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道文禮治重遊澳門追今撫昔溫故知新 李安道文禮治重遊澳門追今撫昔溫故知新

在葡國「四‧二五革命」三十七周年的前夕,「四‧二五革命」後第一位澳督李安道,葡國政府將澳門歸還給中國政府的倒數第二任澳督文禮治,應特首崔世安的邀請來澳門訪問,並主持李安道所撰《葡萄牙革命歲月中的澳門--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九年》一書的首發儀式。在此時此刻,這兩位前澳督的訪澳,有其特殊的意義。

實際上,正如前述,李安道是葡國「四‧二五革命」後首位到澳門任職的澳督,其到澳門上任也就必然要承接葡國左傾政府的左傾政策,包括廢除薩拉沙的獨裁集權統治模式,讓澳門走向現代行政管治模式,並在「非殖民化」浪潮中,調整澳門的定位。而文禮治作為工程師,也必須落實葡國政府在中葡談判中,所作出的在中國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之前,在澳門進行幾項大型建設的承諾。 現在兩人重遊故地,既可追今撫昔,親眼看一看自己當年進行現代公共行政改革對澳門回歸的影響,及幾項大型建設工程對澳門經濟社會發展所發揮的作用;更可溫故知新,考察澳門回歸後的翻天覆地變化,從而對當年葡國政府的明智決定,及中國政府「一國兩制」的偉大創造,又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實際上,葡國「四‧二五革命」之後,李安道不辱使命,落實貫徹葡國左傾政府的各種改革政策。配合著《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的修訂,及制訂《澳門組織章程》,將澳門定位由過去的海外殖民省改為葡國管治的中國地方。澳門擁有了行政、經濟、財政、立法及司法自治權,首次引進民主選舉制度,盡管並不徹底,只有葡藉居民才擁有直接選舉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但也已比過去的由澳督任命市民代表前進了一大步。而且,這種直選、間選與委任共存的代議政制一直延續下來,並為《中葡聯合聲明》所接納,運用到澳門回歸之後。另外,隨著「非殖民化」的浪潮,葡國本身就陸續撤除其殖民地,而中國政府也早已向聯合國申明香港、澳門並非是「殖民地」的立場,聯合國也已接納,故就在李安道的任內,葡國從澳門撤軍,並由李安道主持成立保安司令部。可以說,李安道在澳門進行了一場巨大的政治和行政改革,其工程量和複雜性並不遜色於後來過渡期的「解決三大難題」。尤為值得稱頌的是,李安道當時所開闢的現代公共行政改革方向,一直影響到澳門回歸前夕,頗有「百代都行秦政制」之意味。

但李安道在澳門進行的現代公共行政改革,卻遭到了激烈抵制。主要原因,是與當時葡國左傾政治力量佔主流地位相反,澳門土生葡人的政治立場,卻是以右傾為主,第一次立法會選舉的六個直選議席,幾乎全由右傾土生葡人政治團體所囊括。何況,雖然立法會實現了部分議席直選,但只有葡藉居民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即使是當時的《葡萄牙共和國國籍法》實行出生地主義,在澳門出生的華人,不管其父母是否具有葡藉,皆自動擁有葡藉(一九九二年葡國修改「國藉法」後,在澳門出生的華人,只有其父母雙方或其中一方為葡藉,方為葡藉),而也有不少華人為著出外旅行方便,持有葡國護照;但在「一二‧三事件」鬥倒葡國人及「半個解放區」的政治氛圍之下,持有葡國護照的華人居民不屑於參加「西洋鬼」的直接選舉「玩意兒」。因此,直接選舉就成了葡人的天下。當然,也有個別葡藉華人(如曹其真)搭上了葡人右傾政治社團公民協會的「民主選舉列車」,當選為議員。因此,立場偏右的土生葡人的勢力在澳門政壇上十分強勢,時時處處針對作為左傾軍人的李安道,既反對他進行現代公共行政改革,也反對他著手進行反貪倡廉,甚至要把他趕回葡國去。

而另一方面,在澳門居非主流地位的澳門左傾葡人,為葡國國內的左傾政策和「非殖民化」而鼓舞,因而以民主協會為主的一群左傾葡人,在佛笑樓餐廳聚會,發起連署活動,要求葡國政府將澳門交還給中國。這次行動,在政治上當然是正確的,但在具體運作上卻等於是向北京扔去一個燙手芋頭:其一、當時的葡國政府被北京視為「蘇修集團成員」,而在早前的中蘇大論戰中,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曾攻擊中共沒有收回香港、澳門是「投降主義」,甚至指責北京利用澳門出口鴉片賺取外匯,北京因而澳門左傾葡人的「連署信」,是「葡修」所設下的一個政治陷阱。其二、中國當時正處於「文革」的大混亂之中,自顧不暇,不願多此一事。其三、倘在此時收回澳門,違背毛澤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方針。因此,透過何賢出面,擺平了此事。

在右傾土生葡人的處處杯葛反對之下,李安道的處境十分艱難。但他不辱使命,堅持不妥協,終被「篤背脊」離開澳門。在他返葡後,才有一些右傾土生葡人發現他的正確之處。如自由協會領袖李安奴就曾公開表示,當初他辱罵李安道是不對的,現在真想跪求李安道重返澳門任總督。

李安道此次重遊舊地,應當感到欣慰。如果不是當初他親手撒下現代公共行政改革的種子,及後來高斯達澆水施肥,進一步推動現代公共行政改革,澳門就將仍然滯留在殖民地色彩濃厚的舊式管治,澳門回歸前的過渡期的各項準備工作,也就將會更為困難。因此,李安道對澳門社會政治發展有功,也對後來的過渡期工作有功,儘管此時他並不知道會有中葡談判和澳門政權移交這回事。

文禮治作為工程師,是在政治立場左傾的社會黨領袖蘇亞雷斯當選葡國總統,派出的澳督醫學教授馬俊賢抵擋不住權利鬥爭倉皇辭職後,被挑中繼任澳督,利用他的工程師特長,來兌現葡國政府在中葡談判中,作出的興建大型工程--國際機場、友誼大橋等的承諾。實際上,這幾項工程中他的手下如火如荼地興建起來。但卻遭到其政敵(也有說是拿不到工程合約的政商)誣告他「貪汙」,而使他「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地辭職返葡。雖然後來葡國法院判決他無罪,但他已失去親手建好這幾項大型工程並親自剪綵的機會。

現在文禮治重遊濠江,不但是看到他親自策劃的大型公共工程正在發揮重大作用,而且又有了新的大型公共工程落成使用。更難得的是,澳門並不因葡國人撤出而忽略葡式文化,相反還以「澳門歷史城區」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成功。當然令他十分驚訝、欣慰。文禮治雖然是工程師,但對經濟也有獨到的見地。他這次提出澳門應拓展多元經濟,具有真知酌見,與中國政府給澳門特區的經濟發展定義,相當吻合。

李安道、文禮治應邀來澳訪問之時,正值葡國經濟危機導致憲政危機,葡國政府向包括中國政府在內的國際社會求助。而他倆來到澳門所見到的經濟繁榮景象,可能有如「冰火兩重天」,洗了一個「三溫暖」。因此,此次的溫故知新十分有益,既為自己當年的政績受到肯定而感到欣慰,又為親眼看到澳門回歸後比葡國人管治得更好而誠心信服,說不定還作為「歷史見證人」,在葡國和國際社會上廣為傳播。因此,特區政府要邀請兩人訪澳,是一道充滿政治智慧的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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