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農曆新年，年邁的賭王何鴻燊坐著輪椅穿梭于各房家中度歲，同時不忘與律師高國駿兩度會面。何鴻燊目前有三房太太和17個子女在世，這位澳門首富家庭的大家長，自2009年因摔倒而從腦內取走一塊血塊後，便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直至2011年1月底何家公開上演爭產風波。

在賭王還健康清醒時，他以“一房一‘國’”“隔離法”等方式，讓妻子兒女相安無事，但當健康有問題時，一切就都失控了。

對一個“處在生命邊緣”的老人來說，此次分家析產更像一場悲劇故事。而何家爭產的背後，隱藏的卻是華人企業封閉傳承產生的諸多病症。

何門內鬥

曾壟斷澳門博彩市場40年之久的何鴻燊，現在依舊控制著這個全球盈利最高的博彩市場的近三分之一的份額。在賭王財富的最高峰時，他控制著5000億港元資產，個人財富700億港元。

在澳門，首富何鴻燊的影響力已滲透到經濟生活中的每個角落。何鴻燊旗下賭場每年投注額超過1300億港幣，相當於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的6倍，每年上繳給澳門特區政府的稅收超過40億港幣，占澳門特區總財政收入的50%以上，有30%左右的澳門人直接或間接受雇、受益於他的公司。

2006年澳門超越拉斯維加斯，成為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2010年澳門博彩業收入為235億美元，是拉斯維加斯的近4倍。

何鴻燊的遺產繼承方案之爭，其實早在澳博控股2008年7月上市時即已開始，上市的好處是能夠將管理層和所有權分開。何鴻燊勢必對今日局面已有預料，才有當年將澳博控股上市的決定，只不過他萬萬猜不到自己會中風。

儘管何賭王擁有英國、伊朗、中國和猶太四國基因混血，但他還是決定遵從中國的傳承方式，將白手創建的商業帝國留給自己的家族成員。何鴻燊曾說過，他儘管有著西方血統，骨子裏信奉的卻是不折不扣中國傳統“家天下”思維，篤信“多子多孫多福氣”，後來更讓多名妻子兒女都進入企業，各自擁有可以角力的資源。

2009年7月，87歲的何鴻燊在家中因中風暈倒撞傷頭部，入醫院接受開顱手術，分割家產事宜從此緊鑼密鼓加快醞釀。賭王四房間紛爭終於在公開化。幾房妻子、子女為了爭產鬧得不可開交，何鴻燊根本無力阻止，連公開談話都前言不對後語，明顯為人所操控擺佈。

何家爭產甚至驚動了澳門特區政府。甚至有聲音認為，這場爭產風波是“在澳門主權回歸中國11年後，另一場可能對澳門帶來重大影響的交接”。

並非個案

家族企業接班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不過在香港、澳門、臺灣等華人地區，家族企業接班問題往往拖得更久、更易產生激烈紛爭。

由於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以及對培養未來接班人可選擇物件的需求，不少香港富豪對開枝散葉高度重視。但子女眾多讓華人家族企業在繼承問題上往往糾葛頻發。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中，有可能出現爭家產的富豪家族，起碼還有十多個。如何繼承與分割他們名下的巨額財富將是處於香港經濟“中流砥柱”地位的系列家族無法回避的問題。

2010年10月，香港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新鴻基地產發生內訌，控股的郭氏家族的長子郭炳湘被剔除出了控制公司股權的信託基金受益人的名單，郭炳湘的兩個弟弟，郭炳江和郭炳聯接掌了已故父親創辦的這家地產公司。

郭得勝，這位新鴻基的創始人，曾在公司外牆上刻下“鴻基永固”四個大字來不斷警醒自己和接班人。為維護家族利益，為避免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支離破碎，他費盡心機地以家族信託基金的形式，把新鴻基的控股權“捆綁”起來。但在老先生故去十數年後，他的擔憂還是成了現實。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范博宏研究了1987年到2005年間香港、新加坡和臺灣的217個家族繼承案例。他發現，在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發生代際變更的前5年和後1年，經市場調整的公司股價平均下跌56%。

華人社會向來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香港大型家族企業“富不過三代”的現象相當明顯，家族企業內部層出不窮的意見紛爭、裙帶關係、兄弟反目以及產權稀釋，都似乎證明其不可避免。從外部環境來看，在全球化的經濟趨勢下，國內市場已不是他們的天下，家族企業佔領的市場正日益開放，本地企業越來越多地融入國際金融市場中，因此，小股東對更好的公司治理和透明度的呼聲也見漲。

不談死亡、不給外人

圍繞何鴻燊賭場帝國控制權的爭吵，暴露了投資於亞洲企業面臨的一個最大風險。在亞洲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有三分之二是家族企業。香港70%以上的上市公司要麼由創始人控制，要麼由創始人家族的成員控制。

香港的一位基金經理表示，這種局面“正是家族企業讓人擔心的地方，有些家族把自身淩駕於董事會之上，他們似乎把公司當作私人的”。雖然香港許多家族企業都有職業經理人和董事會，但最後拍板的，通常是控股家族。

“中國人比較忌諱談論死亡。”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區玉輝對說。他指出，一般認為，當老一輩還在世時，制定接班人計畫不太合適。這是中國文化的一種特有現象。

同時，均富會計師事務所的一份國際問卷調查顯示，對於應付各種潛在風險的正式機制，香港企業在多方面的風險管理上都有充足準備，包括處理企業策略風險、主要客戶流失，面對行業條例更改等，表現均冠全球，唯忽略“企業承繼”的計畫。在規劃繼承發展方面，只有不到一半的香港企業有計劃。

賭王現有的子女中，政商能力都無法與他比擬，造成江山難以為繼的困局。

“家族企業創辦人有兩種方法為其財產增值，這在資產表上體現不出來。一方面，他們的聲譽確保銀行願意為其公司貸款；另一方面，他們與政府的關係經常讓他們有利可圖。可惜的是，這些影響力很難傳給他的子女們。” 範博宏說。

現在許多華人富豪把下一代送往歐美最有名的大學攻讀企業管理，卻發現子女的學院訓練和他們的經營傳統格格不入，第二代儘管嫺熟華爾街的運作模式，卻往往無法和父親一樣掌握國內政商環境。儘管受過良好的訓練，新一代的管理者卻無法洞悉政治的玄機，更無法像父輩那樣長袖善舞。

“這場遊戲並不僅僅是關於打造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企業，而是要在本地市場獲得認可、打開局面，實現企業聯合。老一輩人經常和政治家們打交道，從中獲得經驗。”《亞洲教父》一書的作者喬.史塔威爾認為，這種經驗“不是你在哈佛可以學到的”。

通用電氣前行政總裁傑克.韋爾奇，曾花8年時間在30多人中挑選1名接班人，最後的獲選者更是一開始屬於不被看好的那個。反觀香港的企業，來來去去只在兩三名兒子中挑選繼承人，成功的比率又怎會高呢?

（辛立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