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交流實際上是強化了幹部和幹部的關係，而不是幹部和群眾的聯繫

新年前，山西各地的組織部門正忙著舉薦參加幹部交流的人員名單。

2010年12月7日，山西省委組織部召開新聞發佈會，推出了山西省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其中幹部交流方面的要求尤為引人注目，不僅強調要繼續堅持各地黨政一把手的常規性交流，還要求異地任職的縣級黨政一把手跨市交流，省直機關和基層縣市也要進行幹部交流。

這是全國幹部交流“提速”的一個縮影。

2009年下半年，中央發佈《2010-2020年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其中特別強調要“推進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結合實際，將幹部交流逐步規範化和制度化”，“逐步健全黨政領導幹部交流的激勵機制和保障機制”。

在此背景下，2010年以省部級幹部調整為標誌的幹部交流力度明顯高於往年。自2009年底至2010年底，中央已對150多名省部級黨政官員進行調整，其規模可能是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一年。而這些調整的最大特點就是省（區）委書記、省長、省（區）委組織部長、省（區）紀委書記之間的異地調動。

此外，幹部交流形式也推陳出新。

2010年下半年，中組部開展中央和國家機關與省區市中青年幹部雙向交流任職工作。12月中旬，66名京官正陸續“空降”至各省市，而根據“進一出一、統籌安排”的原則，各省市選派66名官員到中央部委交流任職的工作也在展開。

相比以前央地互動，此次交流頗具新意：這是首次將交流任職的對象擴展至廳局級幹部，之前此級幹部的交流方式只是掛職。此次涉及人數之眾也是前所未有，據《人民日報》報道，自十七大以來至2009年底，中央、國家機關交流到地方40人次，地方交流到中央、國家機關66人次。

值得注意的是，央地互動的新形式正在成為各地效仿的對象，為地方幹部交流提供新思路。

從基層選，到基層去

在2010年12月8日～9日舉行的省區市到中央和國家機關交流任職幹部培訓班上，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指出，集中組織中央機關與地方中青年幹部雙向交流任職，是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戰略性培養年輕幹部的重要舉措。

事實上，中央機關官員缺乏基層工作經驗，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此前有報道指出，目前中央部委局級幹部中2/3沒有基層工作經歷。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有基層縣委書記直言，一些中央政策與基層實際脫節，與此有關。

因此，幹部交流新方向劍指基層是順理成章。自十七大以來，對基層工作經驗的重視，已經成為幹部培養的重要方面。《關於注重從基層和生產一線選拔黨政領導機關幹部的意見》、《2009-2020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隊伍建設規劃》等一系列文件，明確指出用人導向要面向基層。

本次到地方交流任職的中央官員，基層工作經歷都不滿兩年。而在任職安排中，有19人出任市區縣黨委書記和政府部門行政首長。

交流遵循“進一出一”的原則，可謂一箭雙雕：一方面將中央機關官員派至基層，如習近平所言，使這批幹部“增長領導才幹、積累實踐經驗、加快政治成熟”；另一方面，選派地方幹部到中央機關，則如李源潮所言，是改善中央機關幹部隊伍結構的迫切需要，也是中青年幹部鍛煉成長的有效途徑。

在提升幹部基層經驗的同時，年輕化和知識化依然是幹部培養趨勢。分赴各地的66名中央機關官員，平均年齡46.5歲，年齡最小的41歲，最大52歲，多人擁有文科研究生以上學歷。而在廣東交流至中央部委任職的3名幹部中，2人擁有博士學位。

據官方報道，2010年的央地互動只是試點，將來到地方任職的人數，每年不會少於120名。

多省力推上下互動

近期因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而備受關注的山西省，其改革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幹部交流。山西省將省直機關與基層幹部交流納入整體改革之中，這種上下交流的方式和央地互動的交流思路如出一轍。

2010年7月1日，廣東省公佈《關於貫徹〈2010-2020年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規劃綱要〉的實施意見》。這份該省未來10年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工程圖”明確提出，基層單位與省直機關之間的幹部交流力度將繼續加大。

相比這兩個地區推出的幹部改革制度“組合拳”，河北省則將省直機關與基層的交流作為專項工作展開，更像央地互動“地方版”。

河北省滄州市組織部長趙超英向《瞭望東方週刊》介紹，河北省近日啟動了縣市領導幹部與省直機關的交流工作。這項工作涉及的幹部人數達60人，即上下各交流30人。

不同於央地交流的做法是，河北省省直機關與基層幹部的交流還有一年試用期。試用期滿，經考核勝任現職的，辦理正式任職手續，試用期計入任職時間。

綜觀山西、廣東、河北等地，省直機關與基層的幹部交流工作都集中於縣處級黨政主要領導職務。如河北省，30名將前往省直機關任職的基層幹部中，要求其中縣（市）委副書記（正縣級）20名（作為縣市區黨政正職人員進行培養），縣（市）委常委、政府副縣（市）長10名。

一直以來，防止領導幹部在一地長期坐大專權是幹部交流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黨政一把手是幹部交流工作的主要對象。如央地交流一樣，這個幹部交流的慣例在本次各省市的幹部上下互動中也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對於河北省的新措施，河北省肅寧縣委組織部長季偉認為：“這樣做能使高層機關如實掌握下情，同時高層次的年輕幹部也越來越多。”

這項工作“比較敏感”

密集的幹部上下交流是否全無弊端？

季偉說：“如果上面派來的幹部太多，那麼肯定會影響基層幹部的上升通道。”不過這項措施才剛開始施行，季偉認為，目前不必對此過於擔心。

但是，多位接受本刊採訪的官員認為，上述做法也有兩面性。相比平時談及幹部交流時總是強調“鯰魚效應”對幹部隊伍的刺激，幹部上下交流制度的不足與弊端不應忽視。

趙超英認為，旨在選拔優秀幹部的交流制度並非總能如願，家庭因素的羈絆就是一個無法規避的難題，一些優秀幹部可能因為家庭因素不願意被交流到異地，而一些並不優秀的幹部卻能利用不正當的手段進入交流行列。事實上，由於操作過程的公開有限，幹部交流難免會被懷疑存在權力尋租的空間。

本刊記者聯繫各地省委組織部，當問到央地幹部交流的問題，各地組織部都不約而同地拒絕作答。

甘肅省委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告訴本刊記者，甘肅省的交流幹部選拔工作還未啟動。具體的內容，因為這項工作“比較敏感”，所以不能多說。

四川省委組織部幹部一處處長岳勇則表示：“到中央交流的幹部已經確定，但組織部門還沒有找他們談話。在此之前，具體名單不便透露。”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地方組織部官員對近年來不斷擴大的幹部上下交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幹部交流在制度安排上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一把手理論上應該是選舉產生的，“上下交流實際上是強化了幹部和幹部的關係，而不是幹部和群眾的聯繫”。

“幹部交流要慎重。這不是安排、調整幹部的主流方式，只能做解決工作問題的補充。我的直觀感受，現在交流面太大了。”上述官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