度衍生出銷號、“安元鼎”的怪現狀。社會輿論的指責不休,基層幹部也困惑,“每到重大節日,就通知公安幹部們值班,這兩年任務特別重,對幹部也是負擔。”湖南一位縣委幹部說。

10月10日,于建嶸到江西南昌給所有的公安局長講課。放完“非法上訪一次拘留二次勞教三次坐牢”的紅色橫幅,他憤怒地搬出了並不合符科學的因果論:“你們如果這樣把信訪公民拘留、勞教、判刑,會有報應的!”

公安局長中有人站起來鼓掌。

其中一位公安局長給于建嶸發短信表示感謝。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他希望隱去姓名和職務,盡可能不出頭,不多說話。他說最近手上事太多,還沒有認真地回味和消化于建嶸的課程,這主要是提供了理論的指導。而該轄區的群體性事件已呈大幅下降的趨勢,他並不感到痛苦和壓抑。

也有人直率地對于建嶸說,“你反正不做實踐活動,道理都對,但生存是基礎”,說到底,每個人都只是國家機器裏的一個零部件。

于建嶸理解這多年來慣性的運轉。他說到矛盾重重的司法:曾經一位湖南省高院的法官說,我們是“有良心沒辦法”,書記管著帽子,市長管著票子,政法委管著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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