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了頭些年，于建嶸說什麼也不情願給領導幹部們講課。身為社科院農村問題的專家，他和許多同事一樣，覺得效果不佳。倒不如埋頭做他的學問，多走訪幾個鄉村，多接待幾個上訪的兄弟姐妹來得實在。

態度的一百八十度大拐彎，是在2009年某次中央黨校的課堂上。那次課程安排純屬偶然，圍繞“社會穩定與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題。當面對幾十名省部級高官，一樁樁擺出楊佳、鄧玉嬌、甕安、石首和上訪村的時候，于建嶸感到聽眾的情緒明顯不一樣了。下課了，高官們呼啦一圈圍上來，爭論洶洶。

又一次，浦東幹部學院請于建嶸給基層幹部講課。事關群體性事件、拆遷和信訪一票否決，六十多個縣委書記顯然更有切膚之痛，中途3次全體起立鼓掌，這自發而持久的掌聲讓浦東幹部學院的老師也驚訝了。

過去，于建嶸常常得到“喜歡到處亂講話”、“腦子裏少根筋”的評語。

2004年起，他主張弱化乃至撤銷信訪制度，他在調查報告裏說，在當時“信訪形勢一片大好”的輿論中說，當著國家信訪局的面更是說。此後，他沉寂了好幾年。

孤獨了許多年，終於，這位用腳行走的草根學者意識到，在學界逍遙的唇槍舌劍之外，原來整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幹部們才是最積極的學生。

於是現在于建嶸整日飛來飛去，2010年10月14日飛太原，15日飛北京，19日飛廣州，21日飛杭州，專門給官員講課，忙得陀螺一樣團團轉。

講臺上的于建嶸依然“軸”得厲害。他會習慣性地以“我農民”、“我們老百姓”自居，然後食指指著台下說，“你們這些當官的”。

儘管被罵得很慘，“學生們”也不惱，反倒是歡迎“能說真話”的于老師，甚至會“連上廁所都不捨得去”。課堂上，他們有時笑，也歎氣，有時掉眼淚，還有時候激動得一拍桌子、說改革就改革了。

“這些問題，黨委開會也經常討論”

一位幹部趁上廁所的間隙，向于建嶸表示理想不能與現實接軌的矛盾：“你太偉大了，敢堅持用自己的眼睛看問題，也不怕被人陷害，你是學者，我是個小官我怕。”

2010年10月18日，中國人民大學世紀館B105教室，聊城市中青幹部培訓研修班。

于建嶸灰衣站在講臺上，黑框眼鏡，有幾縷亂糟糟的頭髮被汗水打濕了，貼在前額上，濃重的湖南腔。

他說到群體性事件。從1996年到2006年，群體性事件從8790起增長到90000起，翻了近十倍。放視頻：石首搶屍事件，一面是綠森森的武裝和盾牌，一面是灰濛濛的嘈雜人群，你一塊我一塊地往武裝部隊扔石子。

學生們把弓起的腰直了起來。

他說到個體極端事件與社會穩定，放PPT……

台下有細碎的交頭接耳。

于老師說：“我今天再次提醒你們，你們不要隨意去侵犯老百姓的權利，假如要搞拆遷什麼的，你千萬不要衝到最前面，你走到最後面，能

不去千萬別去，寧願官當小一點，你不要吹牛皮，假如為這個事，老百姓把你打死了，我告訴你白死，沒有人敢把你追認烈士，因為只要追了，全國網民會把你罵死的，（網民）會把你的領導搜出來，把他變成貪官。”

學生們笑。這樣的言論卓有成效，于建嶸自豪的是，前不久山西一個市委副書記電話他，抱怨說當地幹部沒人肯去拆房子了，說于教授說的，死了白死。

他說到洩憤性暴力，2010年3月23日的南平血案，“反社會心理可怕的傳染”。放PPT：老百姓高舉標語，“殺貪官英雄，殺孩子狗熊”。隨後PPT切換：一所粉紅色尖頂的幼兒園，漂亮得像積木，柵欄前是市民自製的橫幅，“冤有頭債有主，前面右轉是政府”。

學生們爆笑。有人歎口氣搖頭，還是忍不住笑了。

炮轟信訪制度時，于建嶸放他當年入駐上訪村45天拍攝的紀錄片：背景音樂是《二泉映月》，有大量圖片資料，最後是訪民自編的《上訪愁》，邊哭邊唱。

紀錄片放映近十分鐘，後兩排的幹部都站了起來，從頭看到尾。一位紫衣短髮的女幹部從包裏掏出餐巾紙，抬起眼鏡，擦了擦眼睛。

“這些問題黨委開會也經常討論，只是沒這麼尖銳，沒這麼全面，沒這種高度。”一位年輕幹部說。

課間休息的時候，一群學生圍上來要于建嶸的名片。

一位幹部趁上廁所的間隙，向于建嶸表示理想不能與現實接軌的矛盾：“你太偉大了，敢堅持用自己的眼睛看問題，也不怕被人陷害，你是學者，我是個小官我怕。”

在課上對著“學生”開罵

宜黃自焚事件發生後，10月上旬，江西省撫州市往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傳真，再三要求于建嶸教授去上一課，價碼隨便開。但好說歹說于建嶸就是不同意，“當地都是些貪官污吏，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殺”，他怕自己情緒失控，戳著他們鼻子罵娘。

大多數時候，于老師是尖銳但始終和藹可親的。他既瞭解“你們這些當官的”，又循循善誘，他舉例說，惹事了，千萬不要說自己是當官的，一定要說，“兄弟，我跟你一樣下崗了”；實在要抽好煙，記得換個便宜的煙盒子，免得像周久耕被人肉搜索了；當然，最好也不要寫日記。

于建嶸認為，“現代科技解構了中國政治生態”，他在PPT裏給上訪者張居正的禮物來了個特寫——表面上看是一支鋼筆，實際上它是一個針孔攝像機。而這高科技設備只花了273塊，在北京中關村海龍大廈四樓買的。

他說：“今天中國沒小事。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建議你不要發怒，不要去罵老百姓，不要去耀武揚威，因為一不小心你就麻煩大了。一旦罵了，有錄音，有錄像，他把你一上網，貼個標簽，說‘史上最牛某某主任’（職務應學生的身份而變化），你領導一定要你下臺。”

學生又笑。

可是，遇上點名批評，學生們就笑不出來了。

有回在河北行政學院講課，向來對拆遷有話說的于建嶸一時來了勁頭，提起河北的“三年大變樣”、“大拆大建”，痛駡一通，院領導嚇得臉色鐵青，好長一段時間不敢再請他。還有一次是在遼寧某市，數年前調查黑惡勢力滲透農村時于建嶸曾經來過這裏，便拿當地樹了靶子，一口氣說了好多問題，市委書記面子掛不住，放學後飯都沒吃就走了。

後來于建嶸反省自己，何必鬧得大家都不暢快呢，就換了一種似是而非的調侃，“你們某某地我搞了大量黑材料，搞得我不高興就公佈出來。”

這並非講笑話而已。于建嶸在京郊農村的四合院裏，特辟了一間“黑材料”房，滿滿兩面靠牆的書櫃都是按地區歸檔的群眾舉報信，覆蓋全國2860個縣。某種程度上，這些檔案是一個地區社會穩定的晴雨錶——早“甕安事件”四年，2004年底，他就收到過甕安逾千群眾關於征地的舉報信。如今，這些舉報信已經四五萬封了，數量仍在扶搖直上。各地訪民隔三差五登門拜訪，有時大清早5點就來拍門，于建嶸照單全收。

心中“冤氣”愈是沉重，就難免控制不住脾氣，在課上拿著“學生”開罵。實在不爽，于建嶸就直接“罷課”。

宜黃自焚事件發生後，10月上旬，江西省撫州市往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傳真，再三要求于建嶸教授去上一課，價碼隨便開。但好說歹說于建嶸就是不同意，“當地那些官員，把老百姓的房子拆了，逼得人自殺”，他怕自己情緒失控，戳著他們鼻子罵娘。

即便專揀不好聽的說，學生仍是覺得，“總之，一句話兩個字：過癮”。邀請函滾雪球似的越來越多。在北京朝陽區黨校，于建嶸已成為“頭牌”——三四十名教師裏，學生給他的考評分排名第一，每逢中青幹部和處級以上幹部開課，必請于建嶸。

上海政協一位幹部對于建嶸說，聽了你的課，突然覺得可以喘氣了，因為你把我想說的都說出來了。

剛性穩定是潛在危險

“你們這樣把信訪公民拘留、勞教、判刑，會有報應的！”公安局長中有人站起來鼓掌。

對當前中國社會的判斷，于建嶸的觀點有二：其一，社會總體上是穩定的；其二，剛性穩定是潛在的危險。

私底下，不少幹部向于建嶸描述了一種“鐵屋裏加熱”的焦慮。他們也在思考，問題到底出在哪里了。

上個月，給某地級市科級以上幹部授課時，于建嶸再次炮轟信訪制度。下課後，人都散了，當地的信訪局局長激動地走上台，說著說著，忽然大哭起來。他說“兩會”那會兒，他就天天穿著小馬甲，守在最高人民法院門口截訪，來一個本地的訪民他就截走一個，不去也沒辦法，領導會認為對“兩會”不夠重視。但他打從心底裏難受，覺得這活不是人幹的。

2007年，捆綁了“領導一票否決制”後，信訪制度衍生出銷號、“安元鼎”的怪現狀。社會輿論的指責不休，基層幹部也困惑，“每到重大節日，就通知公安幹部們值班，這兩年任務特別重，對幹部也是負擔。”湖南一位縣委幹部說。

10月10日，于建嶸到江西南昌給所有的公安局長講課。放完“非法上訪一次拘留二次勞教三次坐牢”的紅色橫幅，他憤怒地搬出了並不合符科學的因果論：“你們如果這樣把信訪公民拘留、勞教、判刑，會有報應的！”

公安局長中有人站起來鼓掌。

其中一位公安局長給于建嶸發短信表示感謝。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他希望隱去姓名和職務，盡可能不出頭，不多說話。他說最近手上事太多，還沒有認真地回味和消化于建嶸的課程，這主要是提供了理論的指導。而該轄區的群體性事件已呈大幅下降的趨勢，他並不感到痛苦和壓抑。

也有人直率地對于建嶸說，“你反正不做實踐活動，道理都對，但生存是基礎”，說到底，每個人都只是國家機器裏的一個零部件。

于建嶸理解這多年來慣性的運轉。他說到矛盾重重的司法：曾經一位湖南省高院的法官說，我們是“有良心沒辦法”，書記管著帽子，市長管著票子，政法委管著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