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幸福？我剛才上網查了一下，搜索出來的結果有30600000條，各有各的說法。”汪洋在省委全會分組討論中，用iPad平板電腦現場“求解幸福”。現在，用百度搜“幸福廣東”，結果是550萬條。

在不久前揭曉的2010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選中，重慶、廣州脫穎而出。這是在本獎項連續四年的評選中，首現一線城市身影。

“一線”旋一上位，便發揮出“前線”效應，領跑國人對幸福的追逐。

在重慶市剛剛推動的“十二五”規劃裏，“幸福指數”明確載入，並在全國率先將基尼係數寫入“十二五”，提出將基尼係數由0.42降到0.35；“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廣東首先將轉型和發展的目的設定為幸福。

在這其中，薄熙來和汪洋兩位明星官員所起到的倡導作用功不可沒。

在前三屆最具幸福感城市推選中，質疑始終存在。而本屆，傳播學意義上的“噪音”明顯削弱。“幸福”正成為官民共識中的最大公約數。一波“幸福牛市”行情正在啟動。

用百度搜“幸福廣東”，結果是550萬條

用股市術語來描述幸福，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創意。不過，他是將“幸福”與“熊市”連用。

1月6日，中共廣東省委十屆八次會議開幕，汪洋主持會議並作主題報告。在報告中，他首次系統地提出了“幸福廣東”的概念。在論及GDP與幸福的關係時，他說：“少數幹部重物輕人，甚至為了短期經濟增長不惜損害群眾利益，出現了幹部在經濟總量和增長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眾卻在滿意度和幸福指數的‘熊市’中埋怨的怪現象。”

向前追溯一周，1月1日，汪洋走進廣州會展公園，看到絡繹不絕的市民已將“綠道”的留言板寫得密密麻麻。“請汪洋書記也來一個吧！”汪洋略一思索，揮筆寫下：“群眾幸福我們才能快樂！”這個關於幸福的線索，成了廣東今後五年的發展主線。

在汪洋的報告中，“幸福”二字出現的頻率高達40次。廣州媒體還特意數了報告中提到的“廣州”或“廣州經驗”，計28次。“廣州”和“幸福”這兩個詞的符合度之高，可見“最具幸福感城市”花落花城，名至實歸。

汪洋的幸福觀切准了學界關於幸福學研究的兩大議題、兩對主要矛盾。

一是GDP與GNH（國民幸福總值）之間的矛盾。“經濟牛市”與“幸福熊市”之間的熊牛角力，揭示的是制度性斷裂，而這個深層的斷裂帶，表徵到社會現實中，就是“中等收入陷阱”或“東亞快樂鴻溝”，無論陷阱還是鴻溝，這兩種“塌陷”都是由“斷裂”造成的。

在GDP與GNH的權衡中，越來越多的地區開始提及後者乃至提升後者的比重。國家“十二五”規劃中未提及有關GDP增速的量性要求，有專家稱“這意味著以GDP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標的時代過去了”。

二是主觀與客觀之間的矛盾。對於作為主觀感受的幸福能否用客觀的指標來衡量，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它是質疑者質疑幸福城市推選的主要論據，也是制定幸福評價體系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汪洋指示研究制定“幸福廣東”的指標體系，從省委十屆八次全會對幸福廣東的界定來看，包括了社會公平正義、生態環境、宜居城鄉、社會治安、人民權益、訴求表達、文化需求等多方面，這與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推進建設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許多內容是一致的，也與幸福城市推選指標體系高度契合。可見，幸福並非不可測，這些具體指標至少給了地方官員抓幸福的抓手。

“什麼是幸福？我剛才上網查了一下，搜索出來的結果有30600000條，各有各的說法。”汪洋在省委全會分組討論中，用iPad平板電腦現場“求解幸福”。現在，用百度搜“幸福廣東”，結果是550萬條。當政者在倡導幸福落地上的號召力不可小覷。

“幸福牛市”行情啟動

薄熙來是倡導幸福的另一位明星官員。將“幸福”列入地方的施政綱領，他的步子邁得甚至更早。在2010年6月24日至25日召開的重慶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上，審議通過了《中共重慶市委關於做好當前民生工作的決定》，3000多字的《決定》要3000多億的總投資，平均下來，一個字一個億。

比較而言，薄熙來、汪洋的幸福觀有很多相似之處，絕不僅在於他們都擅長以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表達：

他們都成功地以大事件為依託實現了幸福營銷，在重慶是唱紅打黑，在廣州是亞運會。

薄熙來提出幹部“大下訪”，重慶實現了零上訪；汪洋要求幹部“大上網”，開設微博，瞭解輿情民意，還寄予網友“打大鐵、織圍脖、灌好水”。

薄熙來引用四代領導人言論談改善民生；汪洋主持讀書會推薦《解放戰爭》，“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代替人民的力量”。

重慶發展受制於兩翼，渝東南、渝東北；廣東發展也受制於兩翼，粵西粵東和粵北山區有的地方畸窮，而珠三角畸富，讓雙翼硬，讓幸福飛，是擺在他們面前的共同難題。

薄熙來說：“兩江四岸要好好下功夫，盡可能形成十來公里的步道，讓市民一邊健身，一邊欣賞江景，這就叫幸福，這不是用GDP能計算出來的。”廣東打造了2372公里綠道，在綠道留言板上，一個小朋友寫道：“我心中幸福的綠道是我和爸爸、媽媽三個人一起騎車。”

幸福不是停留在五年規劃中的宏大敍事，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確幸”—— 微小而確實的幸福，語出自村上春樹《蘭格漢斯島的午後》。“小確幸”與金錢、地位、權力沒有多大關係，只不過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某個時刻動了人們內心那根柔軟的神經，於是產生一種“快感”或“幸福感”，比如“網絡大俠”與汪洋的一次邂逅，或是涪江岸一次愉快的散步。

GDP仍然是最緊的符咒

一個富有意味的小插曲是，廣東省委十屆八次全會在熱議“建設幸福廣東”的時候，湖北英山縣縣長張樹林正在廣州出差，他帶了縣幾套班子領導到廣州舉行茶話會，慰問在粵工作的英山老鄉，他覺得幸福廣東的提法也落到了老區群眾的心坎上，便向當地記者索要會議相關資料。

在未來敍述這場幸福運動的史書中，英山縣長未必會有一筆，其他地區的幸福思路也未必是拷貝廣東的，但是，從廣東帶走幸福的火種卻是極具象徵意味的舉動。“辛亥”百年之後，革命潮又從粵地起，這次，是發展方式的革命、幸福革命。

率先在改革浪潮中櫛風沐雨的廣東，已全面進入經濟發展轉型期，因此，廣東提出幸福導向，具有更強烈的信號意義，但也僅是信號，其他多個省市也將“幸福”寫入“十二五”，完全是出於對具體地域條件的判定。

武漢將“智慧城市”、“宜居城市”，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作為“十二五”的首要目標；

成都開通熱線，徵集2011年為民辦實事民生工程項目，來自市民的建議中，提及最多的是城市建設、交通出行、養老和教育；

南京將在“十二五”期間實施富民優先戰略，把富民作為優先發展目標，著力加強和改善民生，大幅度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和財富積累；

無錫把“寓強于富、普惠於民”作為“十二五”時期發展的根本目標；

貴陽公佈了市民的第一份“幸福指數”數據，並以“為人民謀幸福”作為制定與實施“十二五”規劃的基本理念；

廈門提出把發展過程變成創造幸福、分享幸福、提升幸福的過程，被媒體解讀為“‘幸福’將成為廈門城市名片”。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許多城市正是“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的當選城市或候選城市。

廣東“十二五”期間的GDP目標設定為“保8”，略高於全國預期目標，低於國內很多省份預期目標，也低於其“十一五”預期目標和設計及增長速度。

但據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透露，目前只有北京等五六個省份將“十二五”經濟增速指標定為8%～9%，其餘大部分省份的經濟增速指標都定在10%以上，有些省份甚至目標翻番。這說明不少地方一味追求經濟牛市的決心依舊，在考核指標趨於多元化、複調化的大背景下，GDP仍然是最緊的那道符咒。

（劉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