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晚年的病痛、勞累與孤獨

在公開報道中,晚年宋慶齡以端莊的政治家形象示人,始終是微笑、淡定、沉穩而優雅的姿態。而鮮為人知的是,晚年宋慶齡還是一個身患重病的寂寞老人,身邊沒有一位至親陪伴,她的病痛、勞累、窘迫和孤獨都被歷史湮沒

“我的遺囑1975-2-18。

萬一我遭遇不測,我決定將我北京寓所以及上海淮海路1843號寓所的所有藏書送予恩斯特‧鄧(鄧廣殷同志),以回報他對我的所有善意。”落款是宋慶齡,北京。

這是宋慶齡生前所立的遺囑之一,其原件至今仍秘存幹瑞士銀行,而宋慶齡藏書是其私人財產中最珍貴也是最有價值的部分。

2010年5月20口,鄧廣殷攜子女專程來到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參加“鄧廣殷及家人藏宋慶齡書信刊佈贈閱暨展覽”開幕式,該展覽首次展出了宋慶齡從1970年至1980年分別寫給鄧廣殷及其妻女的英文親筆書信共197封,“宋慶齡遺囑”內容也首次公開展示。

晚年宋慶齡仍是一個謎,即使此次宋慶齡與鄧廣殷的往來書信已經公開展覽,但根據信件全部內容所出版的書籍仍只做內部發行,僅供專家研究使用。

最後一次上海之行

“雖然我是來上海休息的。但我發現自己正忙於查找舊的資料和文件。並不感到愉快。由於查找資料需要來回走動,我的腳腫了。背部也感到疼痛。我原來打算在此度過三個月,但我已經收到要我不久即返回的請求,因為有幾位希望見到我的外國訪問者即將來北京。”宋慶齡在信中對自己的表弟倪吉士這樣寫道。

這是1979年1月31日,宋慶齡在上海寓所處理公務後的閑暇時光裏,給一些親朋寫信。多年以來,她一直將上海看作是自己的家。而她並不知道,這將是自己最後一次回到家中。

1979年的中國正艱難地從文革的陰影中挪出腳步。那一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建議兩岸盡快實現通航通郵。在時代急劇變化的當口,文革中飽受折磨的宋慶齡也開始沉靜下來療養身心。北京天氣乾燥,宋慶齡皮膚病嚴重,不得不回到上海。在她心目中,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家”。

1978年12月30日上午,中央派出的專機將宋慶齡從北京送往上海,回到她位於淮海中路的家中。對於86歲、身患重病的宋慶齡來說,這一次回到上海,並非只是單純休養生息,更重要的,她開始整理一些重要資料和私人信函。

這是“四人幫”倒臺後,宋慶齡首次回到上海過新年。她在給柳亞子長女柳無非的信中寫道,“兩年沒回上海,我的東西全弄得亂糟糟,這是修繕房屋所致,找東西很困難。”在這樣的情形下,宋慶齡親自翻找出多年來的信件,除小部分外,其餘均全部銷毀。這些信件涉及舊A1日事,旁人不便參與。彼時,宋慶齡的警衛秘書杜述周和秘書張玨均因事休假,只有保姆阿姨鐘興寶和顧金鳳協助搬運書信。現居住在上海的顧金鳳回憶,“當時我們就是在生活上、飲食上幫助,其他工作上的事情,我是不能插手的。”

除去銷毀舊時信件之外,宋慶齡將多年來的舊物廣一變賣。宋慶齡研究者《宋慶齡年譜長編》的作者尚明軒說,“宋慶齡的工資是579塊5角,是最高的一級工資。但是她交際很廣,又搞福利事業。又一直公私分明,所以沒什麼錢。”

旱在文革期間,宋慶齡的部分私人物品,在“破四舊”和抄家的風浪威脅之下,已做了處理。根據尚明軒的記述,文革期間,宋慶齡曾經兩次支開身邊工作人員,獨自一人親手燒毀了不少信件及材料。而到了晚年,宋慶齡曾感嘆:“我的手提包、鞋子和衣料都沒有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燒掉了所有的東西,我把它們都送進火爐了。”

五份遺囑

回到北京之後.宋慶齡立即又陷入了各種會見和活動之中。白血病、皮膚病一直折磨著年過八旬的宋慶齡。她自己曾在私信中透露,“全身蕁麻疹發作,眼睛都腫了”,她甚至無法陪同客人到花園散步。

在病中忙於會見中外賓客的同時,宋慶齡更為掛念保姆李燕娥的病情。李燕娥從16歲起就跟隨在宋身邊,一直陪伴其53年。宋慶齡最後一次回到上海時,曾有規定,除李燕娥之外,任何人不准進入自己的臥室。

宋慶齡在給愛潑斯坦的信中寫到,“近日來我為李姐(我50多年的伴侶和管家)病重而極感心煩意亂。她不僅是我的助手,更勝過我的親人……”一向鎮定的宋慶齡,在保姆的病痛面前毫無掩飾地暴露了脆弱。

李燕娥病逝之後,宋慶齡曾與鄒韜奮夫人,也是其生前摯友沈粹縝商談李燕娥墓地事宜。根據沈粹縝回憶,“(宋慶齡)說記得宋氏墓地有八穴地……李姐的骨灰葬在左邊,平行的右邊是我的……”

宋慶齡的身體一直未能恢復起來,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病逝於北京,其為數不多的遺產分贈友人及身邊工作人員。

“宋慶齡的遺產主要是書。”尚明軒說,“她把所有的書都留給鄧廣殷了。”除此之外,宋慶齡在不同時期,因修改等原因,一共留下了5份遺囑處理身後遺產,其中一份遺囑說:“我媽媽送給我的黃金飾品是不能分的,是紀念品。”

田為寫作《宋慶齡年譜長編》。宋慶齡晚年時在其身邊的工作人員,曾聚集到尚明軒家中開會,向尚明軒回憶過當時的情景。“除了遺囑之外,還有三本日記,英文的。”尚明軒告訴記者,“他們說,當時廖承志一翻,說這個誰都不能看,屬於絕密的,我要交中央,就帶走了。”但兩年後,廖承志突然病逝。此後,尚明軒曾多方查找日記去向,一直未果。

除書籍、文件以外,宋慶齡遺留的錢物分贈十人,受贈者大多為宋慶齡身邊的工作人員,金額多則一萬,少則五百,尚明軒說,遺款總額“加起來不過兩三萬塊錢”。獲得贈款的人包括已故警衛員隋學芳的兩個女兒,她們從童年起就住在宋慶齡家中。宋慶齡指定的傳記作者愛潑斯坦稱之為由宋慶齡撫養大的“兩個女孩子”。不過,宋慶齡的秘書張鈺曾鄭重聲明她們並不是宋慶齡“法律意義上的養女”。愛潑斯坦曾在書中記述,女孩長大後,“滋長出一種自以為高人一等並且應當享有特權的意識。這種情況在許多‘高級幹部’子弟身上也有”。宋慶齡也為此苦惱,她的一個朋友曾責怪她沒有把女孩教育好,但她們依然是其遺產的重要受益人。

至今,有關宋慶齡晚年生活細節的公開資料極其稀少。宋慶齡二生謹慎,她一直保持著做地下工作的習慣,寫給朋友的信末尾會注明看後銷毀。尚明軒在《宋慶齡的後半生》裏記述:“秘書張鈺就在她的對門,兩人的房間只隔著樓道,但是她要張鈺做什麼,都是用英文寫字條說明,張鈺也用字條回復,兩人的字條相互插到對方的門縫裏。張鈺說,夫人寫給她的字條都要交回去,再由夫人親手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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