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歲的鄧拓,在“文革”之初棄世(上)

姚文元是批判吳的開路先鋒,也是批判鄧拓的主將。

姚文元本床對鄧拓寫的《燕山夜話》頗為贊賞。早在1962年,姚文元曾給上海人民出版社寫過一封信,說准備把自己近三年來寫的雜文、短淪,選其在當前現實意義、思想意義較大的,編一本類似《燕山夜話》那樣的雜文集,並取一個有趣而有意義的名字。姑且不論這件事結果如何,但就這封信而言,我們就可以看出姚文元對鄧拓的態度。張春橋也是如此。當年鄧拓擔任晉察冀日報社社長時,張春橋任報社副總編輯,二人曾共事過一段時間。但這些此時部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所謂“階級立場”。

姚文元在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後》,就開始轉換陣地,積極准備批“三家村”和《燕山夜活》的文章,此時他已是“有身份”的人了,寫文章也不必再如當初那樣偷偷摸摸地幹。經過幾番修改,標題定為《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話〉 〈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勵的文章完成了。文章的大宇本由江青送給毛澤東過目。毛澤東可能覺得標題過於冗長,便寫上“評‘三家村”’四個字,把原先的標題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黑店”刪去。正因如此,江青便說這篇文章經過主席親筆改定。為了使這篇文章再次收到震撼效果,張春橋精心安排了見報時間。時間定為5月10日。一是因為此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召開,二是因為前面已有江青組織撰寫的化名“高炬”的文章作了出場鋪墊。

5月10日,上海懈放日鄉、《文匯報》同時刊載署名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本質》。在這篇洋洋兩萬言的文章中,姚文元給“三家村”扣上了數條罪名:第一條說“三家村”執行的是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的路線”。姚文一開頭就認定“三家村”是“鄧拓、廖沫沙、吳合股開辦的一個黑店”,長期以來,他們把《前線》、《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發表了“大量十分惡毒地誣蔑黨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攻擊總路線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言論”,”充當了反動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的喉舌”;“三家村”所貫穿的這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是同《海瑞罵皇帝》、《海瑞罷官》一脈相承的。第二條說“三家村”發表的各種言論,是“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指揮的向黨進攻”。其中“吳是一位急先鋒,廖沫沙緊緊跟上,而三將之中真正的‘主將’,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櫃和總管,則是鄧拓”。第三條, “三家村”活動的目的是“配合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 “支持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以“顛覆黨的領導,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第四條, “三家村”在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搞“資本主義復辟”。姚文元指出:對“三家村”的贊賞者和追隨者、指使人和支持人,都要一一挖出,徹底批判,統統打倒。最後,文章氣勢洶洶地寫道:“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凡是阻礙社會主義革命前進的,凡是同中國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敵對的,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麼有名,多麼有地位,是受到什麼人指使,受到什麼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部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

當天下午,五百份刊登姚文的《文匯報》由上海空運抵京。一輛小轎車已等候在機場。轉眼之間,便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散發,與會者人手一份,全國報紙也奉命轉載這篇長文。

在這段日子裏,鄧拓一直在極度抑鬱和沉默中度過,鄧拓在家度日如年。

5月16日,全國各報轉載了戚本禹發表在《紅旗》雜志第七期上的文章: 《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文章從4月16日《北京日報》批判“三家村”的材料說起,指責《前線》《北京日報》對吳“假揭露、真支持,假批判、真包庇,假鬥爭、真保護”,“把一些人人皆知的事情,當做重要秘密來介紹,而對於吳忠實繼承胡適衣缽、甘心充當美國洋奴,為國民黨反動派出謀獻策的種種罪惡活動卻連一個字都不旨提”。對于鄧拓,戚本禹不僅指責鄧拓是“‘三家村’反黨小集團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還污蔑他是叛徒。文章寫道: “鄧拓是一個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在抗日戰爭時期又混進黨內。他偽裝積極,騙取黨和人民的信任,擔任了人民日報的重要職務,他經常利用自己的職權,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推行和宣傳他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資產階級右派方面一個搖羽毛扇的人物。”至此,對鄧拓的批判達到了信口誣陷的程度。

鄧拓讀過戚本禹的文章後,禁不住拍案而起,繞室徘徊。但走了幾圈後,終於頹然坐下。丁一嵐上午在單位看到報上那篇文章,一回到家,就急切地問鄧拓: “這是怎麼回事?”“純粹是誣陷!”鄧拓憤憤地說: “我兩次被捕的情況,抗戰初期就在太原向黃敬同志講了,被捕以後,我的組織聯系人和我領導的支部都沒有受到牽連和破壞。我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黨的事!這是組織上早就調查清楚,做了結論,寫在檔案上的嘛!”沉默好久,鄧拓又嘆氣道:“也許這是中央重新給我做了政治結論。”

在這一天,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陳伯達起草、毛澤東做了八次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由於《通知》是5月16日通過的,人們習慣上稱為《五‧一六通知》。毛澤東在修改時加了幾段特別尖銳的也是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帶指針性的話,其中最為醒目的是下麵這段話: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車傘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以這個《通知》為標志。一場波及全國各個地區、各個領域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了,

在戚本禹發表那篇《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瑯的同一天,即5月16日,北京市委派人通知鄧拓在家停職反省,並停發給他的各類文件。來人走時說,我看你也不用這些東西了。這件事給鄧拓很大刺激。

5月17日,丁一嵐下班回家,見鄧拓正在伏案疾書。她輕輕走近書桌旁,扭亮了台燈。鄧拓放下筆,搓了搓手,仰靠在椅背上,顯得很疲倦的樣子。過一會兒,鄧拓悲涼地說: “看你今天一天都沒有回來,我有好多話要對你說。”丁一嵐用眼睛示意鄧拓,到書房過道去說話,這是為了防止家中的警衛監督。在發暗的過道裏,丁一嵐禁不住抱著鄧拓的肩頭,哭了起來。“一嵐,”鄧拓安慰地拍拍她的手,緩緩地開口: “我又想了好久,你和孩子們還是同我先分開一段時期的好。家裏有姐姐照顧我,不要緊。這樣對大家都好。”在實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丁一嵐只好無可奈何地說: “好吧,我帶孩子們先避開一陣,”鄧拓又說: ”最好明天就走!”丁一嵐答應下來,並說等問題解決了就和孩子們回來。鄧拓淒然一笑:“你太傻了!”二十年後,丁一嵐仍因當時沒有聽出這句話的分量而責怪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