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有多遠

“幸福”涉及經濟生活質量、政治生活質量、文化生活質量、社會生活質量、生存環境質量等等，在這些領域中尋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應有之義

在“和諧”訴求中度過“十一五”的中國人，將帶著“幸福”願景面向“十二五”。幸福，有望成為今後五年、乃至2020年小康社會全面建成時，這個國家的主題詞。

從人類的終極夢想變成掛在各級官員嘴邊的施政綱領，“幸福”顯得很神聖，也有些沉重。正如政治學者俞可平所言：“全球化時代，政府的責任清單中增加了‘幸福’這一醒目字眼。”

一些官員努力把“幸福”這個詞具體化為數據、指標，而過去五年，“和諧”一詞早已深入人心。幸福與和諧有很大的交集，但側重點和感情色彩卻有不同。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各方面、各層次的規劃綱要中最一致的措辭之一。而在民生之外，幸福還有更高遠的內涵。

個人財富增長有望趕上國家經濟增速

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的指標框架為經濟發展、科技教育、資源環境和人民生活四個方面，共24項主要指標，預期性指標和約束性指標各半。12個約束性指標，較“十一五”規劃增加4個，且其中5個與民生直接相關，涉及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城鄉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

基於民生的幸福願景，被分解成一系列具體的指標體系，且是約束性的。

收入被視作提升幸福感的“硬通貨”。今後5年，GDP年均增長7%，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將超過7%，這意味著個人財富增長首次有了跑平甚至跑贏國家發展速度的可能。在“十一五”規劃綱要中，相應的數據分別是7.5%、5%，而“十五”期間則分別為7%、5%，在“九五”中分別是8%、5%。

速度差長期累積的結果是，當中國GDP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時，人均GDP卻僅居世界第119位。

世界價值觀調查(WVS)的結論是人均GDP和幸福指數之間的相關係數達到了0.7，即統計顯著相關。

與國家級規劃相對應，北京初步確定“十二五”期間，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8%，年均經濟增長指標也是8%；山東將GDP年均增長下調至9%，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上調至10%，並爭取農民收入增幅更高一些；重慶提出截至2015年，“農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城鎮居民收入增長75%”，將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由0.42降到0.35，是將基尼係數納入指標的唯一地區；此外，江蘇提出居民收入實現7年倍增，寧夏提出城鄉居民收入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

並列式結構短語“強省富民”在文件上也悄悄更換了次序，變成“富民強省”，河南、陝西、廣西、浙江等省份都將“富民”前置。

幸福源于對未來的信心

2月27日，溫家寶總理與網友在線交流，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是“幸福的標準是什麼”。讓人們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對未來有信心—這是大國總理心中的標尺。

中國人的幸福觀總是系在未來。五年規劃是為未來描畫藍圖，從1953年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起，“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這句令人振奮的話終於被寫入“十二五”規劃建議。一個甲子，我們應該離幸福更近。更主要的，中國已經走到了非幸福不可的關口。

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認為，我國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大和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分化，使得“帕累托改良”的空間越來越狹小。所謂“帕累托改良”是指在發展和改革進程中，至少部分人受益，而其他人不受損。這也正是中國改革所遵循的基本邏輯：增量改革，不動存量“奶酪”，即所謂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等。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從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階段，是社會結構平衡難度加大的階段。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從工業化中期向後期過渡的關鍵時期，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是發展的新思路。南昌大學教育學院院長苗元江總結說，農業化時代的主題詞是“溫飽”，工業化時代是“富強”，信息化時代是“幸福”。

中國不是坐等被時代推上幸福關口，“幸福與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是一脈相承的。”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肖巍認為。

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是執政黨對單純以GDP來衡量經濟發展在理論和實踐中的反思。人們試圖尋求更為合理的術語和指標，用以反映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

2005年全國兩會上，中科院院士程國棟提交了一份名為《落實以人為本，核算“國民幸福指數”》的提案。

2006年9月，國家統計局擬推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地區創新指數以及社會和諧指數等一些新的統計內容。

近年來，溫家寶總理在多個場合強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

2011年，“幸福”成為地方兩會與全國兩會的高頻詞，並正式進入“十二五”。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我國的經濟發展應該以社會整體幸福度的上升作為目標。”肖巍表示，貫徹“以人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載力、解釋力和表現力的一個詞。

幸福感更重視主觀層面

致力於福祉地理學研究的王聖雲認為，地區之間有經濟發展和人文發展的差距，有較為發達和欠發達之分。“發達地區因為發展水平較高，一般追求主觀福祉，通常可以視為是幸福感等；欠發達地區因為發展水平較低，尤其是一些老少邊窮地區，因為脫貧任務或生存階段，所以通常側重於客觀福祉方面。”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了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一方面中國人的幸福預期被社會進步與經濟發展抬高，也隨著政府的承諾而提升，分母不斷加大；另一方面，如《董事會》雜誌總編佴永松所言：“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物質財富的積累給個人和社會帶來的效用不可能無止境地增加，總會有一個邊界。”

因此，幸福感以民生為基礎，但不應止步于民生。

肖巍認為，幸福感應更重視主觀層面，“從‘兩手抓’的精神文明建設到先進文化教育再到核心價值體系，相對物質文明建設而言，精神文明建設總是弱效或者失效。原因在於這是自上而下的灌輸過程。而幸福、尊嚴等精神層面的東西，需要自下而上自發體會。”

山東大學生活質量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軍也認為，“幸福”的外延中就包括經濟生活質量、政治生活質量、文化生活質量、社會生活質量、生存環境質量等等，在這些領域中尋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應有之意。

幸福被視作中國轉型的切入點，而民生被視作幸福的切入點。在各地的“十二五”樣本中，與民生相關的內容一抓一大把，幸福與民生之間劃了約等號。“這與官員長期注重經濟建設所形成的路徑依賴有關，幸福感的提升其實還與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等等息息相關，幸福感的內涵應更豐富。”肖巍說。

人民的幸福，成為國家更堅定的追求，民眾更鮮明的期待。於是，人們也許就會發現，一些人可能只把幸福當成了時髦的“新話”，一些人可能會把它當成政績標簽，也許也會有人僅關注幸福指數中物化的指標，“被幸福”的情況就可能發生。

當GDP的重負鬆動之時，許多地方主動去找GHP(國民幸福總值)給自己套上，將物化的“幸福指數”與官員政績直接掛鈎，肖巍提醒，要警惕對幸福指數的數字依賴和指標崇拜，對於幸福感的測定，在理論體系尚不成熟和操作手段缺乏科學性的條件下，可能因為邏輯上的缺陷而影響政府、學者對人們生存狀況的評價，進而做出錯誤結論、不當實踐。

幸福，是使人心情舒暢的境遇和生活，是對未來生活意義的價值認同，是對未來生活前景的堅定信念，一切朝著幸福社會的變化，都會給人們帶來莫大的愉悅和幸福。

（劉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