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中的三個“賣國賊”

五四運動中眾口一詞的賣國賊

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是五四運動中眾口一詞的賣國賊。五四當時編的小冊子《青島潮》,甚至說火燒趙家樓時,學生沖進曹汝霖家,發現“曹氏之客廳正中,懸一日皇禦像”(事實上後來很多內地組織的帶有明顯傾向性的回憶中,沒有一個人這樣說,可見並不是真的)。不僅學生這樣看,市民這樣看,連政府內部的相當一部分人士,包括一些有實力的軍閥也這樣看。直系軍閥自不必說,吳佩孚等罵曹、章、陸罵得比學生還厲害,連皖系幹將張敬堯,在運動期間,也打電報要求罷免這三人。安福俱樂部控制的國會,也接二連三提出彈劾曹汝霖、章宗祥的議案,明白說他們是“國賊”。在運動當口上,還有很多人聲言要拿住這三人,連同他們的家人一併殺掉。連擺地攤說相聲的都編了相聲《揣骨相》,指桑槐地罵他們,“沒骨頭,金錢摟足,以外人為護符”。說他們屬於“大賊骨頭”,賣國求榮,明知挨裝聾子,是“現代秦檜”(張壽臣相聲)。在中國近代歷史上,這樣從知識界到底層百姓高度一致,甚至國共兩黨高度一致,萬人唾的人物,大概除了袁世凱,只有汪偽政權的三劍客:汪精衛、陳公博和周佛海。

的確,他們三人是北京政府中的親日派。不僅在皖系當家時如此,此前很長時間,都是如此。日本大隈內閣倒臺,寺內上臺之際,日本方面曾經特意表明要曹汝霖擔任特使訪問日本,重商兩國關係。北京政府隨即通知駐日公使章宗祥,準備派曹汝霖以贈勳為名,出使日本。但是,此議遭到國會方面的激烈反對,國會為此幾乎要炸了窩。最後,北京政府取消原議,改派老資格的官僚熊希齡前去,但為日本方面所拒絕。按西原龜三的說法,日本方面的公開提議中還有徐世昌的名字,但實際上日本方面的真實想法,曹汝霖才是最為合適的人選。而當時急於跟中國改善關係的日本寺內內閣,居然為了一個曹汝霖,如此羞辱中國政府,可見日本方面對曹的看重。當然,國會和輿論對曹任特使之事群起而攻之,也是因為他的親日之名。

三個“賣國賊”早年經歷

曹、章、陸三人,都是19世紀末比較早的留日學生。在中國的留學史上,留日學生的數量最多,多到跟去英美的學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但絕大多數留日的學生,都是學速成的。日本人出於掙錢的目的,專為“清國留學生”辦了許多速成學校,一年就了事,學到什麼,只有天知道。多數人連語言關都沒過,反正當時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學了幾個新名詞,回國就可以唬人了。能進正規的專門學校的,大約占3%或4%,進大學讀本科的,不足l%。曹、章、陸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學的本科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他們見機得早,趕上了好時候。曹汝霖先進早稻田,然後轉到東京私立法學院,1903年按照專門學校令升格為東京法學院大學,1905年改名為中央大學。而章宗祥的經歷簡單一點,是明治大學的畢業生。跟曹汝霖一樣,章宗祥回國後參加特別為留學生準備的“科舉考試”,被賜予進士頭銜,曹汝霖名次還非常高,排名榜眼。陸宗輿也不差,在日本政治家搖籃的早稻田大學畢業,不過回國的留學生考試卻沒考好,只得了舉人頭銜。曹、章、陸三人,由於去得早,日本政府有優待政策,入大學無需考試,而且由於人數很少,“清國留學生”很稀罕,自然很得優待。據曹汝霖說,他來日本最初兩年,留日學生文武都算上,也不過56人。

他們三人,作為留學生而言,其實命運很是不錯,留學趕上優待,不像後來沒有趕上點的留日學生,人數眾多,魚龍混雜,考學艱難,在日本上一個專科,都難上加難。而且生活上飽受日本人的歧視,早期的優待全無。更幸運的是,這三人畢業就趕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缺人之時、用人之際,回來就進入剛組建的以西方為模本的政府機關,春風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職,到清朝覆滅時,曹汝霖已經升任外務部左侍郎,變成部領導了。不像第一批留美幼童,無論學成與否,回國來只能到海軍當兵,從最基層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也不像後來的留學生,人數太多,朝廷裏已經沒有多少位置了,只好往學校擠。他們三人還有一個共同特點是,都在清廷新政時期,被當時的強人袁世凱延攬到自己的夾袋中,跟袁世凱和北洋系結下了很深的關係。同時,作為留學生,他們都是當時政府中開明、年輕而幹練的能臣,曹汝霖曾經受命到宮裏,給西太后和光緒皇帝講過憲法,充任過一回高層政治學習的講師。也曾參與過中日間島問題的交涉,部分地為中國挽回了權利。而章宗祥則參與了新政時期中國法律改革,對於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頗有貢獻。特別的,是他在京師巡警廳負責時,曾經負責審理刺殺攝政王的汪精衛,汪精衛犯了這麼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宗祥是出了很大力氣的。陸宗輿則被徐世昌收入帳下,擔任過東三省鹽稅總辦,一個很肥的肥缺,他將東三省的鹽務,辦得風生水起。陸宗輿還隨同徐世昌出國考察,深受信任。

三人不過是資深職業官僚

沒錯,這三人的確在段祺瑞政府的親日政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曹汝霖自不必說,他不僅因為在段祺瑞討伐張勳復辟時,為段張羅來了非常關鍵的來自日本方面的款項,否則討逆軍很難發動,而且還是日本特使西原龜三和段祺瑞之間至關重要的中間人。在段祺瑞推行親日政策的這段時間裏,曹汝霖不僅擔任交通總長而且兼任財政總長,把北京政府最有錢的兩個部都拿下,勢頭壓倒老交通系,一向號稱財神的梁士詒都在曹面前矮了三分。因此,曹在段祺瑞的皖系集團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只是這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跟日本的關係,依賴于西原借款。

章宗祥作為這一時期的駐日公使,不僅參與西原借款,而且若干為人大為詬病的中日秘密協定,大都出自他之手。涉足最淺的是陸宗輿,也是西原龜三來華最初的接洽人之一,儘管在西原借款籌劃期間,在雙方簽訂備忘錄的時候,西原不無譏諷地回憶道,“陸宗輿害怕將來被誹謗為賣國賊,在戰戰兢兢中署了名。”但是,他還是擔任了借款的產物中日合辦的匯業銀行的董事長。三個經手借款的人,都說此番借款,他們沒有拿回扣。章宗祥甚至說正因為此項借款沒有回扣,他才勉強介入的。事實上也的確如此,三個中方的經手人和日本方面的西原龜三一樣,大體上是乾淨的。比起此前的經手借款的盛宣懷和梁士詒,他們三個,個人品性的確要好一點。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由於五四運動,這三人成了賣國賊,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條”的簽訂時,曹汝霖是外交次長,陸宗輿是駐日公使,所以都有了責任。陶菊隱先生在書寫這段歷史的時候,直斥當時身為中國外交次長的曹汝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代理人”,說他在公府的會議上,“得意忘形地暴露出,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將提出‘二十一條’”,把袁世凱都氣壞了。但在歷史檔案上,這種事是沒有的。曹汝霖也好,陸宗輿也好,沒有證據表明他們跟日本的“二十一條”的陰謀,有什麼關係,或者說對推動中國政府簽訂條約,起過什麼作用。陸宗輿為了緩解中國的壓力,在日本還是做了不少情報工作。有資料說,他在和日本外務省交涉過程中,曾經把一把手槍放在辦公室的抽屜裏,晚上則放在臥室,揚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就飲彈自殺。這種行為,無論是嚇唬人也好,做給國人看也好,畢竟跟賣國扯不上干係。

現在看來,段政府的親日政策,尤其是借外債打內戰,對中國和中國老百姓來說,都是一場災難,而中日間有關膠濟路的換文,還直接給了巴黎和會上英美一個羞辱中國的藉口,直接促成了五四運動。作為具體的操作者,這三位政府中的親日派官員,當然負有責任。但是,他們的行為,是否構成了賣國之罪?如果是的話,我們是否可以從法律上追究他們的叛國之罪?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自晚清以來,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一般都難逃脫賣國的惡諡。處在第一線辦交涉,妥協就等於賣國,但不妥協,又無路可走,只要你經手操作,這種兩難境地,概莫能外。連曾國藩這種在朝中聲望如此高的人,也會因辦理天津教案的中法交涉,而背上名,在羞慚中死去。在近代史上,被罵得最多者,莫過於李鴻章,“李二先生是漢奸”,幾乎成為那個時代朝野的共識。李鴻章最大賣國之舉,莫過於簽訂馬關條約,但是,李鴻章不去簽,別人也得去,別人去簽,肯定不見得比他簽要好一些。縱觀李鴻章在馬關的所作所為,事實上很難找出他有意出賣國家的任何一點蛛絲馬跡來。弱國無外交,在叢林時代,弱肉強食,是個基本的國際慣例。弱國的對外交涉,能夠利用國際法和國際的勢力平衡,為自己國家多少挽回一點權益,讓損失小一點,已經是不錯的了。應該說,從技術上講,曹、章、陸所做的中日交涉,甚至包括引入西原借款,都無非是襲承晚清外交官們一貫的做法,盡可能在字面上摳來摳去,以求減少損失,盡可能用協議和條文,對強暴的對手加以某種約束。但是,他們也許沒有想到,段政府武力統一和親日政策的結合,在大前提上,就已經大錯而特錯了,在錯誤的前提下,沿著錯誤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都只能是錯的。

據曹汝霖家的僕人後來回憶說,五四那天,在學生剛來的時候,其實北京的警察總監吳炳湘也在曹家,看見學生氣勢洶洶,吳炳湘說要加派警察。曹汝霖卻說:“幾個小孩子,就讓他們鬧一鬧吧,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如果屬實,說明曹汝霖對待學生還比較客氣。但是,家被燒了之後,態度有點變化。多年積累的家產被毀,倒也難怪。五四運動曹汝霖家被毀、章宗祥挨打之後,他們三人都有一個表態。曹汝霖是提交了一份辭呈,通篇充滿抱怨之辭,從家產被毀到自家的外交業績,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未收一分錢回扣之事,被後人譏為“‘表功’多於‘自責’,尤注重於經手借款,未收回扣,以矜誇其廉潔無私,殊不知國人所指斥者並不在此也”。陸宗輿好一點,除了抱怨有人“借外交問題,以為傾軋之具”之外,倒是沒有表功,以身體不好為由,自請辭職。其實他跟曹汝霖一樣,把五四學生遊行,看做是某些派系對他們的傾軋。曹汝霖在日後的回憶中,幾乎點名說他們之所以挨整,就是因為林長民的挑唆。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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