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的政策期待

理性確定經濟增速

山東經濟學院教授李新運承擔完成了國家發改委“十二五”規劃前期重大問題研究課題——《我國“十二五”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定量測算》。他說,經濟增長速度是“十二五”規劃的核心指標,但確定“十二五”經濟增速,“需要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可行性、趨勢性、必要性等方面進行分析。”

“經濟增長的連續性保證了合理增速。”李新運分析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GDP平均增速為9.8%。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十一五”前4年我國GDP平均增長10.7%。雖然2008年和2009年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但隨著國家4萬億元投資和擴大內需政策效應的顯現,2010年GDP增速會有明顯回升。他的分析結論是,“十二五”期間我國GDP年均增速確定為9%左右較為合適。

“能源環境的可承受力決定我國在‘十二五’期間應適度控制經濟增速。”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主任何建坤分析說,近年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我國能源消耗總量不斷增加,目前我國每年30億噸原煤的開採量,已達到開採極限。按照8%的適度經濟增長速度,到2020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耗量將達到60億噸標準煤。如果保持10%以上經濟增速,資源和環境的代價都太大,“建議‘十二五’年均經濟增速控制在8%左右。”

不過,保持就業穩定對經濟增速也提出了客觀要求。我國現階段社會事業的發展、擴大就業、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需要一定的GDP增速做基礎,而就業問題事關民生之本和社會穩定。據專家測算,目前我國每年新增就業人口超過1000萬,只有經濟增速達到8%左右,全年通過經濟增長才能提供如此大量的新增就業崗位。

無論從什麼角度分析,受訪專家都表示,“十二五”規劃應當理性對待增長速度。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認為,當前阻礙科學發展的最大障礙是地方政府根深蒂固的“GDP情結”,“國家規劃目標幾乎成為各省市增長目標的底線。”他舉例,“十一五”規劃各地區制定的GDP增長率平均值為10.1%,大大超出全國GDP增長率7.5%,而且層層加碼,地市級平均值達到13.1%,縣級平均值達到14.2%。“十一五”規劃中期評估表明,地方經濟發展仍是“GDP掛帥”的思路。

因此,胡鞍鋼強調,“‘十二五’規劃制定經濟增速目標,應吸取前幾個五年規劃的經驗和教訓,防止掉入‘低質量高增長模式’,即片面追求GDP規模擴張、數量驅動,盲目攀比高指標、高速度,而忽視提高增長質量和降低發展成本,導致經濟結構調整滯後,投資消費比例失衡,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壓力加大,宏觀經濟大起大落。”

“在轉變產業結構方面,應把發展現代服務業放在更為優先的位置。”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常修澤告訴本刊記者,2009年我國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2.6%,與發達國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服務業所占比重偏低。與此同時,應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主要著力點,通過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建議採取有效措施,“十二五”期間把居民消費率從目前的35%提高到50%。

“這就要求,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梅松、山東省社科院研究員魯仁等專家認為,“十二五”期間,我國應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提升高技術產業,大力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海洋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走低消耗、低排放、高附加值、高效率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加強結構調整指標執行

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回顧道,“十一五”規劃中的主要經濟結構指標有4個,分別為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和城鎮化率,都是預期性指標。

他具體分析說,服務業增加值比重的預期目標為43.3%,但到2009年只達到42.6%,和2005年相比增加了2.3%,慢於每年增長0.6%的預期;2008年的服務業就業比重雖然比2005年提高2%,但在餘下的兩年裏再提高2%仍有一定難度;2009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比2005年提高0.32%,達到1.62%,比預期目標仍然低0.38%,如果按照過去4年的速度增加這一方面的支出,到2010年很難完成預期目標,這說明和GDP總量的擴張相比,在科技進步方面的投入仍然相對偏少和緩慢。此外,“十一五”規劃所提出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重達到4%的目標也難以實現,2008年這一比重僅達到3.48%。

胡鞍鋼認為,從定量評估的角度看,反映經濟結構類的指標很難如期完成,這表明中國已經持續兩個“五年規劃”沒有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可以說,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仍具有路徑依賴的習慣作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向傳統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老路回歸。”

“從2000年到2009年,我國工業增加值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1.1%,整個經濟增長是由工業主導、工業帶動的。”受訪專家分析指出,重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從1998年的50.8%提高至2008年的70.8%,甚至高於計劃經濟時代的最高水平。從各地情況看,除了北京等少數地區之外,幾乎全國各地都在推行“工業強省”、“工業強市”、“工業強縣”,甚至是“工業強鎮”的主導戰略,“這是典型的GDP掛帥、投資掛帥的傳統增長模式。”

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楊偉民告訴本刊記者,2009年我國GDP重新核算總量增加了5000億元,多數來自服務業,也許到明年這個時候才能知道服務業指標最終能否實現。但即使實現“十一五”規劃目標,我國服務業相對製造業的規模也是明顯落後。我國經濟總量占全球的8.5%;製造業占全球製造業規模的16%左右,為全球第二。但服務業占比和發展水平只相當於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強化減排指標

國家統計局近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十一五”規劃前4年,全國單位GDP能耗降幅達15.69%。據測算,2006年至2009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13.14%,化學需氧量排放量下降9.66%,兩項減排目標分別提前超額完成和完成在望。

何建坤說,雖然與“十一五”規劃確定的單位GDP能耗下降20%的預期目標相比,目前實現的節能目標還有不小差距,要求今年必須下降5%,難度很大。但預計到今年底,單位GDP能耗降低20%的目標還是能夠基本實現。

楊偉民認為,“單位GDP能耗取決於分子和分母的相對關係,雖然我國單位GDP能耗逐漸下降,但能源消耗總量的增長速度太快,按這個速度下去,國內自有資源和國外進口資源都是不夠用的。”

因此,在他看來,僅靠降低單位GDP能耗是不夠的,還應從能源消耗總量來進行控制。同時,可考慮將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能源消耗兩個約束性指標納入“十二五”規劃,促進由“高碳增長”向“低碳增長”轉變。

傾力補足社會建設“短板”

專家普遍認為,被置於“十一五”規劃重要位置的民生和社會建設,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與高速增長的經濟目標相比,社會建設仍顯薄弱。和超額完成的經濟增長類指標相比,反映經濟結構類的指標進展較慢,要達到預期目標有一定困難,同時社會建設的力度和效果尚顯不足。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社會學家陸學藝教授認為,“當今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經是工業化中期階段,社會結構卻還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可以說,社會建設比經濟建設滯後了15年。”以社會階層結構為例,工業化中期階段,中產階層應該達到40%以上。而2008年中國只有23%,離現代化國家應有的“橄欖型”社會結構還有很大距離。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丁元竹為本刊記者講述了一件事:他前不久受邀參加了一個地方“十二五”規劃編制研討會,發現參與者基本都是經濟部門,大家熱衷討論的也都是經濟增長,“在一些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指標中,民生保障和改善類指標只占到20%左右。有限的民生指標還存在重保障面輕保障水平、重人均水平輕社會公平等問題。”

(劉雅鳴 王志等/文)